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自述 蔡元培的“决斗”:“五四”运动最大的一个后遗症
“五四”学潮之前,身为北大校长的蔡元培,曾力劝学生不要上街,学生队伍临出发前,蔡元培还在校门口挡了一下,说有什么问题,他可代向政府申请提出,希望学生不要影响正常学习与社会秩序,但学生群情激昂,坚持要上街游行,他也就让开了。
可事后,蔡元培又完全站在学生一边,联合北京各校校长保释学生,抗拒各种摧残学生的官方压力。1919年5月4日当晚,蔡元培在北大三院礼堂大会上说:发生这种事,他当校长的要引咎辞职,不过一定负责把许德珩、蔡海观等三十二位被捕学生保释出来。〔1〕
其时,由于京城政治圈内一些官员也或多或少同情学生,迫使总统徐世昌、总理钱能训无法完全听从段祺瑞摆布,安福系、新交通系压制学生的计划因而不能实现。5月7日,三十二名被捕学生获释。不久,亲日官员也只得引咎辞职,上海和其他地方全面罢课罢市风潮歇止。
至此,大家都以为事件已经胜利结束。然而,蔡元培则因事情闹大了,深感到意外,特别为营救学生得罪了当权的亲日派,京中又哗传政府将明令免其校长之职,为缓和亲日派的愤怒,蔡元培不愿因个人去留致使事态进一步扩大,于是,蔡元培5月5日递交了辞呈,8日闻已允辞,别任马君昶为校长。
得此讯后,蔡元培担心这一消息发表后,学生会拒马氏到职再起风波,增加学生与政府之间纠纷,自己则有把持地位恋栈之嫌。同时,一位接近政府的友人也警告他:“如君早去,则彼等料学生当无能为,将表示宽大之意敷衍之,或者不复追究也。”〔2〕
因此,蔡元培剃掉长须于5月9日悄然离京,后于《晨报》登了一则广告,引了《风俗通》与《诗经》里的几句话:“杀君马者道旁儿,民亦劳止,迄可小休,我欲少休矣;北京大学校长,已正式辞去。”表示闹大了的五四事件出乎个人意料,乃是社会过高期待,致使北大为满足各方社会呼求而不得不疲于应命。
《风俗通》里原语为:“长吏马肥,观者快之,乘者喜其言,驰驱不已,至于死。”蔡元培以被杀之马自喻,表示自己之所以离京实为苦于应接,萌生倦勤之意,亟思休息。事实上,蔡元培也确实身心疲惫,且愤于无聊无效的公文呈递,痛感不自由之苦,“不但为校务的困难,实因校务以外,常常有许多不相干的缠绕,度一种旁苦而无功的生活”〔3〕。
他先到天津,再到上海,最后悄然抵达杭州,寓寄从弟临湖依山之居,后又借寓西湖杨庄。他希望能像传统文人雅士那样,归隐西湖,息心听林,温习德法文,准备翻译一部《西洋美术史》或若干美学名著,决意不再回北大。然而,北大学生却认为蔡校长乃被逼离京,轰然而起学潮,5月19日北京各校罢课请愿,力促政府迎还蔡元培,惩办亲日官员曹、陆、章等人。
北京高校的这一罢课举动,迅即获得全国各地学生的响应,事情再次闹大。北大学生组成“南下代表团”,劝请蔡校长回校主持校政,由学生领袖之一的张国焘带队。其他方面“劝回”的代表,纷至迭来,汇集杭州西湖。
1916年12月26日,蔡元培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总统黎元洪签署任命状。
虽经多方敦请,蔡元培仍不肯回北大。6月15日发表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称校长一职须承仰上级官僚鼻息,自己从1916年12月26日接到大总统黎元洪任命出为北大校长,已忍煎受熬两年半,决不愿再尝滋味。蔡元培还在宣言中说:“我绝对不能再作不自由的校长”,认为各方掣肘太多,借民国元年袁世凯之语抨击“北京是个臭虫窠”,对邀请其返校者答以“谨谢不敏”。
同时,他在其他场合说自己从来无意鼓励学生闹学潮,学生示威游行,反对接受凡尔赛和约及有关山东问题的条款,乃是出于爱国热情,实在无可厚非。
另一方面,他也敏锐地意识到北大今后将不易维持纪律,学生尝到了权力的滋味,为胜利而陶醉,欲望会越来越高,自我约束力则越来越松懈,恐怕越来越难以满足。
