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宗强傅璇琮 罗宗强 张毅:罗宗强先生访谈录
编者按:南开大学教授罗宗强先生,广东揭阳人,1931年11月生。1956年考入南开大学中文系,1964年研究生毕业,分配到江西赣南师范学院任教。1975年调回南开大学,先在学报工作,后转到中文系任教,担任过中文系主任、校学术委员会委员等职。
罗先生长期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在中国文学思想史研究方面卓有建树,是这一学科的开拓者。本刊特委托张毅教授就古代文学和中国文学思想史研究的若干问题请教于罗先生,写成这篇访谈录,以飨读者(●代表采访者张毅教授,■代表受访者罗宗强先生)。
●罗先生,据我所知,您的第一部著作《李杜论略》是1980年出版的,那时您研究生毕业已有十五年,接近“知天命”的年龄了。能否谈谈您当时著书的情况,以及你们那一辈人从事学术研究的不易。对文史哲等人文学科而言,人生的历练和世事的洞明,是否也是一种学术积累?您是如何把读有字书(前人著作)与读无字书(人生体验)结合起来的?
■《李杜论略》是1978年开始写,1979年写完,1980年出版。这本书是在没有充分学术积累的情况下写的,书出版后就后悔了,觉得写得很不满意。写这本书的起因,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看到郭沫若先生出版的《李白与杜甫》,把杜甫贬得一无是处。
那时我在江西偏远地区,大部分书都被抄家抄走了,只剩下一部《鲁迅全集》和一部《杜诗镜铨》。这两部书成为我渡过艰难岁月的精神支柱,一有机会就反复地读。以我当时的处境和心情,非常喜欢杜甫那些沉郁、悲愤的诗,真是感同身受。
看了郭沫若的书就非常反感。那时没有想到要写文章,当然也不可能写。1978年以后,才开始带着情绪写《李杜论略》。我们这辈人,真正从事学术研究的时间很少,一旦开始学术研究,真是困难重重。
那时候经济状况也不好,人总是感觉很疲劳;但是十几二十年没有从事学术研究的环境,书生老去,机会方来。我写过一首诗,有两句是“待到升平人已老,空留锦囊贮哀词”,这就是当时的心情。有了机会了,当然非常珍惜,就是凭着一种爱好、兴趣,以及对杜甫的那种感情,我写下了这本书。
可以说这本书是一种情绪化的东西,学术水平不高,但写这本书使我有个体会,人文学科的学术研究,特别是文学研究,里面包含着很多人生感悟的东西,含有对人性的理解在里面。
真切的人生体验对文学研究很有好处。人生多艰,人生不易!但是多艰的人生也让人对生命有更深沉的感悟。理想和向往,受到挫折以后的感慨,各种各样的生存境遇和体验,使人对文学作品可能会有更真切的感受,对人性也会有更深的体悟。
所以我后来在文学研究中,特别重视人性的把握、人生况味的表述;当然,古人与今人的思想观念距离很远,但是人性中总有相通的地方,对人生的体悟也有相通的地方。你看我的书里有许多情绪化的东西,带有自己人生体验的感情色彩,这跟我的人生经历是有关系的。
●您是性情中人,有诗人气质,笔端常带感情,这我深有体会。在《李杜论略》出版后,仅十年左右的时间,您又出版了《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唐诗小史》和《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等著作,在《中国社会科学》等杂志发表了不少有影响的重要论文,获得了学界的普遍关注和好评。
如傅璇琮先生所说:无论是审视这一时期的文学思想史研究,还是回顾这个阶段的古典诗歌特别是唐代诗歌的研究,您的著作问世“,总会使人感到是在整个研究的进程中画出一道线,明显地标志出研究层次的提高”。在一个不太长的时期内不断推出学术精品,您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
■我这几本书并不是什么精品,只能说研究时确实下了点功夫,对历史有自己的一番真切感受,能真诚地说出点跟别人不一样的看法,如此而已。我写这几本书的时候,国内的古代文学研究在十年浩劫后刚刚恢复。“文革”之前的十七年,衡量古代文学作品好坏的标准基本上是三个性和两个主义,就是强调人民性、现实性、阶级性,还有现实主义、浪漫主义。
