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成和林徽因的孩子 梁思成和林徽因住过的房子
根据林徽因所绘平面图勾画的北总布胡同3号
北京东城区北总布胡同的26号院近日被拆除,这个消息唤起了人们对梁思成、林徽因的历史记忆,也让那座沉寂多年的院落再次走进了人们的视野。
其实,梁、林夫妇住过的地方还有很多,今天看来,这些饱经沧桑的老房子不仅具有建筑之美,而且还承载着一个地方的历史和文化,给后人留下了说不尽的往事、温情和记忆。
北平北总布胡同3号
梁思成和林徽因位于北平北总布胡同3号的家是朋友们最喜欢去的地方,他们的美国朋友费慰梅也是这里的常客,几十年后,她对这儿的一切仍然记忆犹新,她在《林徽因与梁思成》一书中详细地描绘了那座漂亮的四合院:
1930年秋,梁思成把林徽因、女儿梁再冰和林徽因的母亲接到了东城墙附近的北总布胡同3号这座典型的北京四合院里。
这是梁家今后七年的居所,高高的墙里是一座封闭而宽敞的庭院,里面有个美丽的垂花门,一株海棠,两株马缨花。沿着院子,每一溜墙边一排平房罗列,屋顶铺灰瓦。平房与平房之间有走廊,方砖铺地,廊顶铺的也是灰瓦。房间面向院子的那面是大片大片的门窗,镶嵌着精致的木格子。格子里糊了或挂着漂白的薄纸,让阳光花花泼洒进来,而外人却看不见里边。
院子的北面有一道中央门廊通往客厅,这个厅比别的房间大些,坐北朝南。梁家把几个窗户宽阔的下层窗框上糊的纸卸下,换成了光溜溜的玻璃,这样视野范围扩大了些。
大片玻璃窗将外面的花草风景延进屋里来,临冬时,寒冽冽的北京,又迎来一片温暖的阳光。每一片玻璃窗顶都悬着一卷纸帘,晚上可以放下来,室内室外顿成两个天地。屋前入口的地方又是一座小院子,一道墙,转过去是仆人的住房和工作区。
这个时期,梁思成和林徽因刚刚辞去东北大学的教职回到北平,在新成立不久的中国营造学社工作。他们的客厅随即成为古都有名的文化沙龙,徐志摩、金岳霖、张奚若、陈岱孙、沈从文、李济、陶孟和、钱端升、费正清夫妇等都是这里的常客。
1932年,梁思成和林徽因的儿子在北总布胡同3号出生了,为了纪念他们崇拜的宋代建筑天才李诫,特地给孩子起名为“从诫”,意思是“跟从李诫”。林徽因为儿子写下了那首曼妙的诗歌:“你是一树一树的花开,是燕在梁间呢喃,你是爱,是暖,是希望,你是人间的四月天!”
昆明远郊龙头村
抗战爆发后,梁思成一家与营造学社一道迁到云南昆明,梁思成和林徽因为自己设计了一生中唯一的一所住宅。林徽因与土地的主人签了一个约定,大意是“我在你的土地上建房,建好后我使用五年,之后这房子归你所有”。
1939年秋天,梁思成率营造学社考察团对四川省的古建筑进行考察,林徽因独自承担了房子的施工任务。当梁思成回来时,这个规模不大的住宅工程已经竣工了。
林徽因在写给费正清、费慰梅夫妇的信中,得意地对自己的“房产”作了绘声绘色的描述:
我们正在一个新建筑的农舍中安下家来。它位于昆明市东北8公里处一个小村边上,风景优美而没有军事目标。邻接一条长堤,堤上长满如古画中那种高大笔直的松树。我们的房子有三个大一点的房间,一间原则上归我用的厨房和一间空着的佣人房……这个春天,老金(指金岳霖——引者注)在我们房子的一边添盖了一间“耳房”。这样,整个北总布胡同的格局就原封不动地搬到了昆明,可天知道能维持多久。
在龙头村自建这种土坯小房的还有李济、钱端升。我们的房子是最晚建成的,以致最后不得不为争取每一块地板、每一块砖,乃至每根钉子而奋斗,我们还得亲自帮忙运料,做木匠和泥瓦匠。
房子是梁思成和林徽因共同的作品,因此也被人们称为“爱情样板房”。院里两排房子面对面排列,从主屋正门进去是主客厅,右边可进主卧室,主卧室与一间小客厅相通,紧挨小客厅的是孩子的小卧室,主屋对面是一溜附属房,包括柴房、厨房、保姆房及厕所。如此带有西方风格功能齐全的建筑,在1940年代的云南农村无疑是凤毛麟角。
此时昆明物价飞涨,米价由他们刚来时的三四元钱一路飙升到一百多元,这座房子的造价也比原来高出了好几倍,花光了梁氏夫妇所有的积蓄,用林徽因的话形容就是“现在我们已经完全破产”,后来多亏费正清夫妇接济才付清了工钱。
