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舜初叶剑英 “叶参座”叶剑英元帅

战争时代,人们大都喜欢用“叶参座”来尊称叶剑英。“参座”的位置很高,要够上军级的参谋长才能这样叫。叶剑英在1927年就担任国民革命军第4军参谋长,职务与朱德、刘伯承一样高,比贺龙稍低。1930年秋,33岁的叶剑英从苏联留学回国,到达上海。

1931年1月下旬,叶剑英由上海出发,经香港、汕头、闽西,4月初到达江西瑞金。旋即被任命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参谋部部长。成为继刘伯承之后的我军第二任参谋工作领导人,而且他们还先后出任中国工农学校校长,所以,他们一同被称为我军参谋工作和军事教育工作的“鼻祖”。

1931年冬,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在瑞金成立,叶剑英任中革军委委员兼总参谋部部长,即首任总参谋长。

成为我军真正意义上参与部队实施军事行动的总参谋长。从此以后直到建国前夕,叶剑英大部分时间都在军委或总部担任副总参谋长或总参谋长。所以,“叶参座”这个尊称对叶剑英来说名副其实,1955年9月,作为长期担任我军总参谋部领导人的叶剑英,被授予元帅军衔也是名至实归。

叶剑英长期作为总部参谋机关的领导人,虽然不直接带兵打仗,但主要是辅助中央军委运筹帷幄,谋划全局,责任十分重大。多年来,他在总部的直接部下也不少。

1955年,叶剑英在总参谋部各个时期的部下授衔情况如下: 大将:张云逸、许光达。 上将:李 涛、陈奇涵。 中将:王 诤、刘志坚、张令彬、张经武、李作鹏、李寿轩、周玉成、罗舜初、聂鹤亭、郭化若、常乾坤、阎揆要、谭冠三 。

少将:王政柱、王永浚、曹广化、胡备文、童陆生、朱 军、马文波、雷永通、白 天、林 伟、钱 江、钟人仿、安 东、周 维、何廷一、、石敬平、丁甘如、魏国运。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前夕,叶剑英就开始追求真理,表现出坚定的革命性。

1927年4月,他任国民革命军第4军参谋长之际,正是遭蒋介石下令严缉惩办之时。因为受到进步思想影响的叶剑英,坚决反对蒋介石在上海发动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他亲自起草并领衔签发的反蒋通电,使当时的政界和军界十分震动,更使蒋介石恼羞成怒、颜面尽失。

1927年7月上旬,经周恩来同意,中共中央批准叶剑英为中共正式党员。为了保密和特殊的工作需要,党组织指定叶剑英与个别党员保持联系。

就在叶剑英入党前后的一段时间里,汪精卫又发动了“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对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进行疯狂大屠杀。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被彻底葬送了。在这种形势下,而有些号称革命家的人逃跑了,叛变了。

但是,叶剑英却迎着反革命逆流加入中国共产党,表现出坚定的革命信仰和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他从一个追随孙中山革命的国民党高级军官转变成为一个坚定的共产党员,从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成长为一个献身无产阶级事业的革命战士。

1927年7月中下旬,南昌起义前夕,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领导相继云集九江,具体组织和领导起义工作。叶剑英随第4军军部到达九江。他以秘密共产党员的身份继续留在国民党军营垒中工作。

当时,准备参加南昌起义的大批部队和干部涌向九江、南昌,引起了反动派的注意。汪精卫同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等人经过秘密策划,决定以张发奎的名义,邀贺龙、叶挺上庐山开会,届时予以扣留。同时令贺、叶部队到九江、南昌之间的德安一带集结,然后以3个军的兵力,包围贺、叶部队。

然而,叶剑英察觉了他们的阴谋。 军情紧急。叶剑英连夜将汪精卫等人的密谋通报给叶挺。他们商定,立即通知贺龙到甘棠湖烟水亭附近碰头,以划船赏景为掩护,共同商议对策。

在甘棠湖的一个小划子上,由叶剑英先通报情况,然后大家经过短时间的磋商,决定贺龙、叶挺不上庐山,率部到南昌去,随时准备起义。叶剑英最后对叶挺、贺龙等说:“你们有什么动作请及时通报消息。

