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维铮复旦 学者朱维铮谈"文怀沙事件":"大师"需要时间检验

学者朱维铮谈“文怀沙事件”背后的思考

近日,记者因报道“文怀沙事件”搜集资料并多方采访,采访过程中,记者发现,无论是采访对象还是普通大众,很多人缺乏对“国学”和“大师”的常识性认识。于是,记者采访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朱维铮,请他谈谈“国学”和“大师”的历史渊源及对当下文化生态存在问题的看法。

2006年,70岁的朱维铮被德国汉堡大学亚非学院授予荣誉哲学博士学位。这是汉堡大学授予中国人的第一个荣誉博士。德国汉学家们称赞他为“低调的大师”,而他说,大师不敢当,自己只是“中国史学的一名从业者”,大师需要时间的检验。

既然讲历史,没有根据的话不要乱说

记者:您认识文怀沙吗?对他了解多少?

朱维铮:不认识,但我见过他。1952年,我在无锡读中学的时候,听文怀沙念楚辞,当时他大概30来岁,到现在有57年,加起来80多岁,没有他讲的一百岁。那之后很久听不到这个人。关于他的传言在文学圈里一直有,说他进去(进监狱)是因为生活腐化。我想李辉说的那些话大概不错。也没有听说他有写过“反江青”的诗。

文怀沙主编的《四部文明》,没看过不敢评判。编旧籍要有版本学、音韵学等很多方面的知识。我编过一些旧籍,我知道做主编如果不想挂空名,投入进去的话,要耗费很大的精力,有时候辨一个字都要花好几天。现在乱挂主编名头的事情很多。这些年,具体地讲,我认为我们并没有实现“实事求是”,尤其是在学术界。这样下去,这种风气还会持续。

记者:“文怀沙事件”引起很大的社会反响。在他身上,有“国学大师”的称号,这也再次引发人们对近年来持续的“国学热”的关注。很多人发问:“国学”到底是什么?

朱维铮:中国有很复杂的传统。很多东西最怕“模糊”。1900年之前,中国没有“国学”一说,只有跟西学相对的中学,跟新学相对的旧学。“国学”和“国粹”的概念都来自日本。据我所知,“国学”概念最早是1902年引进的。

最早被中国人所用是在1903年,梁启超、章太炎给黄遵宪写信,约他一起来办《国学报》。黄遵宪指出中国没有“国学”,原因之一是中日情况不一样。中国人开始讲“国粹”也是在1903年,出现在章太炎在上海西牢里写的《癸卯狱中自记》,意为自己担负了弘扬汉族文化精粹的使命。

有一个叫宋恕的学者,看到“国粹”这个概念就批判,他说,既然有粹就有糟,就有糠,那么国糠是什么?既然讲国粹,为什么不讲国糠?这在当时有巨大的影响,后来章太炎就不讲了。中国只有一个“国故”。1910年章太炎出版《国故论衡》。“五四”以后,重新回顾传统文化就叫“国故”。

一提到“国”,很多人把历史上的“国”对等于大一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这个概念在古代是区域性的,与发展成现在的56个民族的版图概念完全是两回事。我们现在讲“国学”首先要定义。凡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疆域的所有学说都是国学,而不仅是孔子和儒学。

所以,我认为现在的人,包括政府官员,必须了解一点历史。现在讲“国学”,强大的舆论机器一哄而上,大家都在讲。但它的内涵、外延是什么?历史上一再争论过的东西,现在也没讲清楚。你可以坚持你的观点,但我仍然坚持一条:既然讲历史,没有根据的话不要乱说。学术需要普及,但不要帮倒忙,这对年轻人影响很大,到最后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大师”最根本还是要时间来评判

记者:“文怀沙事件”除了再次引起人们对“国学热”的关注外,对当下“大师”丛生的现象也提出了质疑。您怎么看待“大师热”?当下有大师吗?

