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戡毛泽东 转战陕北期间毛泽东致刘邓的一封“极秘密”电报

1989年11月20日,邓小平在接见二野战史编写人员时谈到进军大别山前夕的一段往事。他说:“部队过黄河后一下消灭了敌人四个师部、九个半旅,旗开得胜,那气势是很了不起的。过黄河实际上就是开始反攻。但是,反攻深入到什么程度?歼敌九个半旅,这只是一个声势,更重要的是我们怎么进一步行动?我们打电报给军委,说趁势还能够在晋冀鲁豫地区继续歼灭一些敌人,吸引和牵制更多的敌人,形势很好啊。

毛主席打了个极秘密的电报给刘邓,写的是陕北‘甚为困难’。当时我们二话没说,立即复电,半个月后行动,跃进到敌人后方去,直出大别山。实际上不到十天,就开始行动。”

“陕北甚为困难”,指的是什么?就战局论,当时陕北我军撤离延安后灵活机动,以少击众,取得了三战三捷的胜利。同时,我军已转战三边,还准备攻打榆林,这种局面怎么能说“甚为困难”呢?其次,“陕北甚为困难”和“直出大别山”之间又有着怎样的联系呢?

1947年3月,蒋介石对解放区实行重点进攻以代替内战初起时的全面进攻。其中心战略是集中优势兵力,重拳出击,双管齐下,进攻陕北、山东两大解放区。5月4日,西北野战军取得蟠龙大捷,给陕北及全国战局以极大的震动。

就在这一天,毛泽东在陕北王家湾发出致刘邓、陈谢、陈粟并彭习电,提出准备派遣刘邓大军南渡黄河的战略构想,这实际上是挺进大别山的最早预案。电报是这样写的:“(刘邓军)经冀鲁豫出中原,以豫皖苏边区及冀鲁豫边区为根据地,以长江以北,黄河以南,潼关、南阳之线以东,津浦路以西为机动地区,或打郑汉,或打汴徐,或打伏牛山,或打大别山,均可因时制宜,往来机动,并与陈粟密切配合行动;凡有共同作战之处陈粟军受刘邓指挥。

”5月8日,毛泽东致电刘邓,指出:刘邓军6月10日前渡河,向冀鲁豫区与豫皖苏区之敌进击,第二步向中原进击。5月9日,毛泽东再次致电刘邓,发出“全党全军首先要面向蒋管区,把战争引向更远的敌后”的号令。

由此可见,毛泽东的战略意图非常明确,就是要求刘邓大军尽早结束内线作战,渡过黄河,挺进中原,以调动陕北、山东敌人回援,彻底粉碎敌人的重点进攻,将战争由解放区引向国民党统治区,使全国各地战场转入战略反攻。

从战略上讲,黄河是刘邓大军实施战略进攻、挺进中原必须克服的第一道障碍。蒋介石梦想凭借黄河天险,实行所谓的“黄河战略”,阻挡刘邓大军南进,将其主力消灭在黄河以北地区。而刘伯承、邓小平经过认真分析和部署,6月30日夜率部强渡黄河,一举突破被蒋介石吹嘘能抵挡40万大军的“黄河防线”,在鲁西南一带大展手脚,为下一步挺进大别山开辟了通道。

通道打开了,但问题是何时挺进大别山?是继续留在鲁西南寻机歼敌,还是下决心不要大后方,直出大别山?毛泽东、刘伯承、邓小平都在思考着。

7月10日、13日,毛泽东两次电告刘邓,要求他们争取在陇海路北多消灭敌人,休整之后,举行陇海作战,“准备向陇海路以南发展”,争取在内线多歼灭敌人,有依托地向外线发展。然而,到了7月下旬,情况发生了变化。

当时,刘邓大军久战羊山集不下,蒋介石又派重兵分多路向鲁西南增援,形成对刘邓大军的包围之势。在此紧急情况下,7月23日,毛泽东致电刘邓,电报全文八百余字,其中一段尤为精彩:“刘、邓对羊山集、济宁两点之敌,判断确有迅速攻歼把握则攻歼之。

否则,立即集中全军休整十天左右,除扫清过路小敌及民团外,不打陇海,不打新黄河以东,亦不打平汉路,下决心不要后方,以半个月行程,直出大别山,占领大别山为中心的数十县,肃清民团,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吸引敌人向我进攻打运动战。”

7月27日,毛泽东又致电刘邓:“望你们立即集结全军休整补充半个月,执行中央梗(7月23日)电任务”,并提议刘邓大军于8月15日左右挺进大别山,陈谢兵团提早至8月20日渡过黄河,挺进豫西,认为如此则可能取得几个星期的时间在豫西及大别山立住脚跟。

收到这封电报后,刘伯承、邓小平正在鲁西南前线指挥作战,故未能及时回电。在指挥所里,他们反复研究这封电报后认为,毛泽东的建议完全正确,但是部队自南渡黄河之后,连续作战,将士极度疲劳,急需休整补充。如果立即直出大别山,部队转入无后方作战,困难确实不小。

7月28日,刘邓大军打下羊山集,并向中央军委回电,一方面表示拥护中央军委提出的方针,另一方面又如实汇报了部队所面临的困难,希望能够在内线继续歼灭敌人,待时机更加成熟后再挺进大别山。第二天,毛泽东向刘邓、陈粟并陈谢及彭发出了一封特殊的电报,这是一份三个A级的电报,也就是前文中邓小平所说的那封“极秘密”的电报。

该电前面复述了刘邓呈报的军情:“在山东敌不西逃及刘邓所告各种情况下刘邓全军休整半个月后,仍照刘、邓原来计划,第一步依托豫皖苏,保持后方接济,争取大量歼敌,两个月后看情况,或有依托地逐步向南发展,或直出大别山。

