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的良心:黄万里与三门峡工程之辩
解说:1949年解放后,黄万里担任东北水利局总顾问,由于顾问的工作无法在水利规划和具体实施上有所作为,同时他的建议得不到采纳,1950年6月,黄万里毅然辞去了官职回到了母校唐山交大教书。
赵诚:他可以说天分也很高,那么学历也很好,他给学生讲课的时候,这些问题都讲的非常,都能深入浅出的跟学生把这些问题讲清楚。
黄且圆:他就是在那个时候,他就是本身他就是每天,他一直是那个留着一个小胡子的,在我母亲那有一张照片,一直是留着一个小胡子。
解说:1952年在学习苏联的过程中,学制和学校课程设制都在不断进行调整,唐山交大此时改为唐山铁道学院,与铁道无关的专业都被调整出去了。于是1953年初,黄万里调到了清华大学水利系任教,也正是从这个年代开始,黄万里的命运发生了重大的转折。
曾子墨:1952年开始,中国向苏联聘请专家帮助规划黄河治理,1955年在苏联专家指导下的《黄河规划》完成了。对黄河干流的梯级开发计划,选定在陕县三门峡,修建一座最大、最重要和可以防洪、发电、灌溉的综合性工程。
在随后周恩来总理主持的,关于《黄河规划》的第一次讨论会上,与会专家并没有太多异议,现场只有黄万里否定了苏联专家提出的规划。他当面对周恩来总理说,你们说“圣人出,黄河清”,我说黄河不能清,黄河清不是功而是罪。
他认为黄河泥沙量虽是世界第一,但它造的陆地也是最大的,然而他的声音并没有引起重视。1955年7月《黄河规划》在全国人大决议通过,而黄万里没有气馁而是多次的上书,力陈不能盲目相信苏联专家意见的理由。
解说:1956年5月黄万里向黄河流域规划委员会提交,《对于黄河三门峡水库现行规划方法的意见》,他在意见中针对防洪方法及下游的防洪问题,阐述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三门峡建坝不可行,此时的黄万里在各种关于黄河的重要争论中,都坚持着自己的意见,反对在三门峡修建水坝,而他在学术上不加掩饰的话语风格和传统与现代文化教育冲击而形成的执着性格,也开始越发与当时高涨的政治氛围格格不入。
杨美卿:那个时候很多知识分子已经是不太敢讲话了,起码是不太敢和中央已经做了决定的东西对立起来看比较多。所以那个时候就是说附和,或者是最多不说话的这种人,肯定是占大多数,当时真正有点专业水平的人,知道这是有问题的。
赵诚:他说我知道,我不去讲,我就是失职,这是一个很强烈的公民意识。他认为这个公共的事情我懂,我应该说我对我自己的国家负责任,他说我要不说我就是不爱国。
丁玉隽:他就是直接说出来,没有什么遮掩,遮遮掩掩,或者说叫人家去猜你这个人想怎么样,想怎么样,没有这种,没有这种。所以人家一看就把他看穿了,这个人是怎么样的,所以对他也没有什么避讳,喜欢的人照常喜欢他,讨厌的人照常讨厌他。
解说:1957年6月10日至24日,由周恩来总理主持,水利部召集70名学者和工程师,在北京饭店召开三门峡水利枢纽讨论会,给苏联专家的方案提意见,谈看法。而在这次会议上,黄万里仍坚持他之前的观点,全面的否定苏联专家的规划方案,反对拦沙放清,反对把下游水灾移到上游。
黄且圆:当时就是说他去开了会,他回来也在家里说过,就是三门峡的问题,为什么不能修,他也跟我们讲过,因为那时候我们已经上大学了。但是他也没有就是,当时他也没有就是看得那么严重,他还是在想,就是尽量怎么样说服那个当时的领导或者什么不要修这个水库,他一直是这样子,他就是努力地去。他认为这个水库不能修,所以他就努力,只要能够让他说话,他就努力地去向各方面说这些事情。
丁玉隽:他已经明确表示他的态度了,我们都知道的就是他的态度,对三门峡的态度,他不赞成这个事,一贯的,大家都知道的。
赵诚:他说这个道理很简单,很多水利专家不是不知道,私下里他说跟他讲你说的是对的,但是上会都是都不说话,或者是说的都是假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