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冕公开信 《新周刊》社长孙冕:50岁生命才刚开始
记者手记: “有人说你最闹的时候能拿大顶?”“哈哈,我这个人就是好玩、能折腾,不过要是到了拿大顶的地步,那就是真的喝醉了。”
虽然之前在网上看过他的照片,但是当真人走进酒店大堂时,我还是没能认出来。压得很低的鸭舌帽和典型的街头打扮,使得比照片上还酷许多的他,让人怎么也不会和50多岁的男人联系起来。这个穿着大T恤、宽腿裤,单肩包上挂满很酷的装饰物,有着一头桀骜不驯银发的50岁男人,就是《新周刊》的社长孙冕。在做广告公司的时候,孙冕也曾西装革履。不过现在已经不会再那么穿了,即使出席正式场合也不会。“现在觉得以前那样特别傻,简直是傻得要命,现在的这些打扮已经成了代表我的一种符号了。出席重大活动也这么穿,虽然有人会说不礼貌,但是穿别的就不是孙冕了,自己也很不舒服。”对于着装,孙冕有自己的见解。刚从北极回来的他,已经迫不及待和记者谈起即将到来的南极之旅了,在他心里,永远感兴趣和兴奋的就是未知的下一次探险。
业余诗人“鳌拜三代”
“这是一个朋友起的,和我喝酒有关。‘鳌拜’即‘熬败’,就是我能把三代人都喝败,跟我同辈的人喝酒熬不过我,比我年轻10岁的熬不过我,比我年轻20岁的也熬不过我。”说起这个外号的来历,孙冕还流露出几分得意,他认为这是自己精力旺盛的表现。
喝醉的孙冕还会诗性大发,业余诗人就是除了杂志社社长、探险家外,他封给自己的一个头衔。“清醒的时候我是写不出来诗的,每次喝醉以后,我就会在餐巾纸上写诗,这也是至今为止,唯一发表过的地方,结果后来还有人开始收集这些餐巾纸。”说起自己的诗,孙冕有些激动,立即从手机里翻出他最得意的一首,就开始用他那带着浓重汕头口音的普通话朗诵起来:“明天已经来临,晨露睁开明天的眼睛,在草尖中摇曳着新一天的太阳;郁闷的生命走出黑暗的幕帐,许许多多纯净的心灵,手心贴着手心,奔跑在无遮无挡的地平线上;春风打开狭窄的胸膛,让每一扇门窗都拥有青春的阳光,仇与恨的老藤在鲜花丛中枯死;孩子和少女张开臂膀,搂住所有人的希望,春天已经来临,那就让她欢快地来临。”
爱哭的男人
孙冕的哭,在圈子里是十分知名的。“不管男人、女人,都是平等的生命体,女人可以哭,男人当然也可以。为什么就没人说过公羊不可以哭,母羊才可以哭。所以认为男人是不可以哭的,至少不能当众哭,只是一种社会惯性而已,而不是男人的本性。开心的时候笑,不开心的时候哭,这是不分年龄和性别的。”孙冕说,“即使现在是在酒店,只要我有想哭的感觉,那就会哭出来,干吗不呢?何必难为自己,不要难为自己。”
一次登山,在筋疲力尽的时候,孙冕终于看到了自己的帐篷。不过等他到了跟前,突然才发现原来不是自己的帐篷,而是别的国家登山队的帐篷,属于自己的帐篷还在上面。这个时候,体力耗尽的孙冕快崩溃了:“如果当时我没有换一种心态,那这个山肯定再也上不去了。大多数人会认为这时除了苦还是苦,可是我的脑海中浮现出了亲人的样子,而且觉得他们就在我身边。
“我是一个负责任的男人,所以我必须上去。想到这些,一阵幸福感向我袭来。正是这种幸福感支持着我,使我的身体爆发出新的能量,拖着我继续往上走。”当时的孙冕,是在一路泪水的陪伴下,终于成功跨越山峰,找到自己的帐篷。
最大成就是生了个孩子
“最大的成就就是跟老婆生了一个孩子,再有就是‘三九’和《新周刊》这两个招牌,这都是我一生的骄傲。”孙冕调侃。孙冕曾成功策划制作了中国第一个名人广告《三九胃泰·李默然篇》,这个广告没出来之前,三九的无形资产几乎没有,这个以后无形资产就达到了上亿元,直接带动了“三九”品牌的成长。“既然我一生中最好的时光和最旺盛的精力都用在了培育‘三九’和《新周刊》这两个品牌上,那当然就是我一生的骄傲。”孙冕说。