”甘棠湖上的这次会议,史称“小划子”会议。它对保证起义领导人的安全和将起义的主力部队及时开往南昌,起了重要作用。 7月26日,叶、贺部队次第转移,沿南浔铁路线,开往南昌。汪精卫偕孙科、张发奎等从武汉赴庐山,密商加紧“清共”行动。

叶剑英在庐山会议上得悉内情,立即派人下山通报给了党组织。 8月1日凌晨,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南昌起义爆发了,担任起义总指挥的贺龙,立即将这一重大事件通报给了在九江的叶剑英。

叶剑英得到这一消息,心情十分振奋。 在南京的蒋介石和武汉的汪精卫却都惊恐万状,急忙下令调集兵马,前去###,妄图把起义军扼杀在摇篮里。足智多谋的叶剑英劝说追剿军总指挥张发奎不要跟着叶、贺屁股打,免得两败俱伤。

然而,张发奎毕竟怕担“通共”之嫌,又虚张声势,派出一部分兵力追赶起义军,以敷衍武汉政府。 在这急剧动荡的时刻,叶剑英还毛遂自荐兼任第二方面军军官教导团团长,机智地保护了这支革命武装不受扼杀。

8月中旬,叶剑英亲自率领教导团从南昌出发,向广州进军。途中,他列席了教导团的中###委会议,也是入党以后第一次公开参加党的会议。当讨论到下一步革命行动时,叶剑英提出插到广州,到敌人的心脏里暴动。

叶剑英的这一主张,显示了一个坚定的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下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后来,叶剑英精心培育的教导团成了广州起义的主力军。 1927年11月上旬,叶剑英根据党的指示,在广州起义前,拟订了初步的起义行动计划。

12月11日凌晨3时30分,随着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一声令下,教导团打响了第一枪。震惊中外的广州起义开始了! 叶挺任起义军总指挥,叶剑英任副总指挥,起义的领导者之一还有时任中共广东省军委书记的聂荣臻。

起义的参加者中比较著名的有,工人赤卫队第6联队长徐向前、黄埔军校第6期毕业的教导团排长郭天民、起义总指挥部军医处处长贺诚、起义总指挥部参谋聂鹤亭、黄埔第4期学生倪志亮、洪水等。

广州起义虽然成功了,但敌众我寡,孤立无援,叶挺、叶剑英、聂荣臻等建议将革命队伍拉出去,转向农村与农军汇合。但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德国人诺伊曼等人激烈反对这种意见,并大声训斥叶挺等“动摇”,想当“土匪”。

由于比起义军多十数倍兵力的敌人来势凶猛,起义军最终被打散。 广州起义同南昌起义、秋收起义联系在一起,成为中国共产党独立地领导革命战争和创造人民军队的伟大开端。它是中国城市工农兵武装夺取政权的伟大尝试,在中国革命史上谱写了光辉的篇章。

1931年4月,叶剑英到达中央苏区,担任中央军委总参谋部部长。此时,正值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二次“围剿”。苏区中央局召集紧急会议,讨论第二次反“围剿”的战略方针。

叶剑英也参加了这一讨论。讨论中有些人主张“分兵退敌”,到根据地外面去打,或大撤退,大转移,退出中央苏区,摆脱敌人。这些意见得到项英的支持。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些同志则表示反对,主张仍然采取“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在苏区内迎击和歼灭敌人。

由于项英是中央局代理书记、中革军委主席,又打着坚决执行中共中央六届四中全会指示的旗号,因而其主张得到了许多人的赞成。而毛泽东因受“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排挤,被撤销了中革军委的主席和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的职务。

叶剑英虽然初来乍到,跟毛泽东也是第一次见面,但是,他坚持实事求是地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会后,毛泽东专门见了叶剑英,高兴的说:“早闻大名,不愧是粤军名将,你居然连项英同志都敢顶撞!