蔡元培在自述中说:“《易传》说‘小人知进而不知退。’我国近年来有许多纠纷的事情,都是由不知退的小人酿成的。而且退的举动,并不但是消极的免些纠纷,间接的还有积极的努力。”〔4〕蒋梦麟后来评曰:“有人说他随时准备鼓励学生闹风潮,那太歪曲事实了。”〔5〕最后,迫于北大不能没有校长这一现实问题,7月14日,蔡元培与三十四岁的留美教育学博士蒋梦麟面商,请其代表自己到校顶职办差。
果如蔡元培所料,“五四”胜利之后,学生有点忘乎所以,竟取代学校当局,执行起决定聘请或解聘教员的权力来,一旦所求不遂,辄搬出罢课闹事相要挟。教员如束以纪律或考试上要求严格一点,也马上罢课反对,罢课成为学生手中威胁校方与教师的万灵法宝。
而且,学生还提出一系列极其过分的要求,如要求学校发放春假津贴以补贴旅行费用,学生活动的经费也要由学校补贴,免费发给讲义等等。他们向学校予取予求,但从不考虑对学校的义务。蒋梦麟描述道:“他们沉醉于权力,自私到极点。
有人一提到‘校规’,他们就会瞪起眼睛,噘起嘴巴,咬牙切齿,随时预备揍人。”〔6〕此时的北大,长幼全无,规矩尽失,当年不过二十六岁的梁漱溟也觉察到学生中有些人的自私,对道德规范的败落导致青年任意而为率性而行感到失望,“我们没有法律、司法的意念,……这是我们民族的弊病”〔7〕。
蒋梦麟、蔡元培、胡适、李大钊的合影
蒋梦麟虽然代行职事,但许多校内纠纷非蔡元培亲往而不能处理,迭经函电交驰敦请,蔡元培只得于9月10日离杭启程,12日抵京,重进北大执掌校政。1920年冬,蔡元培奉派赴欧美考察教育,于12月底抵法,先后到比、德、奥、意、瑞士、荷兰、英、美考察,于1921年8月中旬出席夏威夷太平洋教育会议后返国。
其出国期间,北洋政府久欠教育经费,各校教职员向政府请愿,反遭警卫殴打,故而宣布罢教,各校学生起而声援,迁延数月,北洋政府乃为补发欠薪,表示歉意,各校始复课。
蔡元培回国后,对教师罢教大不以为然,召集北大教职员痛责:学校教育青年不要轻率闹事罢学,教职员应为学生模范,岂可因索薪罢教,贻误后生?他坚决要求将罢教期间的薪水交出归公,得到教职员的附议〔8〕。此后,北大再未发生教职员罢教之事。
1922年10月,北大教务会议通过一项议案,因讲义印刷需要费用,规定需要讲义的学生必须先购讲义券,然后才可得到讲义。每学期每门课收入讲义费一元,平均每学期每位学生负担不过六、七元。数百学生马上集合示威,反对此项规定,包围蒋梦麟总务长,要求收回成命。
蔡元培闻讯,非常震惊,立即赶到现场,亲入重围,告谕学生必须服从学校规定。多数学生散去,但仍有一些示威学生不予理睬,鼓噪叫嚣,涌进教室和办公室,要找主张这条“可恶规定”的人算账。
蔡元培告诉学生,有关讲义费的规定由他一人单独负责。蔡元培气愤极了,袖子高高卷到肘部以上,两只拳头不断地在空中摇晃:“有胆的就请站出来与我决斗。如果你们哪一个敢碰一碰教员,我就揍他!”学生在校长面前围成半圆形,蔡元培向他们逼近几步,他们就往后退几步,始终保持相当距离。往日驯如绵羊静如处子的谦谦蔡氏,这会儿被激怒了,成了一头正义之狮。
学生与围观者渐渐散去,蔡元培回到办公室。可门外仍旧聚着五十名左右的学生,坚持要求取消讲义费,走廊上挤满了好奇的围观者,事情成了僵局。教务长顾孟余出来打圆场,答应考虑延期收费,这才算将事情解决,平息了这场著名的“讲义费风潮”。
蔡元培在自述中将这一事件称之为“十八日少数学生暴动”。事后,蔡元培深感焦虑,表示立即辞职。学生们得知后,翌日上午在大礼堂集会,共商挽留蔡校长之策,学生踊跃参加,座无虚席,登台发言者均主张挽留校长,台下嘘声一片,反对者竟至上台殴打,发生冲突。
下午在原地重新集会,事前声明系商议挽留校长会议,不同意者不许参加,到场人数更多,一致决议挽留校长,对滋事学生请学校予以处分。旋召集教授会议,决议将为首滋事的学生冯某开除学籍。可是,伤心失望的蔡元培仍然决定赴欧旅行,再由蒋梦麟代理职事。“讲义券事件”后,因北大学生对过激分子的捣乱有所警觉,很长一段时间内再也没有起过风波。
