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银兴出版社 洪银兴作报告:走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常州路

根据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涵主要是三个方面:最终目的是满足需求,主攻方向是提高供给质量,根本途径是深化改革。

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看法

前不久,国家统计局报告中讲,“L”竖线已经到底了,开始要一横了。根据我的观察以及两会传递的各种信息,我认为6.5%是已经到底了。我相信以后不会再低于6.5%了。至于说这一横到多久,能不能回到U字形,这个肯定要有一个过程。

虽然新常态表现为中高速增长,但是,中高速增长还是需要我们经过努力才能达到的。我们现在应该有一个任务,就是怎么能够顶住这种下行的压力。总书记有一个明确的指示,他在十三五规划的会议上专门讲,要确保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要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必须保持必要的增长速度,至少要达到6.5%。

这是全国,我们常州应该高于它。

尽管我们说现在不要GDP挂帅,但是经济增长没有速度也是不行的。怎么达到我们预期的速度?现在我们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都是讲供给侧这一个方面问题,但是我讲这个问题,还是要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发力,来推动经济增长。

根据总书记的讲话,不仅仅供给侧有动力,需求侧也有动力。需求侧的动力就是要求促进经济增长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三驾马车”协调拉动转变。这是需求侧的动力,这个动力我们不能因为现在谈供给侧改革而忽视它,尤其是现在,我们需要强调适度地扩大需求。这里面的需求,我认为对我们当前来讲,最重要的是把民间投资的需求动员起来,这可能对我们常州的发展也是最关键的。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怎么看

发展中国家长期存在着结构、技术、效率这样一些供给侧问题,不可能因为转向市场经济就能自动解决。我们现在供给侧的结构性问题是有效供给不足和无效产能过剩并存。这种结构性矛盾,它具有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到了中等收入阶段以后,人们基本上解决了温饱问题,这个时候的消费需求更关注健康、安全、卫生等问题,但是供给还停留在低收入阶段,这就产生了供给侧结构性问题。这是一个长期问题,不是一个短期问题。

我今天在这里着重要强调准确区分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的目标和任务。“三去一降一补”是任务,是针对当前存在的一些无效产能的过剩和库存,要解决它。但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仅仅是解决“三去一降一补”的问题。

供给侧改革有三大目标。第一个目标是要寻求供给侧的经济发展的动力,就是要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这是供给侧改革的最大目标。第二是要增加有效供给。第三是释放企业活力。这就是我们供给侧改革需要解决的三大问题。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怎么办

我们这段时间谈改革,都是要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都是去,那是属于反向的。我用了一个概念,叫正向目标。改革对于我们来讲,最重要的就是去掉的产能要被新的产能替代,这是最关键的问题。许多产能被消灭掉了,如果没有新的动力补上来,怎么推动经济增长?所以,我强调正向目标的问题,要培育新的产能,该去的过剩产能要被新的动能替代。

什么叫新动能?也就是要给经济增长能够带来新的活力,新的动力,新的能量。新动能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要发展新经济,因为现在我们去掉的是旧经济,要发展的是新经济。

所谓新经济,我们注意到中央领导在报告中多次对新经济这个概念作了解释,包括在制造业中间的新经济,就包括智能制造、大规模的定制化、柔性化生产,这都是属于新经济;在服务业中间的新经济,比如讲互联网 、物联网、云计算、电子商务等新产业和新业态。

培育新动能,发展新经济,它的路径我提了三个方面:一个是通过结构调整和优化来培育新的产业,一个是通过科技创新来培育新的动力,一个是要通过减税降费来培育市场活力。

谁来去产能去库存

政府去的办法靠行政性指标,但是它的缺点是无竞争性选择;市场的办法是优胜劣汰,它的优点就是能够竞争性去选择。这次两会上的一些发言,都谈到今年去产能、去库存,要更多地发挥市场作用,更多地利用市场手段。去年我们把钢材产量降下来,把煤炭产量降下来,现在已经发现,国际市场上煤炭价格上涨,钢材价格上涨。

这一次中央稍微做一些调整,就是市场化程度高的领域更多地靠市场化手段,反过来就是市场化程度不高的领域,我们还要靠行政手段。

在供给侧去,还是在需求侧去?问题是出在供给侧,但是去产能去库存的途径就不能仅仅是靠供给侧,需求侧也应该参与去产能去库存。在供给侧,我们的改革目标是要以新的体制保证不再产生新的无效产能和库存。这种新的体制是什么?是市场导向,是价格调节,市场导向就是需求侧。

