刘雨霖照片 刘雨霖 特别敏感柔软的 把它接住
2014年初的一天,纽约正飘着大雪,即将从纽约大学导演专业毕业的刘雨霖,在她不足30平方米的小公寓里,来来回回踱着步。她想将父亲刘震云的小说《一句顶一万句》拍成电影,这事琢磨了有小半年,小说也反反复复看了好几遍,但接通父亲电话时,仍是恐惧占了上风,“因为我害怕刘老师不同意。”
公开场合里,刘雨霖称父亲为“刘老师”,恭恭敬敬地为父女关系划出了一道边界。倔,干脆,寡言少语,讨厌啰嗦,作为女儿,刘雨霖太了解日常生活中的刘震云。
“你必须要讲出你的道理,为什么要拍这个片子,你和其他导演的不同之处。”她知道父亲接受合作的前提是,“什么事情你要想得非常明白,咱才开始做。”
那通电话,刘雨霖噼里啪啦说了有25分钟,刘震云不时嗯嗯两声作为回应。父亲不多说话,她心里反而有了底。
刘雨霖觉得是她说的这两点打动了父亲:一是,她日后想做的每一个电影都要见不到导演的痕迹,见不到演员的表演;二是,她没办法把原著里的100来个人物都拍到电影里去,只想选择《回延津记》里牛爱国和牛爱香姐弟俩(原著从民国讲到现代,分上部《出延津记》和下部《回延津记》),一个离婚,一个结婚,都是为了寻找能说得上一句话的人。
最后刘震云说好吧,她知道这个事成了。
刘震云评价女儿的思路是,“找对了方向,事情就迎刃而解了,那接着她就拍呗。”他并不轻易将作品交予他人,“中国的好导演真少。我一看这导演是傻逼,我就不跟他啰嗦了。”
这是一个听起来“公私分明”的开始。刘雨霖早就习惯了与父亲的这种相处之道,有事儿说事儿,所有的事儿都是讲道理,撒泼或撒娇向来无效。
在刘雨霖与《人物》记者聊到撒娇时,刘震云正好走过来商量俩人参加某电影节走红毯的细节。“刘老师,我跟你撒过娇吗?”刘雨霖仰起脸,甜丝丝地问。刘震云回了五个字,“少他妈啰嗦。”
刘震云嫌啰嗦。刘雨霖四五岁时,父女俩合作创作了一首歌,歌名叫《我不喜欢你》。她至今仍会唱,“我不喜欢你,你也不喜欢我,我们两个谁也不喜欢谁”。
“井水不犯河水。”刘雨霖总结。
母亲郭建梅和她有过这么一次对话—
“妞妞,你能进入到你爸的内心世界里吗?”
“妈,我太差了,我进不到。”
不过,郭建梅的感受是,之前,她,刘雨霖,刘震云,是三股道上的车。现在,因为电影,女儿和丈夫离得更近了,她自己是一股,他俩合成了另一股道。
郭建梅形容,电影筹备期间,父女两个在屋里关着门咕咕唧唧。她屡次听到,有时候俩人会吵起来,争论的声音很大。
紧张感一直贯穿到开机前。这是刘雨霖第一次执导电影长篇,父亲担当编剧,且剧组里80%工作人员的年龄都长于她。“哟,那作为导演在这儿,大家信不信任我,愿不愿意把我当做导演,这是我一开始心里特别忐忑的,绝对是的。”
对抗这种对未知的恐惧,她采取的方法是下笨功夫。她有一个特别厚的导演笔记,A4的纸,每一页2/3的篇幅是剧本,剩下1/3的空白边栏,她密密麻麻地写,这场戏该准备什么道具,美术怎么布置,服装什么样,人物关系什么样。她还会随身携带一个本子,每天去哪儿、要干什么都写得一清二楚,一天下来最爽的时刻就是“咵咵咵”把所有干完了的事全给打上勾。
这种好记性不如烂笔头的习惯,似乎和父亲如出一辙。纸和笔,是刘震云只要出门就会跟着的东西,刘雨霖说,“他的作品是从哪儿出来,都是那一摞纸,你会发现他在电脑面前,都是把那纸铺一摞,每一个他划了,就把那纸放在其他地方了。”
选择的演员也没有一个是眼下当红的小鲜肉。毛孩、刘蓓、范伟、李倩……刘雨霖形容他们都是肯花笨功夫的演员。“我没有那种能力,能跟一个演员合作,他同时跟着好几个戏,来,导演,我跟你说,档期就给你15天的时间,你必须拍完。”
