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磊女儿多多有胸了 黄磊谈女儿多多:8岁的孩子能有什么心机?(图)
7月7日下午,沈阳辽宁大剧院内,黄磊坐在话剧《暗恋桃花源》的舞台道具上。摄影/董洁旭
真实的黄磊或许真的与大多数人想象的不太一样。他从曾经长发飘飘的文艺青年变成了家庭剧中家长里短的小男人和《爸爸去哪儿》里的黄大厨,但只有他自己清楚,曾经的他还住在自己心里。他也同样关注社会和公共事务,只不过很少公开激烈的发言。
原标题:黄磊:过去的我就住在我心里
本刊记者/陈涛(发自 沈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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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首发刊载于7月21日发售的《中国新闻周刊》总第668期
“今天晚上有没有球,我先查一下。”7月6日15点,黄磊来到辽宁大剧院的化妆间里,放下背包,就打开手机看事先下载好的赛程表。再过四个小时,赖声川导演的话剧《暗恋桃花源》将在沈阳进行第二场演出,和前晚一样,1500张票早已售罄。黄磊在剧中饰演江滨柳。
“我的天啦,这……他妈全是4点!”黄磊转头问助理Emma,“9号我们在哪儿?”
“在海拉尔。”Emma回道。那是湖南卫视正在热播的亲子真人秀《爸爸去哪儿》第二季的第五个拍摄站。
“太烦了,那我只能看14号的了,9号和10号也特别好看,两个南美的打两个欧洲的,绝对好看!”黄磊穿着灰色的小西服和中裤,他打开背包,掏出杯子和茶叶盒,泡上茶。“我去哪儿都带着茶。”他转头对一旁的《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
然后,他开始聊起世界杯,聊起《爸爸去哪儿》的幕后,聊起他一直钟爱的舞台剧,聊起娱乐圈里的每个月都有人栽跟头,聊起乌镇时能随口背诵木心《鱼丽之宴》里的话。他也聊起国家发展脉络,国人的价值观,甚至“中国梦”与“文艺复兴”的辩证关系。
有人问过他,“那个曾经那么文艺的黄磊去哪儿了?”黄磊说,今年海子逝世25周年时,他专门给人解答过,“我就住在我的心里。”
父亲
“她知道父母是明星。我以前跟多多走到很多地方,会有人来拍照、要签名。”
事实上,此次暑期在各大城市巡演的《暗恋桃花源》,导演赖声川经常不在现场。“赖导在国外,执行导演由黄磊担任。”Emma说。
在头一天下午的排练,黄磊搬了个凳子放在舞台的一个角落,“这是我的专座。”不过,女儿黄多多经常占据了这个“专座”。
《暗恋桃花源》讲述了两个完全不相干的剧组在同一个舞台上彩排,一个是上世纪战乱时的爱情故事,一个讲述古时“武陵偷人”的三角恋和发现桃花源。黄磊的妻子孙莉饰演江滨柳的恋人,这是她退隐后唯一演的戏,她一般在家照顾黄多多。
这个暑假,除了录制《爸爸去哪儿》外,大部分时候都穿着彩色裙子的黄多多将跟随父母去往一个个巡演地,看着他们出演《暗恋桃花源》。在排练现场,她一会去抱黄磊,一会儿跑到孙莉那里撒娇,一会儿又跟饰演袁老板的何炅打闹。黄磊的助理Emma坐在观众席上说,8岁的多多其实想演照顾江滨柳的小护士这个角色。
黄磊也知道,因为《爸爸去哪儿》这档节目,“这六个孩子都会被大家关注,其实小孩子并不自知这件事情。”在此之前,黄磊除了带黄多多上过《鲁豫有约》外,并没有让她参加过任何其他节目。
“她知道父母是明星。我以前跟多多走到很多地方,会有人来拍照、要签名。”黄磊跟黄多多说,“爸爸是有名的演员,所以很多人会认识我,你也会在电视上看到我。”