朱维铮:首先,我承认历史上有大师。第二,我们要知道大师在历史上有不同的概念。“大师”一词,初见于《周礼》,说是周代宫廷乐官长的职称。据清代经学家考证,它即《论语》所述教孔子学音乐并体悟天人关系的盲人艺术家。

但孔子死了,鲁国衰乱,他们四散流亡异国,“大师”也成绝响。到了两汉,济南有个90多岁的老头,能背《尚书》中的20多篇篇目。凡是跟着伏生念书,能识字、能教别人的都叫“大师”,至于教得怎样是另一回事。

汉武帝“独尊儒术”,他的丞相公孙弘,又将五经博士变成候补文官的师傅,读一经而应试,便可做官,禄利随之。这时,“大师”是经官方认定的。到了唐朝,三教并争。佛经翻译家玄奘在《瑜珈师地论》中把佛祖翻译成“大师”,当时影响很大。

随后,活着的高僧统统都叫“大师”。唐朝之后,凡和尚均称“大师”,包括那些酒肉和尚。这就好比“博士”这个概念,汉朝通经的叫博士,是官职,宋之后这一称谓就泛滥了,卖茶的叫茶博士,卖油的叫油博士。

“大师”回归到比较严肃的地位,是在清代。汉学复兴,民间经史学家按学问分等次,各学派的继往开来人物,被公认为大师,才给这个徽号恢复了名誉。

看看现在尚在人世的“大师”们吧。有他封的,有自封的,还有故作谦退其实自我炒作的。是不是人人都可以称“大师”?我想我们应该有一个尺度,“大师”原是指人文学科的主要人物,后来扩展到教育、科学、卫生等各领域。有两种情况,第一,真正对某种学说有开风气作用的;第二,在特定领域取得卓越贡献的。

“大师”的概念要有限定。全面考察其人品、学问、功业等方面,不全面的就要加以限定。比如,陈寅恪在各方面都很杰出,他特别强调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在学界影响很大;再比如,马相伯,政治背景不谈,但他创办大学,进行教育改革,一辈子坚持“反对外来侵略”,至死还对抗日战争念念不忘。

现在大师满天飞。我最讨厌的就是自封,更奇怪的是政府封“大师”。政府官员的职责就是做好服务工作,封大师只会成为笑柄,会把大师毁掉。

对于目前有没有真正的大师,我觉得没有。虽然活着的“大师”很多,但都没经过时间的考验。以前有种说法叫做“盖棺定论”,一个人去世了综合起来论定。当然,不排除一个人活着有巨大的影响,可以叫“大师”。但最根本的还是要让时间来评判。对有些人来说,还是用“盖棺定论”比较好,让时间来评判。

文怀沙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

记者:您认为当前的文化生态中还有什么问题值得反思?

朱维铮:我们一直都在反思,可为什么反反复复又回到原点。现在的反思有哪一个是新的?比如关于“国学”的问题,清朝末年黄遵宪就有不同意见。而且现在的争论也不像清朝末年那么深刻。“国学”变成了孔子学说,这完全是混说。

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小传统,各个小传统中又有自己的宗教信仰。很多问题不是今天才有的。中国那么大,民族那么多,传统那么复杂,问题层出不穷是可以想见的。很奇怪的是,我们总是在重复过去。我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百家争鸣。

“文怀沙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汉武帝好长生术,有一个老神仙自称有几百多岁,死后一求证才60多岁。历史上可以找出很多这样的例子。这些问题绕来绕去,你能怎么办?没有学问,最基本的字眼都是错的,还要被封为大师,你能怎么办?我们只好说“文怀沙是个特例”,用以自嘲。说假话,借机钻营,已成学界风气。如果不改掉这种恶习,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学术研究和学术自由。

现在确实有很多诱惑,有些人不择手段地钻营,这其中就有我的学生。我没有能力改变别人,我能做到的只有一条:管好自己。教师是我的职业,我只能要求自己遵守应有的学术道德和学术操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