对过剩的产能和库存,在供给侧应该更多地采取化解的方式。我认为特别是过剩产能不是简单地淘汰,而是要化解,要寻求新的用处和去处去化解或者再开发过剩产能,使它适应需求,主要是要强化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由市场来淘汰过剩产能。在需求侧,要在发展中创造需求,不排斥有限度的加杠杆。

产业竞争力比企业竞争力更重要

过去我们通常都会谈要培育企业竞争力。但是,到了现代,产业竞争力更重要,因为竞争力是以产业为度量单位的。

看一个地方到底它的竞争能力有多强,就要看这里有哪些产业、哪些产业属于前沿的;就是说我们的企业,它所处的产业是否有竞争优势,如果产业没有竞争优势,企业竞争力再强都没用。还有,即使你所处的产业有竞争优势,还要看你在这个产业内部所处的地位,是否有竞争优势,处在价值链的高端可能有竞争优势,在低端就没有竞争优势。

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它的竞争力就在于它的产业创新和升级的能力。我们现在要培育常州的竞争优势,关键是要发展该时代处于领先地位的新兴产业,形成具有自主创新能力的现代产业体系。

过去我们讲企业创新,一般都是突出它的产品和技术创新,来解决企业的技术和工艺问题。我们现在的产业创新,对科技的需求更加强烈,更多的是需要大学科研机构的科学家,来解决我们一些重要的科学问题。

产业转向中高端:任务紧迫

发展创新型经济,我们最大的缺陷是什么?就是高端产业缺乏独角兽,也形不成规模,江苏的产业有高原没有高峰,总体水平高,但是处于领先地位的少。我们现在要意识到我们产业转型、转向中高端,任务非常紧迫。

我们现在这个时候要发展哪些产业呢,哪些产业处于中高端呢?第一是移动互联网、智能终端、大数据、云计算、高端芯片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发展,将带来众多产业变革和创新。第二是围绕新能源、气候变化、空间、海洋开发的技术创新更加密切。

第三是绿色经济、低碳技术等新兴产业蓬勃兴起。第四是生命科学、生物技术带动形成庞大的健康、现代农业、生物能源、生物制造、环境等产业。他描述的当前世界科技发展的趋势,实际上也是我们产业中高端的方向。

过去我们有一个观念,是只有先发地区才能发展新兴产业。在新技术革命条件下,经济最落后的地区都能够发展出最先进的产业。贵州的大数据产业都发展起来了,何况我们常州这样一个先发地区呢?所以,我们应当瞄准总书记所提出来的世界科技发展趋势,领跑,并跑。

世界产业结构高端化的新动向

美国在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实施再工业化战略。特朗普上台以后,也想推行再工业化,他希望通过技术创新、制度创新,重振制造业中高端和高附加值的领域,尤其是大型、复杂、精密、高度系统整合的产品,实现“经济中心”的回归。有一本书叫《第三次工业革命》,里夫金提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标志叫“移动互联网 清洁能源”。

德国推出“工业4.0”计划,就是继机械化、电气化和信息技术之后,以智能制造为主导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他们的制造业向智能化转型,“工业4.0”正在由概念走进现实:智能工厂、智能生产、智能物流。

日本也在绘制新产业结构蓝图,它是期望利用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等最新技术来促进经济增长,特别强调人工智能。英国工业2050战略,是注重智能制造人才的培养和智能制造基地的建设,来打造先进制造业的产业链。

经济全球化的表现,就是全球价值链的竞争,国际分工演变为高科技产品在不同国家的生产环节的分工。现在,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现状是什么呢?处于产业结构中高端的环节上,附加值更高的基本上属于发达国家。我们引进外资,基本上是处于价值链的低端加工制造这一个环节,这一个环节上附加值是最低的。

我们现在研究进入中高端的问题,一个是低端转移, 第二个就是向微笑曲线的两端攀登,或者进入研发环节,或者进入营销环节。我们现在讲要走出去,就要在价值链上走出去,其中包括购买研发环节;再一个建立以我为主的价值链,关键技术在我们国内,品牌是我们自己的,生产环节走出去。