他并没有打算,但也不反对女儿长大后会进娱乐圈。“她愿意去哪儿,我都支持。因为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志向,我不会去说你一定要去哪儿,或者一定不能去哪儿。”黄磊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在《爸爸去哪儿》中,黄多多的年龄比其他孩子稍大,更懂事,身兼照顾其他小孩的责任。比如在第二集里,她带着曹格的两个孩子上街买菜,当后两个兄妹发生争执时,她站出来批评哥哥Joe不能打妹妹Grace,也让Grace拿玩具去哄Joe。节目播出后,黄磊收到的反馈,“起码有九成还是赞扬她的。”但是也有人在网上说,“黄多多的心机太重”。
“这个时代是怎么了?一个8岁的孩子能有什么心机?”黄磊很感慨。
在采访的间隙,孙莉带着黄多多也进了化妆室。“多多,过来,我问你,看书是为了什么?”黄磊说。
“让自己开心。”黄多多把大书包放在化妆间的椅子上。
多多出去后,黄磊说,其实在《爸爸去哪儿》中,也有关于“读书是为什么”这段对话,但是节目并没有剪进去。
“这个对很多人来说是有意义的,但今天,这是一个通俗时代。你要让一个孩子去读书,一定要告诉她为什么。读书首先能让你自己开心,有支点,在成长过程当中你会被世界接纳或抛弃,可能家人朋友都不在身边,你只要手头上有书,可以读。”作为父亲的黄磊这样说。
净土
“冰毒Party,我没这个爱好。”
黄磊清楚,自己并不是一个纯粹的艺人,因为作为艺人,“一定要会秀”。
“说实话,《爸爸去哪儿》挺好的,但是我并不是太在乎,它对我的生活不会有太多改变。”他说,他只能做到“真”。此前,他极少参加综艺节目,“所以你们能看到的就是我演的几部戏和舞台剧。”
他知道,人家需要的是“秀”——“真人秀”。但他觉得自己没有“秀”的精神,会觉得羞愧,会觉得应该有更多的廉耻,会觉得不好意思。“这个可能是我并不能那么融入很多东西的原因。”
“唯一能看到的就是我的微博,自媒体,我从来不跟人互动,也不对哪个事件去发表言论,我就写我自己。”当娱乐明星都有秀出“公知”的趋势,他很清楚,但是反问道,“变成公知,有用吗?我很关心这个社会,我只做身体力行的事情。”
“比如我做的乌镇戏剧节,我认为我用五年的时间,不是在网上去骂谁,或者去批判谁,我去做一些实际的事情,我用戏剧的方式让世界看到中国的可爱。我们老说让别人爱我,我们都不可爱,人家怎么爱你?”黄磊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乌镇戏剧节策划了近5年,在去年5月才举办了首届,今年10分将举办第二届。该戏剧节由黄磊、赖声川、孟京辉等话剧导演及乌镇旅游公司总裁陈向宏发起,旨在展现一个优秀的戏剧平台和剧目。
“我是这个戏剧节的创意者,当然我做这个事情的起点,不是因为‘中国梦’,没有那么伟大,我是因为兴趣。”黄磊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他说自己爱热闹,希望能够有一个戏剧Party,而不是“冰毒Party,我没这个爱好。”他形容道,这个民间戏剧节至今都是村镇级的,保持着非营利和非官方的定义,“如果它一旦是官方,它就会有很多的任务,很多的条条框框”。
黄磊出生在戏剧家庭,父亲黄小立是中央实验话剧院(后与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组建成中国国家话剧院)的演员。跟黄多多一样,他自己幼时也跟随父亲在舞台上玩耍,甚至还出演过话剧。上个世纪90年代时,黄磊在北京电影学院读表演系时,也自编自导自演过《牛虻》《红字》等名著改编的舞台剧,然后至今都没间断过舞台演出。
“我们的剧场还算是一方小小的净土。”身处娱乐圈的黄磊对《中国新闻周刊》感慨,“我还试图用一种远离,或者我忽视的方式影响并改变着一些东西,起码对我们剧团的团员,对我们自己的孩子,对走进剧场的有些观众来说。”