”叶剑英说:“正确的就应该坚持。”毛泽东对他这番话非常满意,以后,毛泽东说:“第二次反‘围剿’的时候,我的意见坚持的人不多,剑英算是一个,剑英很厉害,刚到苏区就把项英给顶了。

” 在异常残酷紧张的反“围剿”作战期间,叶剑英始终精力充沛,工作极富成效,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的高度赞扬。红军的高级干部们都尊敬地称他为“叶参座”。 长征期间的1935年6月下旬,红军第一、第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合后,党中央召开了两河口政治局会议,通过一、四两个方面军合并北上的决议,张国焘在表面上勉强支持北上,但实际上想南下。

这时,毛泽东派叶剑英等到四方面军工作。7月,叶剑英被任命为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

8月3日,红军北上到毛儿盖沙窝,中央政治局会议按当时进军情况,决定把两个方面军混编成左、右两路军,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总参谋长刘伯承率左路军,毛泽东等党中央首长与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参谋长叶剑英率右路军,同时北进。

当左路军到阿坝地区,右路军到巴西打了包座战斗后,张国焘拒绝执行党中央北上甘陕的战略方针,坚持退却南下川康的右倾路线。党中央与他反复函电,指出南下是绝路。

但张国焘自恃兵多枪多,反而于9月9日背着中央,发电报给陈昌浩、徐向前,反对北上,回头南下,企图分裂党和红军,危害中央领导同志。叶剑英看到密电以后,认为事情重大,马上先送给毛泽东。毛泽东用香烟盒纸记下了电报内容,再让叶剑英立即把电报交给陈昌浩。

接着,毛泽东与中央政治局的领导同志紧急会商对策,果断决定10日晨2时率红3军团、军委纵队与已到俄界的红1军团会合单独北上,脱离危险地区,避免与红四方面军的部队发生误会和冲突。

10日当晚,叶剑英带走了从包座战斗中缴获的惟一一份甘肃省十万分之一地图,回到毛泽东的身边,到达3军团住地的时候,毛泽东紧紧握住叶剑英的手说:“你可回来了。” 1935年9月中旬到达了哈达铺的毛泽东再次提及叶剑英的功劳:“剑英送来电报,立了一大功劳。

”1937年3月21日在延安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说:“张国焘想用枪杆子审查中央的路线,剑英立了一大功,我们便不得不北上了,否则一定要打起来,因为电报上说‘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

” 后来,毛泽东多次谈到张国焘的密电问题,多次肯定了叶剑英的功勋。称赞他“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救了党、救了红军,救了我们这些人。

” 抗战胜利以后,毛泽东毅然到重庆“赴鸿门”,经过43天的国共谈判,迫使蒋介石于1945年10月10日签订了著名的“双十协定”,停止国共两党军事冲突,各党派在一起共商国是。 1946年1月10日,国共双方正式签订停战协定并颁发了停战令。

为了贯彻实施停战令,双方决定建立军事调处执行部(简称军调部),处理一切事务。为此,设委员三人,其中一人代表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一人代表中国共产党,一人代表美国政府。

毛泽东经过深思熟虑,决定中央军委副总参谋长叶剑英担任中共方面的代表。叶剑英立即飞抵北平赴任。 军调部作为履行停战协定的机构,首要任务是实行军事调处。主要方法,是遵循停战令,通过三方会谈,商订出关于停战原则的协议,予以发布,国共双方共同执行、遵守。

在半年多的会谈斗争中,军调部先后向各地派出29个执行小组,7个交通小组。这些小组,是由三方协议派遣的。尽管国民党方面有美国代表的帮助和支持,但是,由于叶剑英和中共方面人员针锋相对的斗争,结果,双方提议派遣成功的停战小组的数目大体相等。

军调部时期,叶剑英麾下的中共代表团许多成员曾被授予国民革命军少将以上军衔,1955年这些将领也都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以上军衔。

前后军衔变化情况如下: 大将:中共代表团参谋长罗瑞卿中将、太原执行小组中共代表陈赓少将、本溪执行小组中共代表许光达少将。 上将:中共代表团秘书长李克农少将、中共代表团整军处长陈士榘少将、中共代表团执行处长宋时轮少将、中共代表团执行副处长李聚奎少将、徐州执行小组中共代表韦国清少将、张家口执行小组中共代表赵尔陆少将。

中将:中共代表团副参谋长张经武。 少将:中共代表团执行副处长段苏权少将。

叶剑英在军事调处执行部,率领中共代表团战斗了约400天,用智慧和毅力,“舌战”国民党政府和美国代表。经过艰巨复杂的谈判斗争,深刻地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破坏和平,挑起内战的阴谋,从全局上有力地配合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军队同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