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宗师邓石如篆刻丹青志
邓石如的篆刻对后世影响极大,但他生前的篆刻活动却是个谜。据其子邓传密在《东园还印图序稿》中称他父亲“刻印则惟壮年前后事,时情殷负米,徒以上世法书,不能博流俗所好,藉刻印取值,受少应速,可谋朝夕。既不能择人而施,而得之者,亦澹漠视之,不甚顾惜。
其能存于今者,千无一焉。间有一二好古博雅君子,有所珍弆,往往即印知书,即书知品,谓缪篆之精严,秦汉之淳茂,无象无迹,绝古绝今,莫可端倪。”语气中好像认为邓石如当时的书名不显,谋生是靠刻印度日,且“受少应速,可谋朝夕”,又不能“不能择人而施”,有点像刻字先生那样,刻多留存印稿很少,且面目也是多种多样。
邓石如刻印的实物,确实留存很少,约30件左右。这与他在印学史上的地位很不相称的。
目前,辑邓石如印稿最全的当为孙慰祖先生编著的《邓石如篆刻》一书,共145方,其中“十分红处便成灰”、“有好都能累此生”二印印风接近吴让之,而署款是邓石如,为不可靠之作。其余的风格面目也很不统一,很难前后贯穿起来。
其中原因笔者认为他一生壮游,所刻之印的风格与受主很有关系,如他为毕沅刻的几方(毕沅秋帆之章、家住灵岩山下香水溪边、河声岳色)很有“官僚气”,而替罗两峰、毕兰泉、梅甫等好友所刻的(江流有声断岸千尺、笔歌墨舞、新篁补旧林、乱插繁枝向晴昊、意与古会)大多很有“文人气”,此其一。二则潦倒行踪,没有一个稳定的创作环境,使得他的印没有固定的程式,更多流露的是他身上所蕴藏的那份野性和创造力。
与大多数篆刻家一样,邓石如刻印也多集中在青壮年时代,嘉庆以后,刻印就很少了。目前能看到的署款年份最早的是“太羹玄酒”与“聊浮游以逍遥”二印,作于1778年,时邓石如已36岁。而邓石如开始游食生涯是二十岁左右,主要以刻印为主。
乾隆四十六年(1781),程瑶田有封信写给云升七兄,其中提到:“怀宁邓君字石如,工小篆,已入少温之室,刻章宗明季何雪渔、苏朗公一辈人。以瑶田所见,盖亦罕有其匹。时复上错元人,刚健婀娜,殊擅一场;秦汉一种则所未暇及者,然其年甚富,一变至道不难也。
”可见,邓石如当时刻印已是相当不错,“宗明季何雪渔、苏朗公一辈人”,“罕有其匹”。现今看到邓石如作于戊戌十月(36岁)时的“太羹玄酒”和“聊浮游以逍遥”确实可见何震、苏宣的痕迹,而作于己亥十一月(37随)时的朱文“家在环峰漕水”则有元人的遗韵。
辑录于汪启淑《飞鸿堂》(此谱成于乾隆四十一年)当是作于邓石如34岁之前的印作如“灵石山长”、“石如”、“印禅居士”、“退斋”、“富贵功名总如梦”、“爱吾庐”、“西湖渔隐”等则明显流露秦汉规矩,略出己意。
此外,我们还可以看到邓石如模仿过汪关,如“春江社”;模仿过梁千秋,如“一日之迹”;模仿过程邃,如“读画楼”等。可见,邓石如也是转益多师,不断探索的。
邓石如与浙派的蒋仁同岁,比黄易大1岁,比奚冈大2岁。应该说,邓石如生活的年代正是浙派的鼎盛期。邓石如生前也曾几次到过杭州,在九曲巷汪氏也园住了好几个月,但在他的印风中很少看到浙派的痕迹。是否与他当时的生存境况有关呢?邓石如浪迹天涯,以布衣自许,与文人交流不够深入,尤其是已经形成固定圈子的文人群体。
从目前的资料来看,他交流最多的扬州、南京、常州等地的文人,但也往往是聚少离多,长年来往的很少。据传,邓石如嗜酒有任侠之气,这种反叛的性格使得他较难融入文人群体。
独来独往的结果就是生活不稳定,从而导致艺术风格的多变。加之,邓石如生前是书名大于印名的。从孙云桂的《完白山人传》、李兆洛《邓君墓志铭》等传记中,他们好像对邓石如的篆刻都是寥寥几笔,记述最多的还是他的书法。
邓石如自己也是不太看重篆刻,除边款外,没留下什么文字题跋,让后人可以了解他的篆刻经历。所以说,邓石如的篆刻大部分是靠自己摸索出来的,在当时也许不怎么被人认可,是后人给了他极高的评价。
从流传的作品来看,邓石如一生都在探索之中,未到精熟定型的境界。赵之谦在《致魏锡曾书》中认为:“邓(石如)天四人六,包(世臣)天三人七,吴(让之)天一人九。”(见《赵之谦尺牍》)赵的说法是一定道理的,邓石如的书法与篆刻作品确实更多流露的是他豪迈的才情和野逸的气质,难怪当时书坛大将翁方纲看不起他,因为翁是以正统自居的。
不过,正是因为邓石如身上所蕴藏的那份野性,使得他的作品充满了生命力,富有创造精神。确实,邓石如“刚健婀娜”、“铁钩锁”的篆刻风格在清代是独树一帜的。
后人把这种风格归纳为“印从书出”,是篆刻史上的重大突破。吴让之说:“以汉碑入汉印,完白山人开之,所以独有千古。”(见吴让之《吴让之印存自序》)吴让之的眼光很独到,看到了邓石如篆书成功之处在于融“彝器款识以尽其变,汉人碑额以博其体”。
其实,邓石如的意义还在于使书印合一的表现有了崭新的境界,使书的意味在印章的方寸之间有了更大的容量,给后人创立面目许多的启示。
如果将篆刻的表达手段分为四个部分:字法、章法、刀法、篆法,其中字法是最具个人色彩的因素,字法往往决定章法、刀法、篆法的选择。在邓石如之前,有过“印外求印论”的主张,明代朱简的“笔意表现论”即要求刀法传达书法的笔意,但还是局部了一点,未像邓石如这样做到书法与印章的统一。
这种统一不仅仅是要求刀法传达书法的笔意而已,而是要求印章的整体来体现书法的意味。在邓石如的开导之下,篆刻的新风不断,功莫大焉!
邓石如的篆刻对后世影响很大,吴让之、徐三庚、赵之谦、吴昌硕、黄士陵等都对他推崇备至,取法于他。其中,赵之谦自己不承认专学邓石如。有人把邓石如这一路的印风称为“徽派”、“皖派”,也有人干脆称“邓派”。“徽派”、“皖派”都是以地域来命名,不可避免会夹杂一些其他因素,还不如以“邓派”来称呼更合适,更能深入理解邓石如篆刻的特殊内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