但他承认,剧院的能量非常小。回头看真人秀节目《爸爸去哪儿》,它的影响力的确大得多。“其实我们在里面做什么并不重要,关键是电视台要做什么,它不剪,或者这么剪,或者那么剪,你试图传递的东西就不存在了。”
在辽宁大剧院的两个晚上的演出,他注意到,在北京演的时候,下面欢呼、鼓掌不热烈,但只要到了地方城市就一定反响强烈。
黄磊自己解释,“为什么呢?因为地方对娱乐的概念不一样。北京的戏剧市场成熟,都知道看话剧不是看角儿的,是看戏的。但是到地方上演,没角儿大家根本就不看。我们也欢迎大家看我或者何炅,但是我相信看完了之后,还会记住这个戏。”
他认为这就是一种影响,文化影响。
“文化本身就是教育,更有力度的教育,更容易接受的教育,是更潜移默化深入人心的教育。所以一个民族的文化,它应该呈现出来的,首先应该是多元化,然后它也有它的引导性,也有它的主流价值观在里面,这样,一个民族才会向着一个方向发展。”同时也是教师的黄磊像是要上一堂思想教育课。
忧国
“上网看看,就知道我们的价值观是怎样的混乱。”
黄磊坐在简陋的化妆间里,示意《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往窗外望,“你看对面,有多典型,你不觉得看上去像个……”与辽宁大剧院隔一条马路相望的是一座法院大楼。
“你说辽宁有多少案件,要这么大的楼,做成一个大衙门的样子,各个地方的法院都是气势恢宏,为什么不能低调、内敛地做一个小小的法院,你们只是在帮助解决民间一些问题。”黄磊喝了一口茶,“而真正要解决民间问题,不是靠法院。”
有时,黄磊会这样感慨,像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对一些现象,愿意总结背后的原因。比如,他又想到了世界杯,“你说是国民素质问题,还是什么?那恒大怎么拿了亚冠,特别简单的逻辑,恒大是个私营俱乐部。”
他还记得,在录制《爸爸去哪儿》时,他跟前体操奥运冠军杨威也聊起过关于“中国体育”的话题。
“咱们的体育是为国争光,而不是全民运动,咱没重视体育。为什么那么多广场舞,我想问,因为没那么多体育设施嘛,没地儿去,就奔广场。”对于广场舞,黄磊持保留态度,他没觉得它错,也没觉得它对,“到底是什么东西造成的,多重因素。”
无论奥运会还是世界杯,黄磊都有一些思考,他觉得巴西部分人民反对世界杯劳民伤财,“其实是一个非常正面的形象,只是我们不习惯,我们只习惯报喜不报忧。”黄磊认为,当巴西人民还在批评政府,那还有希望,如果都说“就这样吧”,那就完了。
喝着茶的黄磊,提高了声音,语气严肃地说,“我们还在做一个特别傻的事情,就是忧国忧民,觉得特别可笑。我们真的还在忧国忧民,年轻人会笑话我们的,那二十多岁的人肯定觉得我有病,‘为啥你忧国忧民?’”
“我四十多岁了,我真的忧国忧民。”黄磊缓慢并清晰地重复道,“我是跟这个国家一起成长。”
他说自己是“文革”的产物。1971年,黄磊出生在江西南昌,但事实上,父亲黄小立原本是江苏南通人,中央戏剧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央实验话剧院当演员,“文革”开始时下放到江西省话剧团。而黄磊和他的姐姐就都出生在那里。
黄磊对“文革”的印象并不多,但还记得自己四五岁时作为“红小兵”参加游行,坐着大卡车在公路上飞驰。1978年,他随父母和姐姐,又回到了北京,父亲恢复了在中央实验话剧院的工作。
“中国现在思考价值观问题的人,非常少。”黄磊说,“从中国民主进程,再到中国的经济发展,我有清晰的印象,我们沦陷了很多东西。”他觉得看一下电视上每天在演什么,在宣扬什么,或者上网看看,就知道我们的价值观是怎样的混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