拍摄周期是两个月,毛孩主动多签了一个月,用来体验生活。他的角色是个退伍军人,开了个修鞋铺。剧组在北京天桥边给他找了个铺子,他跟着学了一个月。毛孩记得,临开拍前一周,由刘雨霖和刘震云带着,所有主创演员在一起围读剧本,剧本通读了3天,从解读角色,到分析关系,任何明白和不明白的,都可以摊在桌面上聊。摄影指导也在,连每个镜头怎么拍都过了一遍。这是毛孩在其它剧组所没经历过的。
“这个世界上不存在才华,也不存在天赋,都是把事情一遍遍重复做,下笨功夫,得来的成绩。”一位负责电影宣传的工作人员说,这是父女俩经常挂在嘴边的话。
经历了一年多的筹备后,2015年10月31号正式开拍。摄影机转起来,刘雨霖的忐忑才荡然无存了。
准确和克制
“拍戏时导演喊刘老师,刘老师喊刘导演,但是私下里,我们都喊老刘老师和小刘老师。”演员毛孩说。
在河南的片场,小刘和老刘分工明晰。拍摄时是冬天,刘震云每天都在,从头跟到尾。有一次,郭建梅去探班,见刘震云在那儿烤火,就搡着丈夫说,你怎么不去帮帮她,她没经验,一小孩,啥也不懂。刘震云回,拍出来成功就成功,不成功也是她,她慢慢就会成熟,如果我帮她,她就不知道将来哪个地方需要改进。
但一旦涉及台词的部分,刘震云就绝不含糊。演员李倩记得,念台词时若是多了一个语气词,了或呢,刘震云会立刻端着剧本过来,“倩,你看你多了这两个字。”他会再念一遍做对比,这句话原本写了什么,多了之后会表达成什么。“刘老师的严谨,让我们发现了文字的力量,加一个少一个真的很大变化。”
一个字不能多,一个字不能少,一个字不能错,成了演员中流行的一句话。没人敢改台词,唯一可以念错台词的是8岁的小演员李诺诺。“我们说诺诺是剧组里最大的腕……那个时候情绪表达是最重要的,超过台词了。”剧组副导演赵佳伊说。
这种对准确和克制的追求,也完美复制到刘雨霖身上。
有一场戏,李倩怎么都过不去,她饰演一个婚内出轨的女人,她觉得在这场戏里,应该多表现出一些愧疚和对不起。刘雨霖一直坚持说不要,从各个角度去说服李倩不要流露过多。俩人在这场戏上,僵持了有一两个钟头。
李倩终究是被刘雨霖说服了,“她已经想得非常清晰了,才确定走的这个方向。”
还有一场戏,毛孩和刘蓓哭得稀里哗啦,刘蓓更是哽咽得无法正常发声了。坐在监视器前的刘雨霖,眼泪也是噼里啪啦往下掉,但擦完眼泪,转脸就跟演员说,必须把眼泪往回收。“其实我觉得在掌控表演上,是要有所保留的,表达悲伤和深入的情感的时候,拿捏在中间刚刚好。”刘雨霖说。
尽管偶有争执—郭建梅知道有一次,拍片时,因为一个问题,父女俩意见相左,结果刘雨霖并没接纳父亲的意见,刘震云挺生气,女儿就跟父亲说,我是导演,“对,妞妞也挺固执,这点是像她爸。”—但大部分时候,父女俩呈现出来的,是一种血浓于水的默契。
9月份,在西安的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上,《一句顶一万句》被定为开幕影片。开幕式上,刘雨霖和刘震云来了一段被主持人赞为“相声表演”的串场。李倩认为,这来自于和谐的关系和良性的沟通。她注意到,开幕仪式前的后台,大家都在休息,只有刘雨霖说了句,刘老师咱俩对对台本。
恐怕再没有导演和编剧有如此密切的沟通,李倩说,“没有隔阂,没有距离……我就觉得,就一定会赢。”
接地气
看电影《一句顶一万句》时,高晓松感动得哭了。提前看了片,是因为刘震云邀请他给电影写个主题曲。高晓松形容这部电影为“特别普通人民的那种东西”,而他又属于“那种很不接地气的人,对这个东西摸不着”,他跟刘震云赔了个罪,说实在是写不了。
