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井泉家人 李井泉和他的家人

李井泉, 曾任中共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西南局第一书记, 第三、四、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文化大革命” 中, 李井泉遭到迫害, 他的家人受牵连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本文记述的是李井泉及其家人的生活轨迹。

32岁结婚,夫人是一位大家闺秀

李井泉18岁投身革命,从此戎马倥偬,革命队伍就成了他的家。

那个时期的革命队伍,男多女少。与那个时期大多数革命者一样,李井泉难有花前月下的机缘,所以直到过了而立之年,他仍然是光棍一条。当然,像李井泉这样的同志的婚姻问题,他自己不着急,组织也会为他着急,同志们也会关心。

1941年春,李井泉从前线回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形势和个人生活也相对安定,于是,同在中央党校学习、时任冀中军区政治部主任的孙志远和他的妻子赵磊就热心当起了红娘,给李井泉介绍了一位名叫肖里的大家闺秀,促成了两人的婚姻。

肖里,1917年生于河南省商水县谭庄镇肖谭村一个开明士绅的家庭。爷爷为清朝光绪年间的武进士,曾获得“御前侍卫”的功名。父亲肖润芝,母亲李氏。肖家家境殷实,至抗战初期尚有1200余亩地。

肖里在参加革命前后,还用过肖国贤、肖清华的名字。与李井泉的经历相似的是,肖里也是一名师范生,还是位才女:她就读于1908年建校的河南省立开封女子师范学校,钢琴弹得非常好,又是学校女子篮球队的主力队员,在当地是一位引人注目的女生。1937年10月,肖里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离开河南,随历史学家范文澜到达延安,先入抗日军政大学女生队学习,后分到中共中央社会部工作。

1950年,肖里随进军大西南的部队来到成都,任西南革命大学成都分校教育科科长,后任处长。

1951年,肖里出任成都纺织厂筹备处主任。当时她身怀六甲,为了不影响工作,一个人搬到纺织厂筹备处居住,只在星期六才回家与家人团聚,星期天又骑着自行车返回单位。成都纺织厂建成后,肖里出任厂长兼党委书记,不久被提升为四川省轻工业厅纺织局局长。

1963年,她改任四川省轻工业厅副厅长兼政治部主任。然而,夫妻就是夫妻,落难的时节,这牵连是扯不开的。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李井泉成了“西南地区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也就不可避免地连累上了肖里。那会儿的轻工业厅院里,到处贴着“打倒李井泉!打倒肖里!”的大幅标语,肖里也受到严酷的批斗和精神摧残。1967年3月15日,江青在北京对四川进京的造反派说:“你们还没有把李井泉那个地主老婆关起来?”于是,造反派回到四川后就把肖里关进了监狱。

1969年4月23日,肖里在监禁中被迫害致死,年仅52岁。

一门四姓氏———李井泉家庭的特殊景观李井泉、肖里婚后生有六男二女。按传统观念,那应该是一个多子多福的大家庭。但这位革命家的家庭颇具时代造就的特殊性。其中,最大的特殊性就是:六个儿子三个送了人,于是一家人就有了四个姓氏。

李井泉的头五个儿子的名字都有典故,均出自毛泽东的文章或讲话。

长子黎风,次子明清,其名出自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期讲过的“黎明风清”之语。三子巨一,其名出自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总结报告中提到的“巨大统一”四个字。四子新桅之名,是毛泽东《论联合政府》中一个句子的缩写———“新中国的桅杆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五子在望的名字,出自毛泽东在解放战争即将取得胜利时所写的一篇文章的标题———《胜利在望》。六子华川因为在起名前就送给了老战友,其名字没有按照前面既定的思路取。

这六个儿子的姓氏有四个:老三巨一,送给了时任晋绥野战军独二旅政委的孙志远———也就是给李井泉牵红线的那位老战友,于是随了孙姓;老五在望,送给了时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警备第二旅旅长的张达志、申国藩夫妇,于是随了养母的申姓;老八送给了时任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表、中共西藏工委第一书记的张经武,于是随了张姓。

如此一来,李家子女就有了李、孙、申、张四个姓氏。

李井泉自己曾笑称,这三个孩子送给战友,是为了纪念自己在三五八旅任职的历史。这当然是笑谈了,不过的确也巧合得很有依据:在1937年八路军改编之初的六个旅中,李井泉曾任一二○师三五八旅第一任政委,而他送人的三个儿子恰恰是老三、老五、老八。

