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建民安全带 吴建民激辩罗援的内幕和全过程4

2004年,我到日本防卫厅(注:2007年升格为防卫省)属下的防卫研究所调研交流,当时我们一致的意见是:虽然中日矛盾错综复杂,但中日之间没有战争议题。但2008年,我们再次见面,大家开始对四年前的这一结论产生动摇,因为在2004~2008年间,东海局势开始持续紧张。2013年我们又见面研讨,大家讨论的问题已变为:中日如何才能避免在东海和钓鱼岛海域檫枪走火?中日究竟有无办法避免一场军事冲突?

这一切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就发生在2004~2014年的这短短十年间。

十年前,虽然中国与东南亚五国的南海主权争议早已存在,虽然2002年签署的《南海行为宣言》已经名存实亡,虽然“搁置主权,共同开发”的主张已悄悄演变成“搁置主权有余,共同开发全无”,但对中国来说,南海问题似乎还不是一个十分迫切的问题,南海海域也尚未出现紧张对峙的局面。

2004年下半年,我在凤凰卫视《新闻今日谈》节目中,用连续四期节目的篇幅,阐述中国建设强大海军的作用和意义,以及中国需要在南海有争议海域迅速“先下手为强”,采用经济手段迅速在有争议海域展开开采工作。

当时,这一建议在许多朋友听来,似乎有点匪夷所思,甚至觉得我有点杞人忧天,小题大做。但2014年,当中国的981钻井平台终于抵达越南附件的海域开采,却引来越南、美国的强烈反弹和各种冲突性的举措,最后不得不以暂时撤退告终时,人们却又觉得中国对这一切的部署来得太晚了。

确实太晚了!与2004年时相比,中国在南海争议海域,通过经济手段“先下手为强”的时机已经过去!

这一切改变,仅仅发生在十年不到的时间内。

同时,当2013年下半年中国宣布设立东海防空设别区时,地区和国际各国一片反弹。甚至在中国东海防空设别区开始正式启动的同一天,美日还派遣战机进入这一区域,直接挑战中国。相关的作业程序显示,中国在一系列问题上,确实存在经验严重不足的现象。

十年前,美国仍深陷于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战争的泥淖之中,美国的战略重点是反恐,中美关系的矛盾和冲突相当程度被掩盖或推迟了。2006年,时任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提出中美“利益相关者”的概念;中国核心智囊郑必坚发表文章回应,“中国共产党在21世纪将不挑战现有的国际秩序”。

但仅仅过了三年,奥巴马上任,成功地从两场战争的泥淖中抽身,开始将战略重点转向亚洲;2010年,时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河内喊出“我们回来了!”,“重返亚太”成为美国新的战略重点。虽然其间遭遇乌克兰危机、美俄关系对峙和“伊斯兰国”对美国的挑衅等重大危机,但美国“重返亚太”的战略却始终没有重大调整。

从这以后,中国周边的局势开始日益复杂,许多十年前不是问题的问题,现在成了主要矛盾;一些十年前不可能导致军事冲突的议题(比如钓鱼岛冲突和南海问题),现在却走到了擦枪走火的边缘,以致于中国海军司令对媒体表示,中日冲突需要认真研究“如何擦枪而不走火”。

时至今日,中国周边的冲突,无论是正在激化的东海、南海局势,还是有所淡化的朝鲜半岛和台海危机,抑或是未来若干年有可能持续上升的香港问题,其背后似乎都能感受到美国的那只“无形之手”。

这一切微妙的变化,就发生在过去五年里,甚至其激化就发生在过去的两三年。

民间情绪沸腾vs战略课题凸显

与此同时,在中国国内,无论是精英阶层还是民间,这些年对周边局势的敏感性也在不断提高。我在2013年出版的《访与思-中国人成熟吗?》一书中,曾经讲过两个小故事。我愿在这里再次复述。

故事一:2010年后,我曾多次到外地做关于南海问题和周边局势的报告。当我从历史、法理、战略和未来的角度,试图对南海问题作多角度阐述时,听众席上一些年轻的朋友往往会变得不耐烦,急急发问:“邱老师,您告诉我们,南海到底打还是不打?”因此,我常开玩笑说,莎士比亚曾说:“是”还是“不是”,这是一个问题;当到了今日中国,错综复杂的南海和周边问题,居然被简化成了“打还是不打?”这么一个简单的命题。

故事二:2012年年初,我到西南某大省给一些企业家演讲,讲的是中国的经济和社会矛盾。演讲后茶叙,企业家们把头扭向一位大佬级的企业家,探寻他对中国问题的看法。只见那位企业家沉思良久,然后慢慢吐出一句:“现在需要打一仗了。”此言一出,现场先是一片沉默,随即忽然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

2014年出版的《当务之急:2014~2017年中国最大的风险》一书中,我还讲了另一个故事,也愿意在这里再次与大家分享:

2013年的某一天,我从广州白云机场坐出租车去广州市中心,近四十分钟的时间一路与司机聊天;司机是个凤凰卫视迷,尤其爱看军事节目,所以那天我们一路的话题就是钓鱼岛和南海风云。由于那天我穿了便装,又戴了墨镜,所以司机没有认出我来,但显然觉得我的声音有些耳熟,说我很象每周日晚上主持《寰宇大战略》的那个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