用三性、两主义的标准去套古代的作家和作品,去衡量是非。现在看来,能够留下来的优秀的古代文学研究成果并不很多,由于有了一个固定的框框,就让人感到千篇一律,千人一面。
研究古代文学、古代文学思想,我的想法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在史料清理的基础上,尽力地去还原历史,并且要有自己对文学、对历史的看法,去判断是非,不人云亦云。
研究唐代的文学思想,就从唐代文学创作的实际出发,去认真地看唐代作家的集子,要从最基本的原始材料和历史文献入手。从自己阅读时的真实感受出发,着重于看其艺术上的成就,分析其艺术特点,从这个角度感受文学观念变化的是是非非。
我更喜欢真实表现人性的优点和弱点、真实表现个人情怀的作品,所以我对白居易新乐府评价不高,对唐代古文运动评价也不高,而特别喜欢王维、李白、李贺、李商隐,喜欢他们作品的强烈的艺术个性,所以对这些人评价就比较高。
根据文学发展的实际情况,根据作品本身,根据个人的感受,真诚地说出自己的看法,这是我写这几本书时的初衷。当然,这种出于一己爱好,用自己的文学观念去衡量作家作品是非的做法是否恰当,那只能由他人去评说。我的原则,是决不说违心的话。
再有一点就是从第一手材料出发,决不取巧,不相信和转引二手材料。当我没有看过大量原著的时候,在没有对大量原始资料进行认真梳理之前,我是不敢动笔的。对一些重大的文学事件,对一些重要的文学观念,对一些人和事,我尽力做到把它的来龙去脉理清楚。
如在写《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的时候,牵扯到对魏晋时期很多人的评价、很多事情的是是非非。在当时的环境下,魏晋士人面对生活的基本态度,他们的行为,他们的内心世界,究竟是怎么回事?我的一个基本的想法是:力求做历史的还原,尽量根据史料推测当年到底是怎么样的一回事,当年的真实情况如何,在此基础上来判断是非。
所以这部书可能对魏晋时期一些士人的心态,说出了跟别人不太一样的看法。从写《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到写完《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中间有将近十年的时间,我在研究过程中注意两个最基本的方面:一个是真诚地面对历史,尽量做历史还原的工作;再就是对作家的衡量以人性作为标准,看其在作品中如何真实表现他的性情、他的个性,如何表述他的人生感悟,当然,也看他艺术表现的特色与成就。
从这些来推测他在创作中的崇尚,来理解他的文学观念。
●中国文学思想史学科,既不同于中国文学史研究,也不同于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在这门学科的建立过程中,您的《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堪称标志性的著作。能否就这两部书的写作,谈谈这门学科与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的区别,以及中国文学思想史学科的发展情况。
■中国文学思想史的学科性质,我想在我给你的《宋代文学思想史》所写的序里,已经讲得比较清楚了。中国文学思想史研究的特点,主要在于了解、掌握一个时期文学思潮变化的过程,根据思潮的变化说明文学观念的发展演变。
这里面有从文学创作中反映出来的文学思潮的变化、文学观念的变化,也有文学批评和理论方面的总结和表述。从文学创作中反映出来的思潮和观念的变化,与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的表述不一定总是吻合的。怎么说呢,有互相契合的时期,也有互相分开的时期,也有矛盾的时期。
假如专门研究文学批评史,仅仅从文学批评、文学理论着眼,就会忽略文学创作中反映出来的文学思潮、文学观念变化的复杂情况,很难全面地、准确地把握文学思想潮流、文学观念流变的风貌。
对于整个文学思潮走向的把握是这样,对于一个人的文学观念的把握也是这样。有的人,他的文学批评,他的理论表述说的是一套,而他在创作中反映出来的文学思想倾向又是另一套。只根据他的理论表述来论定他的文学思想,就不会是全面的、准确的。