三五八旅是今天驻扎在浙江省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集团军的前身部队之一,在第一集团军的军史馆中,展出有多幅李井泉战争年代的照片,以及他率领三五八旅一部开赴大青山创建抗日根据地的文字介绍、历史照片等。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届军委领导和各总部将领中,有多位出自这支有着光荣传统的老部队。

这种战友间彼此以子相送的情况,也是那个时代革命队伍中并不罕见的现象。军事共产主义的生活环境、和这场革命与生俱来的反封建意识,熏陶了他们这一代人:子女也与他们自己一样,不仅属于自己,更属于他们所从事的革命事业!子女是革命的后代,是父辈这一代革命家的接力者。

和父亲一样,他们也有风雨人生

处在一个大时代的革命家的子女,注定就不会一帆风顺,不会生下来就尽享富贵。李井泉的子女跟他们的父亲一样,也经历过坎坷,也经历过风雨。

李家老大李黎风生于1942年,1950年随父母到成都,入育才小学读书。由于李井泉、肖里工作繁忙,家中的孩子无人照顾,李井泉便把李黎风送到在重庆的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家,贺龙、薛明夫妇视他为养子。1954年,贺龙离开西南到北京,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和中央军委副主席。

贺龙把李黎风也带到了北京,并安排他住在贺家。李黎风高中毕业考入清华大学物理工程系,与刘少奇之女刘涛、贺龙之子贺鹏飞是同学。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贺龙被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立案审查。

1967年2月,李黎风也被抓进北京市公安局第一监狱拘留所审查。5月28日,李黎风被释放后回清华大学等待分配,1968年底被分配到青海省西宁市电动工具厂接受再教育。

1969年李黎风结婚,1970年生下儿子李放,1975年又生下双胞胎儿女,并以毛泽东的名和字分别取名为李泽支、李润那。1972年,李黎风一家回到北京,为李井泉的平反奔走申诉。1978年,李黎风经中央军委秘书长罗瑞卿批准参军,在总参谋部一个军事研究所工作,1990年后升任大校副所长。

老三李巨一,1945年生。李井泉与肖里的婚姻介绍人是孙志远和夫人赵磊。赵磊在战争年代做了节育手术,没有生育能力。李井泉便将老三送给他们,改姓名为孙巨。孙志远解放后历任西南军政委员会秘书长、政务院副秘书长、国防工办副主任、第三机械工业部部长等职,“文革”开始后受到冲击,于1966年10月去世。

赵磊任北京邮电学院党委副书记。孙巨从北京四中毕业后考入清华大学无线电系,1980年留学美国获南加利福尼亚大学电子工程博士学位。

回国后进入康华公司及中国科协,任中国国际经济技术开发中心总经理。1993年入招商局集团至2006年退休,历任集团北京公司副总经理,集团金融中心、企业部、技术部总经理。孙巨的妻子是空军总医院眼科医生赖迎利,赖迎利是江西籍开国上将赖传珠的女儿,也是孙志远的外甥女。

老四李新桅,1947年生于晋绥革命根据地首府山西省兴县,1962年到北京上高中,住在孙志远家,从北京四中毕业后考入清华大学无线电系。“文化大革命”初期因受父亲牵连,被抓进北京市公安局“黑帮子女学习班”强迫劳动改造、揭发父母。1971年后,他回到老家江西临川唱凯公社仓下村插队落户,后来清华大学分配他到科学仪器厂当了一名工人。

老五申在望,小名望望,“文革”结束后,改名为再望,1948年11月生。老五出生4个月后,在晋绥分局的安排下,被送给时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警备第二旅旅长的张达志(解放后历任兰州军区司令员、军委炮兵司令员,中将军衔)、申国藩夫妇做养子。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张达志和申国藩离婚,申在望跟随养母在成都生活。新中国成立后,申国藩任中共成都市委监委常务委员、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1969年,因同情二哥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的申在望在成都获释,回到江西老家临川唱凯公社仓下村插队落户,先后当过唱凯公社艾巷大队仓下村小学老师、临川县化肥厂工人。