聚力创新:培育新动力

“两聚一高”,首先是强调聚力创新,产业要走向中高端,必须依靠创新驱动。结合我总结的常州经验,谈几个观点。

第一,要依托研究性大学来获取新产业的核心技术。对核心技术有一个解释:第一是基础技术、通用技术,第二二是非对称技术、“杀手锏”技术,第三是前沿技术、颠覆性技术。总书记说,在这些领域我们同国外处在同一起跑线上,如果能够超前部署、集中攻关,很有可能实现从跟跑、并跑到并跑、领跑的转变。

我们江苏的特点是科教优势明显,关键是要把科教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要依托我们研究型大学的高水平的技术研究,来创新原创性的颠覆性的产业技术。我们国家目前技术研究水平的国际差距,要小于产业水准的国际差距。这就是说,我们从大学、从科研机构获取技术研究的成果,就可能缩短我们和国际上的产业水准的差距。常州的科教城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创造了利用大学的资源来发展创新型经济的经验。

第二,协调产学研协同创新,孵化新产业技术。就是说要打通从科技强到产业强、经济强、国家强的通道。打通这样一个通道,比较好的方式,就是产学研协同创新,也就是大学和企业共建协同创新平台。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常州的科教城。现在国内做得最好的应该是中关村,还有一个就是深圳。

协同创新有两个导向。一个是市场导向,解决创新产业的商业价值;第二个是科技水平导向,解决创新产业的先进性。产学研协同不是一般的大学和企业机构之间的合作,而是一种功能的协同。产,指的是产业发展,涉及企业和风投;学,指的是人才的培养,也就是为新产业提供人才;研,指的是科学研究,涉及大学和科研机构。

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怎么建设?产学研各方都有自己的目标,需要协调好各方的利益,实现互利共赢。企业的目标是要从创新技术的应用中获取商业利益,它应该成为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的投资主体;要能够使科技人员按贡献分享到创新利益、创新收益。关键是我们的企业家真的要有一个科技企业家的那种素质,它不仅仅是敢于冒风险,而且要有一种科技的视野,新的产品新的产业才能够发展起来。

第三,要融合科技创新和科技创业。我们最新的前沿的高科技产业,是产生于创新融合的科技创业,我们也可以发现,率先发动产业化创新的常常是进行科技创新的科技型小企业。科技创业的主要形式就是科技创新带着孵化出来的创新成果来创办企业。

我在常州科教城看了几个无人机和机器人企业,这些小企业都是大学生创业办起来的,虽然现在规模不大,但是很有可能会成为常州的智能制造的一个主题,若干年以后,常州可能一下子发展起来一个机器人产业、无人机产业。我们应该鼓励全国的大学生、大学老师、科技人员,带着成果来创办企业。现在我们谈科技创业,就是知识资本、企业家人力资本和风险资本的集合。

第四,科技创业的生态系统。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不是指人人办企业,而是要求大众参与创新创业,所有的企业都要进行科技创业。每个人都力所能及地参与到创新创业中来,有创新思想的人提供创意,有创意出来以后有人来投资,有企业去帮他转化,有人给他做市场推广,消费者也会帮他去进行评价、体验,并且引导创新。我们就是要把这样一种生态环境建起来。

我特别要讲一下科技创业的风险投资问题。常州要成为一个创业之城,真正把我们的创业环境建起来,我认为像天使投资这一类的风险投资就非常重要了。没有风险投资就不可能有活跃的创新、创业。当然,政府要引导科技创业,也可以采取风险投资的一些方式。

释放企业活力:振兴实体经济

像常州这样以实体经济为主体的城市,现在最需要解决一个问题,就是能够把企业活力充分释放出来。

从经济学上来讲,需求侧的经济学关注的是选择问题,就是市场配置资源,由市场来选择资源的流向;供给侧的经济学是要关注激励企业的问题,其中包括减轻企业负担,减少对企业的行政干预,来激发企业活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要坚持调动各个方面的积极性,这也是我们当前供给侧改革的重大原则。

现代实体经济背负着三座大山:高税、高息、高负担。我们的企业有产量无效益,一些企业成为僵尸企业,而且还有一些因为为负债企业担保而产生的金融杠杆也被投入到僵尸企业的行列。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我们要从发展的角度去杠杆、降成本,着力点是要使企业这个经济细胞活起来。

董明珠的“野蛮人敲门”说,是有关实体经济受冲击最有名的一个说法。“我们今天看到的野蛮人的敲门,因为你太有钱了,但是一个实体经济的发展,它要能够引领世界,是要有资本来支撑的,而现在很多人用经济杠杆来发财,那是对实体经济的犯罪!