四川李庄
刚刚在新房子里安居了几个月,营造学社再次随中研院史语所迁移。1940年冬天,梁思成一家依依不舍地告别西南联大的朋友,搬到了长江边的一个蜀中小镇李庄。
营造学社安营扎寨的地方叫月亮田,一个浪漫且富有诗意的名字。营造学社租了两个相连的农家小院做办公室和宿舍,前院一排中间是办公室,梁思成、林徽因和孩子们住在小院的左侧耳房。
这里远离都市的文明,生活条件比昆明还要艰苦,吃水要到村外的水塘去挑,晚上只能靠菜油灯照明,连煤油灯都是过于“现代化”的奢侈品,更谈不上什么粮菜供应了。对于在李庄度过的这段艰苦岁月,林徽因的女儿梁再冰记忆颇深:
四川气候潮湿,冬季常阴雨绵绵,夏季酷热,对父亲和母亲的身体都很不利。我们的生活条件比在昆明时更差了。两间陋室低矮、阴暗、潮湿,竹篾抹泥为墙,顶上席棚是蛇鼠经常出没的地方,床上又常出现成群结队的臭虫,没有自来水和电灯,煤油也须节约使用,夜间只能靠一两盏菜油灯照明。
我们入川后不到一个月,母亲肺结核症复发,病势来得极猛,一开始就连续几周高烧至四十度不退。李庄没有任何医疗条件,不可能进行肺部透视检查,当时也没有肺病特效药,病人只能凭体力慢慢煎熬。从此,母亲就卧床不起了。尽管她稍好时还奋力持家和协助父亲做研究工作,但身体日益衰弱,父亲的生活担子因而加重。
更使父亲伤脑筋的是,此时营造学社没有固定经费来源。他无奈只得年年到重庆向“教育部”请求资助,但“乞讨”所得无几,很快地就会被通货膨胀所抵消。抗战后期物价上涨如脱缰之马,父亲每月薪金到手后如不立即去买油买米,则会迅速化为废纸一堆。食品愈来愈贵,我们的饭食也就愈来愈差,母亲吃得很少,身体日渐消瘦,后来几乎不成人形。
为了略微变换伙食花样,父亲在工作之余不得不学习蒸馒头、煮饭、做菜、腌菜和用橘皮做果酱等等。家中实在无钱可用时,父亲只得到宜宾委托商行去当卖衣物,把派克钢笔、手表等“贵重物品”都“吃”掉了。父亲还常开玩笑地说:把这只表“红烧”了吧!这件衣服可以“清炖”吗?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梁思成在林徽因和其他同事、朋友的帮助下完成了他的扛鼎之作《中国建筑史》。
清华园新林院8号
胜利终于来临了。1946年7月底,梁思成、林徽因一家搭乘西南联大包机飞离重庆,回到了阔别9年的北平。梁思成受梅贻琦校长委托筹建清华大学建筑系,清华大学新林院8号成了他们的新家。
梁氏夫妇在清华园的家延续了北总布胡同时期午后茶聚的习惯,又成了朋友们聚会雅谈的地方。林徽因依然是聚会的中心人物,她和朋友们在午后和煦的阳光下边喝茶边探讨古都的规划,或者谈论建筑、文学和艺术。
1948年,一个文静的少女走进了梁家的客厅,她就是梁思成和林徽因的学生、日后成为梁思成第二任妻子的林洙。对于老师的家,林洙的记忆是:
开门的刘妈把我引到一间古色古香的起居室,这是一个长方形的房间,北半部作为餐厅,南半部为起居室。靠窗放一个大沙发,在屋中间放一组小沙发。靠西墙有一个矮书柜,上面摆着几件大小不同的金石佛像,还有一个白色的小陶猪及马头。
家具都是旧的,但窗帘和沙发面料却很特别,是用织地毯的本色坯布做的,看起来很厚,质感很强。在窗帘的一角缀有咖啡色的图案,沙发的扶手及靠背上都铺着绣有黑线挑花的白土布,但也是旧的。我一眼就看出这些刺绣出自云南苗族姑娘的手。在昆明、上海我都曾到过某些达官贵人的宅第,见过豪华精美的陈设,但是像这个客厅这样朴素而高雅的布置,我却从来没有见过。
林洙笔下这个雅致的居所见证了共和国诞生前后的那段历史。1948年底的一个傍晚,清华大学教授张奚若领着两位解放军军官到新林院8号拜访梁思成夫妇,来客将一张军用地图摊在桌上,请梁思成在地图上标出重要的古建筑,并画出禁止炮击的地区。
此举让梁氏夫妇非常感动,这是他们第一次与解放军直接接触,梁思成立刻动笔,仔细绘制了保护北京城文物建筑的图录——虽然这份图录后来没有用上,却拉近了他们与新政权的距离,这也可能是他们最终未离开大陆的一个主要原因。王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