高晓松挺惊诧,刘雨霖那么年轻,也没吃过什么苦,在国外还待了很多年,竟能导出“那样贴近普通人民的非常细腻的戏”。
但对刘雨霖来说,父亲笔下的人物她并不陌生。
从小她就愿意跟父亲一起,一人啃根冰棍,傍晚了在哪儿一坐,开始观察来来往往的人的生活。他们老去菜市场的一个修鞋大叔那儿,别人家修拉锁两块钱,这大叔收4块,别人家修的拉锁管3个月,他修的能撑3年。工作时,他戴一个套袖和手套,将摊铺打理得干干净净。她将这个印象,用在了剧中人牛爱国身上,同样是修鞋匠,同样干净齐整,享有绝对的职业尊严。
“这些人是我们生活中应该被关注的人,或者是他们生活什么样,被我们忽略了。”刘雨霖强调她对普通人情感的情结。
9月15日中秋节晚饭,郭建梅张罗了一桌大闸蟹,热了一壶放了姜丝的黄酒。酒酣饭饱,爷俩聊起来前一天各自的所见所闻。刘震云说他在一条胡同里溜达,路过一个公共厕所,厕所二层有一家人自己搭了个小屋,在上面欢声笑语地吃饭。刘雨霖“就特别敏感柔软的,把这个给接住了”。她接茬说碰到的一个出租车司机,嗓门特别大,兴高采烈跟她讲,老伴晚上包饺子,收工后他要去买五仁的月饼,稻香村的。
捕捉“动人的moment”,被刘雨霖形容为身体里敏感的一部分,也是情商之一,“可能还是从小在刘老师身边长大,这方面开发得(多)。”
她不止一次阐述对被忽略的普通人情感的理解,“这些渴望和情感,其惊心动魄的程度,不亚于战争。”这几乎跟父亲的写作本意一脉相承。写完《一句顶一万句》后的一场研讨会上,刘震云表达了他对写作的选择,内心的洪流比历史的洪流更重要。
在郭建梅的描述中,“妞妞是什么都接触了,最高的她也接触了,最下层她也见过”。妞妞是刘雨霖的小名。跟着刘震云,她去过陈道明家、葛优家、冯小刚家,有时候,冯小刚和王朔会带着各自的女儿和刘震云父女一起聚,刘雨霖给这类局起了名叫“女儿局”。
但另一方面,与父亲回河南老家住一住,或跟着公益律师的母亲办案子跑“老少边穷”—为每天两毛盐钱而发愁的家庭,怀胎九月也要去田间干活的女人,坠着因生育导致脱垂子宫还照顾着孩子的产妇……刘雨霖都见到过。“她看到那些人会掉泪,会难过。”郭建梅说,“说她偏向于哪儿,我觉得还是比较朴素。”
刘雨霖还用手持摄像机拍下了她所接触的家暴案例之一,一个农村妇女怀孕了,因此拒绝了丈夫过夫妻生活的要求,“夏红玉(音)那个眼睛,她老公咔碴就拿改锥给她剜掉了……眼珠子掉地上的声音都能听得到。”在郭建梅的描述中,这个故事残忍而血淋淋。刘雨霖则用镜头捕捉到这些之外的一丝暖,小男孩飞飞(音)伸手为失去一只眼睛的母亲擦眼泪。她将拍摄下来的素材剪辑成了一个23分钟的纪录片,取名为《眼睛》。
当头棒喝
1987年出生在北京的刘雨霖,16岁以前都在农民日报社的家属院里度过。
她形容自己的成长过程,一直是散养。小时候,当其他孩子被陆陆续续喊回家,她永远是院子里玩到最后的那个。刘震云对她的教育思路是,为什么要把这道题做对,是因为能省出更多的时间去玩儿,去干别的你喜欢干的事情。
刘家的朋友张晴记得,有一次她在红领巾公园散步,一片树丛中,她听见一个小姑娘在那儿喊,“刘震云拿纸来,刘震云拿纸来。”后来她才发现,小姑娘就是大概五六岁的刘雨霖,雪糕吃了一身。她当时就挺震惊,那么小的孩子,对父亲直呼其名,而刘震云还欣然接受的样子。
刘雨霖是视父亲刘震云为精神榜样的。住农民日报社宿舍时,每天早上或晚上,父女俩就手拉手,或女儿挎着父亲的胳膊,边走边聊。对一些问题的看法的交流,一直就没断过。郭建梅评价刘震云,“真是一个好爸爸。”他并不在乎女儿的学习成绩,但会要求女儿,一要大气,二要有修养,“不要疯疯癫癫,俗了吧叽。”