”同样贷1000万,我们一个实体经济企业,要进货,要发工资,要发奖金,要设备更新;而在股市上,那些野蛮人用杠杆贷了1000万,就在股票市场上举牌,达到了一定比例就可以控股这个企业。

如果这个问题不制止的话,谁还能够搞好实体经济?这就意味着我们不能只是讲资本的力量,不讲资本的责任,这是对资本的误读。你即使是靠资本的力量控股了某一个实体企业,但是它如果没有足够的治理能力,他把公司的董事会都换掉了,他能治理好这个企业吗?

我们注意到虚拟经济领域中间一夜暴富的刺激,有许多人不愿意搞实体经济,特别是实体经济的富二代,有多少人愿意接他父母亲的班,这是要引起我们的注意。中国的经济必须要有实体经济,所以我们需要处理好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关系。实体经济是经济之本,虚拟经济只是经济的润滑剂,即使它有扩张资本的能力,也要反映在所推动的实体经济的扩张上面。所以我们说振兴实体经济,需要足够的对实体经济的投资。

曹德旺说,中国制造业的综合税率跟美国比要高出很多;中国工人的工资比4年前高涨3倍,仍然比美国便宜,但是他们可以用自动化设备来替代;美国电价是中国的一半,天然气仅仅是中国的五分之一,加上当地政府的补贴,所以购买厂房基本没有花钱。

如果把其他优惠条件都考虑在内,曹德旺评估美国的总利润比中国要多百分之十几。当然,有些数据我们不去考究,但是总的一个问题也说明了,我们制造业的成本太大,税太高。这一次,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和答记者问时都明确了,今年的重点工作是要给企业减税,而且数字都不小。

怎么去杠杆

去杠杆,就是要在体制上调整实体经济企业的融资结构。现在,不少企业靠间接融资,过高的金融债务不仅造成过高的利息负担,有的还到了资不抵债的地步。现在我们实体经济中民营企业获取贷款非常困难,而且要承受高利贷。所以,我们要从改革的角度去杠杆,不是要让我们企业不要融资,而是要改革投融资体制,企业的投融资结构要更多地转向直接融资和股权融资的方向,来建立起自我积累、自我约束的机制。这是一个。

再一个,在国家、企业和职工三者关系中,要突出企业利益。我们的目标就是要增强微观主体的内生动力,提高企业的盈利能力。这个问题,对我们常州的企业最重要,因为常州的制造业企业太多了。

怎么让我们的企业有一种内生动力、提高盈利能力?这里我提出一个观点,这是需要讨论的,就是现在大家都要处理好三者关系,三者关系要突出企业利益,特别是在职工和企业的利益关系上,应该明确职工既要共享企业发展的成果,也要分担企业的风险。

如果我们的企业承担不了不切企业实际的职工的负担而关门或者裁员,最终受损的还是职工,所以企业和职工的关系上要突出企业。再看国家和企业,国家税收源于企业收益,企业需要有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能力,藏富于企业应该成为供给侧改革的重点。政府改革的着力点不仅仅是取消审批,还要给企业让利。我们现在从改革的角度降成本,就是要为企业减负,大力度地减税、降息、减费,让更多的企业轻装上阵。

怎么处置僵尸企业

现在到处都谈僵尸企业,这次两会上对僵尸企业谈得特别多。我认为处置僵尸企业重在激活。中央的提法是要抓住处置僵尸企业这个牛鼻子,严格执行环保、能耗、质量、安全等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创造条件推动企业兼并重组,妥善处置企业债务,做好人员安置工作。

我很赞成统计局长的一句话:僵尸企业要有严格的标准,它不是指所有困难企业,而只是指采取了各种激励方式以后,仍然激不活的企业。所以,我们讲与其是关停僵尸企业,不如说是关停污染企业。

关停一部分僵尸企业也要采取市场淘汰的办法,但是考虑到降低社会成本,着力点还是要救活僵尸企业。有经济学家提出,是保企业还是保职工?他认为应该是保职工。我认为“保企业还是保职工”这一个争论是一个伪命题。保职工固然比保企业的成本小,但是国家能够在多大程度、多长时间保这些企业的职工?没有企业何来就业?因此我认为,处置僵尸企业,应该采取更多的降低社会成本的办法,我提了三条意见:第一是并购重组,依靠优势企业来带动它走出困境;第二是引导企业转产,让它浴火重生;第三是僵尸的国有企业民营化。

通过这样一些办法,使一些所谓的僵尸企业能够活起来。(根据录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