”接着通报了陈谢的行动计划:“仍照计划八月出潼洛,切断陇海,调动胡军一部增援,相机歼灭之。

”最关键的话是下面这句:“现陕北情况甚为困难(已面告陈赓),如陈、谢及刘、邓不能在两个月以内以自己有效行动调动胡军一部,协助陕北打开局面,致陕北不能支持,则两个月后胡军主力可能东调,你们困难亦将增加。”

直陈“困难”且加“甚为”二字,在毛泽东一生文稿中极其罕见。转战陕北期间,6月9日胡军偷袭王家湾,八百人与胡军四个旅周旋三天脱险。毛泽东在回答中央工委刘少奇、朱德的问候中却只称刘戡“游行一趟”,我方“无损失”,反而问刘少奇病愈否。而这一次,不仅言陈“甚为困难”,而且晓以利害,道出如果不能以有效行动调出胡军一部,则陕北不存,胡宗南即出兵中原参战的预测。话说到这个份上,真可谓危难之至了。

是什么原因让毛泽东说出这样沉重的话呢?紧隔一天后的7月30日,毛泽东致刘邓、陈粟的电报中除对山东军情的指示外,通报了陕北我军的战况及行动防线,这是挺进中原大战略中两翼牵制之右翼。“八月打榆林方面之敌,吸引敌军增援,以利陈赓出潼洛。”“我军预定给榆林敌一个打击后,即回头打胡,或出关中,或出西兰公路,配合陈赓及你们。”

在这段叙述中,毛泽东加了这样一段话:“边区受胡军蹂躏,人民损失甚大,粮食缺乏,人口减至90万。”这段话是对前一天电报中“陕北甚为困难”的注脚,也是在简略揭示一个潜在的本质问题:这是离开战争视线的另一个胜负趋向,是隐藏在军事较量这座冰山下的基础问题!这句话作为战争史叙述和研究,也极容易被忽视。

这无疑是一个真实的披露,西北野战军的远征三边,陈谢兵团不来陕北都和毛泽东以上的话有直接关系。这一点蒋介石看准了,他料定解放区物质基础薄弱,没有工业,农业底子也薄,他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首先是摧毁解放区的经济基础和生产秩序。在遭受进攻的解放区内,几十万蒋军来回拉锯,清剿劫掠,军事进攻后面掩盖着经济绞杀。这一招首先在陕北显出了奇效。

西北野战军与十几万胡军反复周旋,赢得三战三捷,但陕北是苦寒贫瘠之地,经不起折腾,战争对人民家园和生产秩序的破坏尤大。胡军方阵式的行军来来往往,搜索粮食,宰杀牛羊,毁坏畜力农具,使人民流离失所,土地荒芜,十室九空。

再加上自然灾害频繁,战争的灾难性后果已经在陕北出现了。电文中说“人口减至90万”,按抗战中统计数字边区人口150万计,已减少了四成。再看粮食情况。当时来小河村参加会议的陈赓对随从人员说,陕北苦谁都知道,但想不到连毛主席他们,也天天在吃小米黑豆野菜这些东西了!

因此,毛泽东电报中所言情况是十分准确的,如果情况不能改变,两个月后陕北将不能支持。这指的当然是经济。赤地千里,陕北部队怎么生存?

这正是蒋介石的老辣之处。他总结当年围剿中央苏区的经验,如解放军诱敌深入,他就集中兵力,方阵前进,方阵后退,占城掠地,反客为主,坐地为桩。大军过后,必有凶年,几次过后解放区的地皮就会被刮净,家底也就大打折扣。

这一恶招,对于受惯了经济封锁又极具战略远见的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来说,是不难觉察的。毛泽东对战争进程主动权的争取,使他对战略性反攻作了提前安排,1947年4月底开始构想“打出去”、“从内线转入外线”的战略部署,5月初开始部署刘邓大军挺进中原,到7月又决策陈谢兵团也打出去。

不同于以往敌进我退的是,这次采取局部的敌进我退,战略全局上的敌进我进。这种军事战略上抢夺先机的主动性,导引解放区的经济及早走出了蒋介石设置在战争幕布后面的陷阱。

刘伯承、邓小平接到这封“极秘密”的电报后,自然会反复阅读“现陕北情况甚为困难”这几个字。他们想到,当下部队虽然疲劳,鲁西南又有歼敌的好机会,但挺进大别山关系整个战略全局和陕北的安危,因而必须克服一切困难,尽早行动。7月30日,刘邓即复电中央军委:“决心于休整半月后出动,以适应全局之需。”

1947年8月1日,毛泽东及中央纵队离开小河村,踏上了一段艰险跋涉的历程。在追兵逼迫、雷雨泥泞中,毛泽东在给各野战军电报中开始不断提示这样一个明确的战略目标——“打到蒋管区去!”这是挺进中原逐渐清晰下来的一个具体方向。

此时,刘邓大军正在千里跃进大别山的途中;西北野战军正在艰苦地攻击榆林城防;陈谢兵团正在秘密集结茅津渡,进军豫西。8月30日,刘邓向毛泽东报告:“我军已胜利完成渡过淮河、进入大别山之跃进任务,敌人追击计划完全失败。”

这就是前文中一个“极秘密”电报的由来及其关联的一个战略阶段。谈及这段话时,邓小平已是一位85岁的老人,但他的记忆还十分清晰、深刻。刘邓当时准确掂量出这封电报的巨大分量,所以“二话没说”,九天后即“挺进大别山”,英勇果敢地完成了我军战略大反攻最关键的一个步骤,实现了“把战争引向蒋管区”的战略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