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张五常 张五常:如何评价重庆市长黄奇帆

本来打算在这里把重庆与成都相提并论,因为这二者皆昔日的四川,自古人杰地灵,而奇怪地,在举世经济不景的今天,这个“古”四川可能是地球上的唯一亮点。今 年上半年重庆的增长年率为百分之十四,成都为百分之十三点三。从人口数量看这个古四川比得上一个不小的国家,这亮点是一枝独秀了。

我喜欢成都,更喜欢那里认识的几位朋友。然而,我没有到成都有好些日子了,最近只是到过重庆,要把二者相提并论,我总要到成都再走一趟吧。抽不出时间,这并论只好搁置了。

我想到把重庆的市长黄奇帆与昔日香港的财政司郭伯伟(Sir John Cowperthwaite, 1915-2006) 来一比高下,是源于前文写《黄奇帆的发展思维与中国的财富累积》时想到一件有趣而且重要的事。

黄市长重视经济数据,记得的数字多得不容易相信,不断地把不 同项目的数字的比例来衡量、思考。郭伯伟呢?他反对看数据,认为经济情况是好是坏可从感受上知道。是的,郭老当年认为香港政府应该撤销统计部门!

曾经被誉为东方之珠的香港,其经济表现当年使举世瞩目,曾经一连出现过三位顶级的财政司--郭伯伟(1961-1971)、夏鼎基(1971-1981)、彭励治(1981-1986)--合共二十五年,其中最大的功臣无疑是郭伯伟。是我之幸,三位都认识,其中相聚时间最多的是彭励治。

我 认识的朋友中跟郭伯伟最相熟的是杨怀康--后者简直“崇拜”前者,有师傅与徒弟的味道了。其实阿康也曾经以我为师,但老人家从中国的改革发展中知道局限条 件不同,政府管治的需要有别,不仅愈来愈不反对政府策划,到后来白纸黑字地赞赏中国共产党!

这些无疑是违反了郭伯伟的宗教,但阿康可能不知道,他也拜服的 自由大师弗里德曼没有反对过我的经济观,而以私产与市场挂帅的科斯,对中国共产党的信心可圈可点。大家都知道任何政党都有问题,我们只能在相对上作衡量。 只看效果,只管解释,什么意识形态或应该怎样称呼我们管不着。

我跟郭伯伟谈过他反对政府作经济数字统计之见,但记不起他的确实理由。问阿康,他传来郭老一九七○年在香港立法会宣读的一段话,是关于国民收入数字的:

同学们注意,这样的英文叫做有文采。我不敢翻译阿康的师傅的英文,叫阿康翻之,如下:

“起码在财政司而言,我们的处境较为幸运,因为政府极少参与经济活动,故此无须借助这些数字制定政策,这些数字对我们可以说毫无价值可言。我们应更格外警惕的是,一旦有了这些数字在手,我们便不难倒果为因、萌发干预之念,蓄意制定出一些直接左右经济运作的措施。”

当然译得不错,可惜翻不出师傅的文采。他也漏译了最后一句:“我自己会为此感到悲哀。”

任何跟郭老研讨过经济问题的人,都知道此君的经济智商属人类顶级。弗里德曼与哈耶克在生时曾多次举香港为自由经济的最佳典范,而他们一致归功于郭伯伟。美国史坦福胡佛学院的Alvin Rabushka出版的一本关于香港的书,把郭伯伟从头赞到尾。我知道,因为我是该书的书背写颂辞的其中一个。

智商归智商,郭老的个性也重要。他坚守自己信奉的原则,寸步不移,既不卖帐,也不讨好。这样的行为能在香 港掌管经济十年,不能不说是奇迹了。读者要知道,昔日香港的财政司是手握大权的独裁者--这点昔日阿康不同意,但今天他逾知命之年,世路如今已惯,此心到 处悠然,对世事的看法应该朝老人家这边走。

