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国富华谊 华谊兄弟导演陈国富:30亿票房大片的品质标签

华谊兄弟导演陈国富:30亿票房大片的品质标签

华谊兄弟导演,陈国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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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我总觉得一个电影发达的国家,除了要有大导演,大明星之外,也要有大制片家。”

文 / 张凌凌

去年6月,在台北举行的“两岸导演座谈会”上,冯小刚现场发言:“大陆开始有监制制度,是从陈国富起的头 ,大家慢慢体会出有监制的好处。”

这番感慨似现身说法。因为从2004年起,华谊兄弟的几部最卖座的影片中,《可可西里》、《天下无贼》、《集结号》、《非诚勿扰》……到《风声》、《唐山大地震》,都出现了一个总监制的名字——陈国富。其中冯小刚执导的几部片子,陈国富的监制头衔更像例牌动作般被打上银幕。单就刷新纪录式的票房来看,冯小刚似乎确实先一步体会到“监制合作模式”的好处”。

十年前,陈国富作为台湾新电影的代表人物,曾受邀哥伦比亚电影公司在香港成立的亚洲公司,出任其亚洲区制作部总监职位。彼时,公司刚落户香港两年,计划每年投资拍摄3-5部华语电影。陈国富也基本开始了他的“准监制”的职业生涯。而此前一直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他始终活跃在台湾电影评论、影展策划、剧本制作的第一线,并因台湾新电影运动重要参与者的身份,和侯孝贤、杨德昌等人共同组织了“合作社电影公司”。

加盟“哥伦比亚”时,陈国富执导的《国中女生》、《我的美丽与哀愁》、《征婚启事》(10年后被冯小刚翻拍成《非诚勿扰》)已在台湾扬名。2000年后,他更多地藏于幕后,李安的《卧虎藏龙》、冯小刚的《大腕》、何平的《天地英雄》、徐克的《顺流逆流》到周星驰的《功夫》……均是他“哥伦比亚时期”参与监制的代表作品。

期间,他于2002年执导的《双瞳》,以台币8000万元的票房拿下当年国片冠军,也令他迅速赢得两岸三地的密切关注。

几乎是《双瞳》之后,他通过冯小刚接触到华谊兄弟。“那时我自己也感受到华语电影的生产中心和市场有往北京移动的趋势,去内地是很自然的事。”2004年,陈国富以“艺术总监”的身份加盟华谊兄弟,正式开始了他的“电影总监制生涯”。此举也填补了中国电影行业缺乏监制环节的空白。

今年,加盟华谊6年之际,这位幕后推手,在“推”出数部创票房奇迹的大片后,欲推出自己酝酿十年的编剧作品《狄仁杰之通天帝国》(以下简称《狄仁杰》)。并再度联手导演徐克,“要创作一种不同于以往的全新的华语类型电影——历史警匪片。”陈国富说。

陈国富打头的“中国式监制”

在《狄仁杰》之前,陈国富监制的片子多为“替他人做嫁衣”,即在别人的题材之上做把关式监制。而在陈国富之前,内地几乎尚不清楚介于观众和制作之间的“总监制”究竟为何?

“最初我也有不确定的地方,因为此前在台湾也好,香港也好,并没有过明确的监制职责。我只是面对剧本、演员、剪辑等各个环节,提出我的意见和看法。就像在哥伦比亚亚洲区任职时那样。”但没过多久,陈国富便摸出了自己方向,“我的监制分为两种,一种像《可可西里》或冯小刚的电影,基本是导演自己构想题材,我凭直觉和经验来判断可行性,视不同环节情况介入我的意见。

另一种是我自己先有题材构想、发展剧本,剧本成熟后,再去找投资人、推荐导演,甚至将团队组织起来。后者我的主导性比较强,比如这次的《狄仁杰》。”

陈国富把他的身份戏称为“中国式监制”或“内地式监制”。因为在欧美,尤其好莱坞,早已存在相似身份的“总监制”——“他們的做法應该比我更狠吧。”曾让陈国富感触深刻的是《乱世佳人》的监制大卫·奥·塞尔兹尼克,“那部电影我比较了解前后过程。

整个监制过程像一个传奇,因为在那个年代,没有手机、邮件,所有环节的沟通都要写备忘。备忘现在全部留下,你可以看到他制作那部电影从头到尾所参与的事务:大到剧本、导演、明星、投资、发行,小到连演员的妆都要管。

他甚至中途换过导演。他也签演员,比如英格丽褒曼。但那次制作是非常成功的,那也是好莱坞一个伟大的时代。兩岸都没有我这样的监制,大多数华语片所挂的制片人名字,基本就是电影制片厂的領導,或者就是投资人指派的代表。我总觉得一个电影发达的国家,一定容纳各式各样的创作可能。要百花齐放,要繁荣,要俘获大众的心灵,除了要有大导演,大明星之外,我觉得也要有大制片家。”

其实,陈国富在内地发展的几年,创作模式已经在无形中趋向他理想中的“好莱坞时代”。虽然一再低调地说,“只是一个桥梁作用。提些建议,或投出關鍵的一票”。但合作最多的冯小刚曾多次透露,从《天下无贼》、《集结号》到《唐山大地震》,他的片子都是陈国富跟他一起弄剧本,帮他找摄影、美术等主创人员,在预算内找到最合适的演员等。