其间,“文革”中被打倒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的儿子傅洋、国务院副总理乌兰夫的女儿雅雅、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的女儿妞妞、四川省委原第一书记廖志高之子廖晓光、中央调查部部长孔原之子孔栋、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张启龙之子张晓泮等先后到仓下村探访做客。

1973年,申在望考入重庆西南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毕业后先后从事科技情报翻译和外事工作。

1992年,赴新华社香港分社工作,任新华社香港分社外事部处长,后任四川省对外友好协会副厅级巡视员。申国藩晚年多病,申再望尽心侍候照料,直到申国藩101岁时病逝。中国有句老话:“久病床前无孝子”,可申再望却被公认为久病的养母床前的真正孝子。熟人们说:假若没有申再望,申国藩老太太恐怕就跨不过百岁的门槛。

李家大女儿李大蓉排行老六,1950年5月生于成都。1968年,她和五哥申在望为躲避迫害逃到重庆,后又逃到武汉,躲在七姨肖炎家达两个多月。后被造反派发现他们的身份,遂逃出武汉,逃到河南郑州,隐姓埋名,躲在一名铁路职工家里。

同年回到成都,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被迫在学校劳动改造。解脱后,回到老家江西临川县唱凯公社仓下村插队落户。随后,五哥申在望、四哥李新桅,弟弟张华川先后从“劳改队”释放出来到仓下村落户。四川省委原第一书记廖志高的女儿廖晓元也曾来此插队劳动。1973年,李大蓉考入江西医学院医疗系,1976年毕业后分配到北京宣武医院。先后担任住院医师、主治医师、副主任医师、教育处处长等职。

李家次女李力清排行老七,她于1951年生于成都,1969年随哥哥、姐姐回到老家江西临川唱凯公社仓下村插队落户。1973年到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学习,毕业后分配到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工作,历任中联部非洲局副处长、处长、副局长、局长等职。

曾在中国驻博茨瓦纳使馆和中国驻印度使馆工作,分别担任一秘和参赞。她曾留学英国约克大学,获硕士学位,后又到美国耶鲁大学当访问学者。曾被下派到山东淄博市桓台县挂职,任县委副书记。

李家最小的儿子张华川,1952年出生于四川成都。当时,张经武还在西藏拉萨任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表、中共西藏工委第一书记。张华川出生前,因张经武、杨岗夫妇婚后只生过两个女儿,没有儿子,故肖里与张经武的夫人杨岗开玩笑约定:这次假如生了儿子就归张经武。

真就是一诺千金:老八一出生,李井泉、肖里夫妇就致电张经武:这个儿子归张经武,暂由李井泉夫妇代养,并听任张经武按客家人辈分起名字。张经武、杨岗夫妇随即给这个没见过面的养子取名张华川。

1954年,张经武奉命陪同十四世达赖喇嘛进京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路经成都时,李井泉就将张华川交给了张经武。这样,张华川随同养父到了北京。1955年,张经武被授予中将军衔,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上唯一一任国家主席办公厅主任,后又担任中共西南局书记、中央统战部第一副部长等职。

“文革”中,张经武夫妇因参与所谓贺龙“二月兵变”等问题被关押。狱中的张经武因向专案组绝食抗议而饿死,杨岗则被关进秦城监狱长达五年之久。

张华川被关进北京市公安局“黑帮子女学习班”强迫劳动改造。1971年后,张华川也回到老家江西临川唱凯公社仓下村。1973年,李井泉在毛泽东的关怀下被解除了监护,恢复了国家领导人的待遇,张华川考入天津南开大学。

痛别养父张经武后,张华川立志编写一部记述养父生平和业绩的书。经过六年不懈的努力, 一部受到各方面读者好评的画册———《张经武与西藏的解放事业》出版面世。该画册两次获得全国性图书设计大奖:2007年作为唯一的人物画册类图书获中央党史研究室五年评选一次的优秀成果一等奖,获奖理由:题材重大、制作精美、人物生平事迹考证详细;2008年作为唯一一部红色题材图书入选并获得中国之星设计艺术铜奖。

从2006年至今,该画册的中文版再版,2009年和2011年又先后出了藏文版和英文版。

该画册不仅清晰地展现了张经武作为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首任代表为共和国统一建立的历史功绩,而且使读者了解到中国共产党人是真正全心全意为西藏各族人民服务的,感受到西藏在和平解放、民主改革后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一位饱受丧子之痛煎熬的老者写下的一个批示