我知道昔日香港的财政司是个独裁者,因为一九八三年底财政司彭励治考虑引进钞票局(Currency Board, 今称联系汇率)这个货币制度时,几番跟我研讨。

我问他:“这么重要的政策转变,港督上头怎样看?”他回答:“没有问他意见,我决定了怎样做会通知他。”彭 老之后,跟着而来的翟克诚再没有这样的权力,而彭老本人辞职不干主要是因为不喜欢应酬利益团体。如果郭伯伟当年要应付的是今天香港的政治体制,他不容易有 什么作为,而名垂千古的机会更是免问了。

也是当年,不仅港督老板上头无权左右下头财政司怎样做,一个财政司退下之后,不能过问跟着的财政司做什么。我知得清楚:彭励治考虑联系汇率制度时,赞成这制度的郭老退了休,但还健在,而反对这制度的夏鼎基不仅健在,而且升了级,是彭老的上司了。郭老与夏老这两位前财政司认为不便向彭老提供意见,要通过我这个中间人。

香港采用一位英国爵士发明的钞票局(联系汇率)制度有悠久的历史了,一九七三之前与英镑挂钩。郭伯伟喜欢这个制度,因为认为够简单,基本上政府什么也不用管。他曾对我说,他在任主理这制度时,只用三几个人手,而自己每星期花不到两个小时跟进。

香港的钞票局一九七三年在夏鼎基主理经济时取缔,换来浮动汇率。一九八三年底香港再采用钞票局,与美元挂钩,由彭励治主理。彭老也倾向于无为而治,把这制度管得简单。大约一九八四年三月,我在资料上看到港元的货币量止跌回升,知道彭老是成功了,写信去恭贺他。

他很高兴。想不到,后来由任志刚主理钞票局,竟然发展成为今天金管局那么庞大的机构,职员七百多人,每年支出十多亿!这不是权力使然,而是权力“欲”使然也!今天的香港是否还有钞票局这个货币制度很难说,但郭老无疑会说:“我为此感到悲哀。”

有趣是一九六七年十一月,英镑突然贬值百分之十四点三。港元当然也跟着贬。但不到几天郭老把港元兑英镑的汇率提升了百分之十,又再紧守。这是郭伯伟,反应快,判断准。

郭 老思想清晰,推理快。他喜欢按着原则以简单的方法处理问题。例如他坚持的税制是地球上最简单的:不累进,没有什么退税或扣税条款,不管是个人的收入税还是 企业的所得税,一律是百分之十五左右,历久不变。进出口的关税一律是零。物业征收的差饷说明是差人(公安)的粮饷;物业税说明是皇家的地租,微不足道。

郭老也反对政府补贴任何事项,曾经直言政府补贴教育是没有原则的行为,只是他作财政司时好些教育及医疗的政府补贴已经存在,难以取缔。跟今天香港政府的乐善好施相比,仿若隔世:今天香港政府提供的庞大福利综援支出,在郭老时代无法想象。

我认为郭老在任时有一项严重的失误:香港有租金管制。虽然这管制起自他上任之前,但他没有迅速地拆除。可见租管这回事,来时容易去时难也。我知道他对政府提供廉租房耿耿于怀--起自他上任之前,但上任后还继续增加。

这方面 我给他安慰,说:这么多的难民跑到香港来,不给他们栖身之所治安你管不了。他听着,显然感到高兴。后来廉租房搞得一团糟,彭励治问我怎么办,我说全部廉价 卖出去算了。过了不久彭老找我,说依我的建议去办,但遇到几个利益团体的反对,办不到。今天中国内地没有什么难民,也大手推出廉租房,老人家劝而不听,将 来他们会知道老人家料事如神也。

郭 伯伟任财政司时是上世纪六十年代,香港遇到的困难上苍也解救不了。这段时期前有弄得饥荒遍野的人民公社,后有不堪回首的文化大革命。偷渡、游泳到香港的内 地同胞无数。一九六七、六八年间香港因而出现了近于无法处理的暴动。

到一九六八年,香港的地价及楼价跌到近于零!这边厢身无长物的偷渡客每天数万涌进,那 边厢有点学识及财富的香港人纷纷离港,跑到加拿大等地方去。然而,就是在这最艰苦的十年,由郭伯伟掌管经济,香港的人均实质收入上升了百分之五十,贫困人 口减少了三分之二。