在清华,“五四”过后也频起风潮,张煜全、金邦正两位校长接连被学生列队“欢送”离校,其后的校长罗忠诒则根本未敢到差,便就被学生驱逐了。清华学子梁实秋后来评述:“罢课次数太多,一快到暑假就要罢课。……罢课这个武器用得次数太多反而失去同情则确是事实。
……人多势众的时候往往是不讲理的。学生会每逢到了五六月的时候,总要闹罢课的勾当,如果有人提出罢课的主张,不管理由是否充分,只要激昂慷慨一番,总会通过。罢课曾经是赢得伟大胜利的手段,到后来成了惹人讨厌的荒唐行为。
”〔9〕“五四”时期,学生上街游行时砸车烧楼,甚至迁怒于章宗祥之子?捣毁其床铺,翻摔其衣箱,并不分青红皂白地憎恨富人,都远远驶离了理性之轨,暴露出难以掩饰过火失控的狂躁情绪。
事实上,学生中也绝非纯净一片,也有三六九等之别。多年后,蒋梦麟从亲身经历出发,对学生运动有一段总结:“学生运动中包含各式各样的分子。那些能对奋斗目标深信不疑,不论这些目标事实上是否正确,而且愿意对他们的行为负责的人,结果总证明是好公民,而那些鬼头鬼脑的家伙,却多半成为社会的不良分子。
”〔10〕如从“五四”学潮中涌现出来的学生领袖傅斯年、罗家伦后来并未从政,以知名学者与教育家身份行世。而那些想利用学潮捞起什么的鬼头鬼脑者,不但自己没有好好读书,终身一事无成,而且还害得他人心情浮躁,只能去从政。
蒋梦麟
从宏观上,蒋梦麟于1923年底在《北大之精神》中称:虽然北大屡经风潮能够巍在独存,乃是因为两大原因——大度包容、思想自由,但是“我们有了这两种的特点,因此而产生两种缺点,能容则择宽而纪律弛。思想自由,则个性发达而群治弛。
故此后本校当于相当范围以内,整饬纪律,发展群治,以补本校之不足”〔11〕。这当然也是对蔡元培教育思想的一种引申。经过八十余年的风风雨雨,我们应该有能力认清了:思想自由并不等于行动自由,大度包容也是有范围的,学术上的“和而不同”毕竟不能代替必须作出选择的法律政策,个性发达也不能突破一定的边界。
综上所述,可见从心底深处,蔡元培既同情“五四”事件中学生的爱国热情,但也敏感地意识到其中所裹挟的负面效应。对待这一重大事件,他的内心相当复杂苦涩,很难简单地用一言以蔽之的方式下判断。更为重要的是,蔡元培的智者之虑已为后来的事实演变所证实。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王元化在深思后总结:“五四”运动留给后人最大的一个后遗症就是意识形态化的启蒙心态,具体表现为思想极端与失去宽容。价值观念的单一化与极端化,最终形成社会行为的绝对化与排斥性,以致越走越偏。
注 释:
〔1〕杨晦:《五四那天》。参见肖卫主编《北大小品》(北大精品书系),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01年版,第185~187页。
〔2〕〔3〕〔4〕蔡元培:《孑民自述》,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66、164、173页。
〔5〕〔6〕〔10〕蒋梦麟:《西潮·新潮》,岳麓书社2000年版,第126、132、133页。
〔7〕参见(美)舒衡哲:《张申府访谈录》,(美)李绍明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年版,第56页。
〔8〕田炯锦:《北大六年琐忆》。参见肖卫主编《北大岁月》(《北大精品书系》),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01年版,第318页。
〔9〕梁实秋:《清华八年》,引自杨杨、陈引驰、傅杰选编《二十世纪名人自述·文人自述》,杭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25~226页。
〔11〕转引自陈平原:《老北大的故事》,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20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