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迪时事评论员雷洋 新京报:不必要的证明让民警成“时事评论员”
那些非必要证明能引发上到总理、下到普通民众、中到办事人员的共愤,足见改革不乏可汇聚的共识与动能。而要消除那些繁冗的证明,还得从打破政府“堡垒内部”着手。
“补办一个小小的老年证也要经过派出所打证明,有必要吗……一个小的证件增加大家不必要的麻烦,还是多为老百姓办点实事吧。”“难道老百姓买房也要无犯罪前科,难道有犯罪前科的就不可以买房吗?贵单位凭什么定此项规定?”
这两段看似时事评论之语,可不是出自评论员之手,而是两个基层派出所人员在加了公章的证明上的吐槽。前者是湖南冷水江某派出所对当地民政局给老人补办老年证时要求其开具丢失证明的批语,后者是云南盐津县普洱派出所批评相关单位要求买房须开无犯罪前科证明。
从公章显示时间看,前者发生在8月5日,后者则为今年7月,只是昨日才被曝出。二者接连被曝光,都受到聚焦。以往见多了民众向办事机构吐槽,这次派出所人员主动出击,站在了民众一方炮轰“同僚”,多少有些罕见。两则证明是否合理,从两位“内部人”吐槽就可窥见一斑。此事之所以引发关注,本质上是由于它突破了以往吐槽与被吐槽之间的站位关系,刷新了人们对“体制内态度”的看法。
按理说,同僚相批历来是官场大忌,可两地派出所人员却打破了这一潜规则,这足以表明:一方面,大量非必要证明的存在,扰的不止是“民”,同时也是经办机构和人员的不必要的“负担”。另一方面,这些“批语”从内容而言,仍不过是普通民众所深谙的常识。而奇葩证明问题的关键,本也在于对常识的背离,“证明我妈是我妈”即为一例。正因如此,李克强总理才会斥其为“天大笑话”。
“愤怒的民警”之公文吐槽和总理之怒,本质上指向的是同一种症结。而公众围观“加了公章的时事评论”,恐怕不全是借此一浇心中块垒,更隐含了对某种改革路径的期许。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了改革与被改革的分层。于是改革讨论中,多见政府部门与民众的对话,而夹在中间的政府工作人员对改革怎么看,又能发挥怎样的推动作用,俨然被忽略。从两地派出所人员的吐槽看,其实若机构内部的意见能得到及时反馈、吸纳,也能凝聚更多的改革共识与动能。
以此次吐槽不必要证明的派出所为例,其实公安部门恰是民众生活中办证打交道最多的部门。他们若能在解决办证难、证明多的问题上,表现出更多的积极性与行动力,也能极大地缓解奇葩证明扰民的现象。至于如何改,两地派出所的态度或已提供了答案——那就是打破“堡垒内部”,将非必要证明尽快取消。
那些繁冗的证明能引发上到总理、下到普通民众、中到办事人员的共愤,没什么比这更能代表“时代的声音”了。而要将“客串”起时事评论员的民警从吐槽者推向改革参与者,就需要制度助攻,比如尽快打通公民信息互联中的行政壁垒,推动非行政许可审批在地方尤其是市县一级的加速清理。
这些症结,包括新京报在内的评论文章此前曾多次指出过,但民警吐槽引发舆论共鸣,说明问题仍未摒除。这也是简政放权、转变政府职能改革的提醒:改革成效必须更好地落地,民众及那些相关部门才能尽快从“证途”之困中脱身。
(原标题:不必要的证明让民警成了“时事评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