一 九六一年香港的人均收入只有英国的四分之一,到九十年代则超越了英国。郭老铸造下来的处理经济的法则说不得笑。在文革近于尾声的七十年代,由夏鼎基掌管经 济,小小的香港,在成衣、玩具、手表等约五项重要的工业产品的数量,皆冠于整个地球。是来自内地的难民及偷渡客的勤奋操作的成果,鼓励着他们的是郭伯伟划 定下来的经济制度。

香 港的郭伯伟与重庆的黄奇帆怎样比较呢?困难不是不能比,而是我跟黄市长不熟--见过他三次,倾谈只是最近的一次。前文写黄市长,一位朋友在网上算算,各路 英雄读者的点击加起来近百万。不怎样了不起--文章逾百万点击的常有--但该文主要是写经济理论,近百万点击是罕见的了。可见黄市长在内地的大名是家喻户 晓的。

论 本领,我们当然要先说工程的困难程度。我说过重庆是一处不容易搞起经济的地方。然而,从困难程度衡量,郭伯伟在任的六十年代的香港应该比今天的重庆困难。 另一方面,黄奇帆主理的重庆经济的发展速度,则远比郭伯伟时代的香港为快。不止此也,在转到重庆之前的十年,黄奇帆是上海浦东发展的其中一个主要人物,创 造了的是另一个经济奇迹。

郭 伯伟不要看统计数字,黄奇帆不仅看,而且多看。处事的手法有别不论,我认为他们二者面对的局限条件不同,需要知道的讯息因而有别。黄市长要从毫无经济的基 础起步,不能没有策划,而此策划也,不能没有各种数据作为依凭。

郭伯伟当年处理的香港虽然灾难重重,但市场运作的基础可能冠于地球。一七二○年,康熙皇帝 在广州设立专为对外贸易的公行(起初是七家,后来是十三家,世称十三行,鬼子佬称行商)。香港位于珠江出处,港口绝佳,善于贸易的商人早就满布了。这是远 在上海崛起之前,虽然在解放前上海是后来居上的。

我这个老人家从来不用名片,而除了替他人写推荐信从来没有说自己是教授。然而,不知是天灾还是人祸,到处的人皆以“教授”称呼我。教授的一个职责是给外人打分。那就让我试行打分吧。

如 果诺贝尔的经济学奖不是给发明方程式的大师们,而是给为人类生活改进作出大贡献的奖项,请我提名,在知道的近代人物中我会怎样排列呢?我会首推邓小平,次 推朱镕基,跟着有三位平排:撒切尔夫人、里根总统、郭伯伟。黄奇帆呢?他还在盛年,来日方长,既有机会再创奇迹,也有机会心不应手,今天打分是太早了。还 有,我认为黄市长今天的“独裁”权力,比不上昔日的郭伯伟,所以是得是失,打分的比重是会较轻的。

一 位大师对人类经济生活的贡献,不应该限于可以直接衡量的。影响自己管治之外的其他地区同样重要。引进对外的影响作考虑,我要把郭伯伟的分数大幅提升,升至 朱镕基的层面,甚或过之。这是因为在中国改革初期,香港的经济奇迹对中国的影响非常大,无论是制度讯息的传达或是香港商人身先士卒地跑进内地去的拼搏,是 给中国提供改革不可或缺的局限转变。

这样看,代表着香港传统的就只是郭伯伟一个人站着。邓小平先生呢?古往今来无出其右!

一 九八三年,当我到北京跟钱俊瑞等老干部朋友倾谈时,我直言:“不要说我不懂中国;我对中国文化的认识不比你们少。你们还是看看香港吧。那里有些什么呢?主 要是来自中国内地的难民及偷渡客,是这些一穷二白的中国同胞把香港的经济搞起来的。为什么他们在香港可以,在内地不成呢?”当年我每次举香港为例,北京的 朋友皆无言以对。

时移世易,舞榭歌台,昔日香港的居民不仅到内地投资,也带进了郭伯伟创立下来的关于市场制度的讯息。今天是倒转过来了:内地的自由行者到香港买楼购物,支持着香港,而一些朋友则恨不得香港有个黄奇帆。思之怆然,能不感慨乎?何其感慨之为甚也,能不感慨乎也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