1953年出生的孙冕,唯一完整的学历是小学。对于这点,孙冕毫不避讳:“文字的基本表达能力在小学阶段就学完了,其他就是靠自己的阅读。比如做新闻,读一下新闻概论,看看别人的文章就可以了。现在这种纯粹靠课堂的方式是非常无聊的,很多知识是自己阅读来的,而不是几年课堂坐下来得到的。”
虽然这么长时间的职业经历,也变换过不同的角色,但是孙冕一直都是不间断地在做媒体。“做事业能不能成功,靠的不是高学历,而是你究竟热不热爱这个事业,做事业真的需要崇高的理想。很多人选择一个专业,就是为了毕业后能去一个待遇好的地方或者外企什么的,其实这种对自己的职业应付的态度,决定了他只是一份工作,而不是事业,事业都是一群有理想的人才能做成的。”
小时候在学校擦桌子,要把桌子抬到江边去,用江里的沙子擦,孙冕都擦得特别认真。所以他是一个不重视事情的简单或复杂,而重视对事情态度如何的人。“没有这个态度,在任何事情上都会做得不理想。”孙冕说。
做杂志是因为杂志在那里
当了3年半工人,孙冕考到广东省文联,当时叫文艺创作工作室的文学讲训班。这是专门培养青年作家的,当时考进去的都是标准的文学青年。两年的文联学习,有3个月在工厂,农村又呆了1年,基本上没怎么坐在课堂上听讲。不过孙冕觉得挺好:“作家本来就是要体验生活的嘛。”1977年从文联毕业,孙冕去的第一个单位是广州戏剧家协会,做一本戏剧刊物——《南国戏剧》,他的媒体生涯也是从这个时候正式开始了。
不久孙冕就离开这个刊物,到了《百花园》。在这张报纸,孙冕是从当校对开始的,后来慢慢做到了副主编。“这是一份摆到报摊上,需要自己掏钱去买的报纸,可以说是广东第一份真正面对市场的报纸。因为有市场的压力,所以只有内容好才有人买,虽然是戏剧刊物,但是随着时代的变化,戏剧的光环已经开始萎缩,而买报纸的主流人群是年轻人。于是我们尝试着把电视、音乐和艺术方面的内容都囊括了进来。比如把当时《霍元甲》、《陈真》这些很受欢迎的电视剧的剧情在报纸上连载,图片就是对着电视拍的剧照。结果报纸一下子就火了,5分钱一份的报纸能卖掉100多万份。”现在说起来,孙冕还激动不已。
1990年,孙冕又做了《新舞台》报,那时还没有彩色报纸,最多就一个套红的题目。孙冕想到了办第一张彩色报纸。
对于这个大胆的想法,单位很支持,可是没有钱,孙冕就自己去找资金。他用彩色报纸的想法拉来8000块钱广告费,用这笔钱买了三个办公桌,租了一间房。第一期的所有稿子都是孙冕自己组的,他把当时广州所有的报纸都买回来研究,自己设计了版面和报头。样报出来后,孙冕找来了报纸零售商。“当时他们看到这张报纸都欣喜若狂,一下子就订出去30万份。这份报纸赚了很多,后来光靠卖报纸赚的钱就买了10套房子,用做员工宿舍。当时,卖报纸能买房子是很了不起的。虽然是广州的报纸,但是在北京最高的时候能卖出10万份。”对于自己的这些媒体经历,孙冕如数家珍。
彩色报纸成功以后,孙冕又想办一个全国性的刊物。
这时孙冕听说广东省新闻出版局有一个叫《新周刊》的全国发行的杂志,他立刻跑到新闻出版局申请要办这个杂志。“新闻出版局的领导经过讨论,觉得我这个人没什么爱好,就是好做媒体,而且这个人做媒体是屡战屡败,屡败还屡战,从来没放弃过。我真的是从第一份工作到现在,就没有其他的爱好。”对于自己“革命式”的职业理想,孙冕很执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