这份来自家庭的宽松,让她得以在读到传媒大学播音主持专业的大二下学期时,自由地随兴趣从主持转向电影。郭建梅回忆,“他们的老师就跟刘震云谈话,刘雨霖啊可是开始退步了,也不练声,开始天天抱着电影的书看。”
这份自由也并非毫无底线。“她对我是一种亲,温暖,她对她爸爸有一种敬畏。她爸真急起来,妞妞是绝对万万不敢吱声的。”郭建梅说,“他(刘震云)有时候脾气挺大,遇到一些事情,固执、认真、守原则、有底线,绝对不能越过这个雷池,越过雷池,他能大发雷霆。”
在郭建梅的记忆中,从小到大,刘雨霖挨过父亲两次打。
一次是,“妞妞有一段,考试可能没考好,就有点自暴自弃。有一次跟一帮朋友到很晚还没回来,11点多还没回家。她爸回来你知道一个巴掌就打到她脸上,指头印两三天没下去。我当时就跟她爸吵,我说你手那么厉害,你能那么打孩子吗?”
还有一次,“因为一件事儿妞妞没做好,他要求相当高,必须一次性做好,一次性做不好就不行。刘震云拿一个扇子,‘咵就抽到这儿,当时就出血了,一条印啊。”
现在,刘雨霖养成了习惯,一次性把要事情做好。这在郭建梅看来,似乎有点矫枉过正了,“做不好她不能原谅自己,就像强迫症一样,我说妞妞你不要那么紧张,反正你还不到30岁,你不一定要求那么的完美。”
2008年,当刘雨霖将兴趣转向电影,并决心考入美国顶级的电影学院读研后,她边按排名申请了最棒的11所高校,边进入了一种“魔怔”般的备考托福的状态。每天披头散发蓬头垢面,胳膊和手背上写满了英文单词,一边洗脸刷牙,一边能看到洗漱台镜子旁贴着的各种例句和英文单词。直到读书读得眼睛看什么都重了影,把刘震云都吓得够呛。“因为我还是那个极致的想法,如果做这件事情,我绝对要一次性考到100分以上。”
“她的定力,以及执着劲儿,这一点特别像她爸。”郭建梅说。
最终,刘雨霖拿到了10所高校的offer,并通过面试,如愿以偿进入纽约大学大名鼎鼎的Tisch艺术学院,成了李安的师妹。她的推荐信也正是由李安亲笔写的。2008年的威尼斯电影节,刘雨霖和李安见了面,俩人吃了一顿午饭,聊了两三个小时。李安的一句话让刘雨霖印象深刻,“他跟我说,做电影啊,其实我特别简单,就是朝着一个靶子不断地打,不断地打。”
不过,对于女儿的成绩,刘震云从不表扬。接到纽约大学录取电话后,刘雨霖第一时间打给了父亲,她记得刘震云听了以后,安静了3秒钟,特别冷静地跟她说,哦,我这正忙呢,还开会呢,回家再说吧。“咣当”就把电话挂了。
对于女儿的困境,刘震云同样是保持着一种不慌不忙的钝感。初入纽约大学,刘雨霖遭遇到了强烈的文化冲击,同辈压力、语言磨合、课业负担……一块纷至沓来,这让刘雨霖感觉一切都不在她掌控中了。孤独和抑郁,让她觉得自己快坚持不下去了。
先是郭建梅接到了刘雨霖的纽约来电。当时她正在韩国开会,一听女儿的哽咽声就觉得有问题了。因为马上就轮到她发言,她赶紧给刘震云打电话,让他去电话安慰女儿。结果,刘震云说,打什么呀,让她自己去面对。
3天后,父女俩才通了电话,还是刘雨霖主动给刘震云打的,说到自己状态特别不好、不知道该怎么办时,刘震云劈头盖脸把她骂了一顿。
“他说刘雨霖,当时你想要去美国,是不是你自己的选择,我说是,他说你要选择学电影,是不是你的选择,我说是。他说如果你这两个问题都Say yes的话,明天面临你的就两个解决办法,一,背着书包回到课堂,二,拿着行李回国。