李家子女中,最让人嗟叹不已的是在“文革”中死于非命的老二李明清。

李明清生于1943年,20世纪60年代,从成都高中毕业后考入北京航空学院。1963年在四川工作的李井泉将李明清送到贺龙家,委托贺龙、薛明夫妇照料。“文革”中,李明清被殴打致死。人民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贺龙年谱》在1967年8月24日这一天记载:“李井泉次子李明清是北航6系2611班4年级学生,从1963年开始在贺龙家借住读书。

他写了一篇题为《炮打……》的大字报,矛头指向中央文革小组,被北航造反派组织和四川省造反派组织殴打致死。”

曾是“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 (简称北航红旗) 头目之一的戴维堤,在记述其“文革”期间个人经历的回忆录《逝者如斯》中,翔实地记录了李明清被殴打致死的过程:1966年8月24日,北航6系(导弹系) 学生李明清(李井泉之子)、赖锐锐(建筑材料工业部部长赖际发之子)、孙茜玲(交通部部长孙大光之女)、苏晓前(开国中将苏静之子) 等五名高干子弟联名写出了一张《炮打……》的大字报,在为刘少奇等老干部鸣冤叫屈的同时,将矛头直指中央文革,轰动北航。

事后,李明清等人被群众扭送到公安部门关押了一些日子,后又放回学校。从此,李明清等人当起了“逍遥派”。事过一年之后的1967年8月20日,北航红旗的成员刘天章在河南开封串联时,因支持当地造反派,被“保守派”开枪打死。

不久,另一名北航红旗成员周锡坤在湖南湘乡县城被“保守派”抓住后枪杀于县城街头。北航红旗成立了数十人的治丧委员会,召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追悼会后,刘天章等人的骨灰被放到学院俱乐部门口灵堂,北航红旗成员们为刘天章等人守灵。一些反对过中央文革的高干子女被押来跪灵请罪。北航红旗的一些学生发誓要为刘天章等人报仇,许多对北航红旗不满的人吓得敢怒不敢言。

如果说那几天北航充满了“红色恐怖”,那还真是没有说错。

8月24日,恰逢《炮打……》大字报发表一周年。这天晚饭后,一些北航红旗的成员自发地陆续把几个“炮打中央文革”和写过《炮打……》大字报的学生拉到东操场批斗,其中有李明清、孙茜玲、赖锐锐、苏晓前和工农子弟吴仙虎等人。

当时人很多,现场很乱,没有固定的组织者和指挥者。批斗过程中,发生了武斗,有些在北航串联的外地学生也参与了打人。天亮时,戴维堤被告知吴仙虎被打死;又有人来报告,说李明清也死了。戴和院革委会委员李××跑到李明清宿舍,见李明清躺在床上,他摸了摸李明清的胸口,发现李明清的心脏已停止了跳动。

同宿舍的学生说,李明清回来后,喝了许多凉水就睡了,天亮时发现他已死去。李有心脏病,可能是被打后导致了心肌梗死所致。

1978年,北京市公安局抓获了北京航空学院打死李明清的两名学生,并报请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李井泉提出处理意见,李井泉作出的批示是:不追究他们的责任。现如今的人们,已很难想象一位承受了多年丧子之痛的古稀老人在写下这个批示时,那般难以与他人道出的复杂心境了。

李井泉晚年的婚姻

李井泉恢复工作以后,面对的是丧妻丧子的晚年。许多老战友老同志对他很关心,又促成了他人生中的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婚姻。

李井泉的第二位夫人叫杨荫梧,解放战争期间在晋绥根据地绥东兴和县政府工作。其原配丈夫侯作桂抗日战争初期曾参加李井泉任司令员兼政委的大青山支队,跟随李井泉开辟绥远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侯作桂在“文革”中被批斗致死。

“文革”结束后,经大青山支队老部下成枫涛介绍,1977年3月,李井泉与杨荫梧结为夫妻。杨荫梧陪伴李井泉12年,直到1989年4月李井泉病逝。李井泉去世后,杨荫梧广泛搜集资料,组织四川省、内蒙古自治区、江西省的党史工作者编写了《李井泉传》初稿,并请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和时任国家主席的杨尚昆为该书题写了书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