文学思想史研究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要把文学创作实际中反映出来的文学思潮、文学观念的变化给清理出来,结合当时文学批评、文学理论的表述,二者互相印证。文学思想史与文学史也不一样。
文学思想史也研究文学创作,但着眼点是创作所反映的文学观念。文学史研究就不一样了,文学史主要研究文学创作本身,它主要研究文学创作在艺术上的成就,文学创作中作家、作品、流派所表现出来的特点,没有与文学批评理论相印证的问题。
另外,文学史研究以作家、作品的个案研究为基础,而文学思想史研究的着眼点不在单个作家或某部作品,虽然它也研究重要的文学家、文学理论家的文学观念,但更注重的是整体的思潮研究。
文学思想史的研究,除了对一个时期的文学思潮、文学观念的整体观照外,还要加强对流派文学思潮、地域文学思潮的研究。我最近看了一下这十几年出版的文学思想史著作,如涉及到西汉的《西汉文学思想史》就有三部,还有汉代诗歌思想史,汉代文学思想流变史等,大概四、五部吧。
这四、五部看起来都各有特点,每本书的方法和侧重点都是不—样的。我想文学思想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就是要往细部做,往深里做;要做得很细致,除了大的脉络之外,恐怕就是要研究流派的文学思想。
在文学史方面已有一些流派研究著作,但侧重点在作家作品,不在思想观念上,对流派的文学思想的特点、来龙去脉和价值所在,缺乏专门的研究。做某一流派的文学思想研究,可以在局部做得很细,可以研究他们理想的东西,他们的题材选择趋向、审美趋向,他们善于使用的表现技巧,和这些技巧背后的艺术观念的性质,他们的文学主张,他们的文学观念之所以形成流派的种种原因,他们的文学观念与其他流派的差别与联系,他们的文学观念与文学主潮的关系,他们的承传和影响等等,这些方面的研究现在来说还不是很充分。
再就是地域的文学思想研究,地域文学观念的特点到了明清以后就表现很明显了。我最近正在研究明代嘉靖前后江右(也就是江西)地区的文学观念,就感到很有意思,觉得那时江右地区的文学思想倾向,跟吴中的那批人像文徵明他们的思想很不一样。
江右是王阳明心学影响极大的一个地区,王阳明的第一代弟子、再传弟子数量很大,这些人深受王阳明思想的影响,他们的人生态度,他们的生活趣味,他们的诗歌,他们的文学观念,带有很浓的地域文化的特点。
地域文学思想与主流文学思潮发展的关系也是值得研究的课题,所以文学思想史除了研究一个时代的文学思潮,除了研究流派和个人的文学观念,还应该研究不同的地域文化对文学思想的影响。
今后文学思想史研究的发展,进一步就是要往细部做,要做流派的研究、地域的研究。这会涉及很多问题,会有很多空白等待我们去开拓。近来有研究者发表文章,说古代文学批评的研究,从构架到史料的开拓,后来者恐怕很难有新的突破了。
这一说法是极不准确的,是对于文学思想潮流、文学观念的历史实际知之不多的表现。事实是:不少的原始材料都还有待清理,出土的新材料将要改变我们对先秦文学观念的一些看法就不用说了,历代经注中反映的文学观念我们都还没有认真地清理,大量的别集都还没有认真全面地细究,大量的诗话包括流传于地方小范围内的本子,都还没有清理出来,明清两代尤其如此。
近年蒋寅、张寅彭、吴宏一等先生都在做清代诗话的搜集、整理工作,听说数量极大。这其中可能会有非常精彩的、有价值的东西。总之,无论是文学批评史还是文学思想史,研究的空间都还非常广阔,空白的研究领域是大量存在的,并不是到此为止,问题是要往细里做。
当然,文学思想史研究的最终目的,是要弄清我国古代的文学思想潮流演变的整体风貌,弄清文学思想潮流演变的诸种原因,弄清它们和文学创作或繁荣、或衰落的关系,弄清在文学思想发展演变的过程中,有些什么样的观念是最有价值的,发展的主线是什么?至今,我们对于什么是我们的文学思想的主线,什么是最为优秀的传统,什么样的文学观念是推动我们的文学发展的真正力量,都还并不清楚,或者说,都还没有深入的探讨。
梳理当然是为了继承。这可能就涉及到文学思想理论遗产如何继承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