他说我和你妈不可能去美国陪你一起哭,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一定要自己解决。”听了这些话,刘雨霖形容自己一下就愣住了,末了,她记得父亲说了句,“我再送你一句话,好儿女,志在四方。”说完,“啪”一声挂了电话。
这顿当头棒喝,竟将刘雨霖“从那个抑郁倾向的状态里一下解救了”。
刘雨霖将父亲的这种既不表扬也很少抚慰的“不当一回事”理解为,“从小到大我从来没有见他情绪大起大落过。特别沮丧是1,特别高兴是10,你发现他情绪永远在4和6之间。”这让她学习到,“困难也好,成功也好,都是暂时性的。如果眼光看更长远,都没什么。”
作为导演,刘雨霖几乎不在片场发火,展现出来的是稳稳的、掌控全场的能量。
“她每一句话都是温温柔柔地说出来,但就那么不可抗。”毛孩回忆,有一次,出了件把部门长都气炸了的事,有些演员现场都撺了,但刘雨霖会说“我们先想想办法……没关系,咱们这边来……”毛孩边说边模仿起一种缓慢又轻柔的语气。
副导演赵佳伊记得,刘雨霖唯一的一次语气严厉,是在筹备期,置景组买了些不出水的彩笔,她就问,这个彩笔是谁买的?买彩笔时不能试一下吗?为什么不能一次做好?“她本人性格是很强势的……我相信她这里面有克制。”
绝大部分时间,刘雨霖担纲的是一个“让工作团队保持良好心情”的付出者。剧组去位于山西和河南交界的宝泉风景保护区拍戏,当时特别冷,正好还赶上圣诞节,刘雨霖就在网上订了一大批袜子,最厚的粗针线袜子,女孩是粉色的,男孩是浅蓝色的,人手一双。
“她很明白,作为导演更多的是一个求人的事,而不是一个抖威风的事。”冯小刚这样向《人物》评价刘雨霖初次执导电影长篇的这种“独当一面,振臂一呼”。
《一句顶一万句》的档期定在了11月。另一部根据刘震云小说改编的电影、冯小刚执导的《我不是潘金莲》在其后上映。李安的新片《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也会于11月在内地公映。
9月20日在西安,刘震云邀请了一群朋友吃饭,其中包括院线方。聊起三个片子的同月上映,有人说了一句,“俩大爷带一小侄女”。刘震云开着玩笑,声音洪亮地应,“你得过奥斯卡,我们也得过。”他指的是,2014年,刘雨霖凭其自编自导的短片《门神》获得了第41届美国奥斯卡(学生单元)叙事片奖。
说这话时,刘雨霖正乖巧地围着桌子,张罗着倒酒,照顾来客。
敏感、善感的那一面,刘雨霖大概也只会在闺蜜面前流露出来。
胡婷婷是刘雨霖在纽约读书期间认识的好友,她们差不多同期到了纽约,又在毕业后同期回到了北京。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心理学专业的胡婷婷,回国后,开始带一些身心疗愈的工作坊课程。6月端午节期间,刘雨霖参加了胡婷婷组织的“正念生态疗愈工作坊”。胡婷婷分析刘雨霖那段时间是,“压力很大,在找方法调节自己”。
一行人去了云南普洱,在原始森林中探寻自我。这让胡婷婷有机会见到刘雨霖日常“雍容、得体”之外的另一面。她们一起穿越原始雨林,普洱的天气一会下雨,一会狂风大作,每个人都穿着雨衣,路过溪流时,大家就撒丫子把鞋脱了,在溪里蹚过。有那么一个片刻,刘雨霖特别安静地坐着,闭着眼睛,抬着头,雨水穿过高耸入天的大树滴下。
后来分享时,胡婷婷记得刘雨霖说,“听着每个小雨滴落在我头上说,I love you,I love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