去年高群书导演的《风声》,是陈国富监制作用发挥更充分的一部,不但改编剧本,发现导演,确定演员,共同执导,还参与判断投资规模,确定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的分配比例和营销策略。

陈国富心里应该是有数:他投出的一票,或插进的一手,是有分量的。“方向越来越明确,因為通过一些例子印证了我这方面的判斷是能產生影響的,对市场、对投资人,這樣的質量管理都证明了效果,他们希望你来幫助定义產品的價值。這相當於我要重新发明这个工作的程序吧。”

也许最先起头的人总是更容易成为一块“探路石”。近几年,不少影视公司开始效仿类似的“工作程序”。光线影业请来了陈嘉上;保利博纳大张旗鼓同陈可辛的“我们制作”达成监制盟约,但仅才一年便分道扬镳;近期刚刚亮相威尼斯电影节的苏照彬的《剑雨》,也因为香港狮子山公司请吴宇森做了监制,便在内地仅打出“吴宇森作品”,而略引“所有权争议”。

对于诸种看似相像的效仿,陈国富曾表态,“我和华谊的模式是不可复制的。监制的工作是一个创造性的工作,要看经验,但更要看每一部作品的即兴力量和创造发挥。如果把这种模式套用成公式那就算走到头了。”

六年总监制 十年《狄仁杰》

真正让陈国富彻底发挥、实现其“总监制”作用的,还属今年即将上映的《狄仁杰》。“它跟以往的监制都不同”。这是陈国富从十年前便开始觊觎并酝酿创作的一个题材。换言之,这更像他自己嫡亲的孩子。虽然最后的生产实践环节,请出久未出山的徐克执导——这也是徐克25年的导演生涯中,将执导的第50部电影。

“一直认为狄仁杰是个非常值得探讨的传奇人物,又处在那样一个丰厚神秘的盛唐时代,我对他有种本能的情结。我心目中的狄仁杰,完全不符合过去的章回小说的描述,也不符合荷兰汉学家高罗佩写的狄仁杰,他是我自己编造的一个狄仁杰,有点像007和李白的合体。

我为什么要这样编造?可能是狄仁杰这三个字给我一种感觉:狄字就有一种侠骨柔情,仁,本来就是中国人最强调的一种情操,所以他用的兵器是不开刃的,他用的是一根铁棍,唐高宗赐给他的,这把鐧代表他的仁术,杰这个字在繁体字里是桀骜不驯的那个桀,所以我觉得他是有反叛因素的。

我纯粹从电影类型的概念来想象这个片——历史警匪片。”陈国富用了十年完成了这种想象,写出了这个与以往任何版本都不同的《狄仁杰》。“换个角度看,我发现内地很多黑帮、涉案题材的戏并不好做,而这样一部寓意于历史真实,又要具有强烈的场面感,动作感,悬疑惊悚感的片子,可能会更有市场。”

要落成实现上述效果,编剧兼总监制陈国富,自然希望可以像“大卫·奥·塞尔兹尼克”那样,每个环节都有效介入,找到每一个最合适的人选。投资预算、导演、演员、场景、剧情改进、服装、化妆、影片规模……每个步骤都在陈国富的算计中。

“我想看到一个我无法企及的狄仁杰。搜罗一圈,能满足我这种欲望的导演,仅有徐克。只有他才能拍出那种想象空间、那种情怀。而他对狄仁杰、武则天、盛唐这些人物和元素同样都有由来已久的情结。我第一时间找到徐克,说,我们拍這個吧。”后续大量工作中,从对刘德华、刘嘉玲、李冰冰等演员的一再筛选、最终锁定,到大量欲还原唐代逼真景象的场景设计,都是徐克和陈国富两人反复讨论、抉择而成。

但毕竟监制是个“中间人”的角色。每个导演、制片都有自己原有一套独立成熟的思维方式和表达理念,联手合作,一方“监”另一方的“制”,本身就存在危险。即便是陈国富和徐克,这样两位一台一港的王牌电影人,也难免存在意见不一,需要磨合。

此前陈国富便在《天下无贼》的台词,《集结号》里的港台演员人选,以及《风声》里的剪辑等环节,与冯小刚、高群书有过分歧。但事后看,“这些都是工作程序中的正常环节吧。”

以《狄仁杰》为例,陈国富丝毫不忌讳曝光和徐克的“摩擦点”。“在我看来,狄仁杰是一个桀骜不驯又兼有儒家气质的人。但徐克有他的天马行空,甚至调皮的一面,他觉得这个人物可不可以再 “飛”一点,再怪一点。又比如,我喜欢电影故事说起来要扣人心弦。

我认为任何類型的电影都应该做到這一點,让观众坐在电影院有种透不过气的感觉,哪怕是爱情电影也应该带有紧张感。这是我对电影的一个基本要求。徐克最可爱的地方,在于儘管他经验如此丰富,每次仍会因为希望片子又有这个,又有那个,难以取舍,而拍的既多且长。

可能我其中的一个工作就是拉住他,扯住他,让他不要太飞了。——我们可以不可把那些留到下一部,眼前还是先做到條理分明吧。当然,不管多少意見,最後还是要靠他来完成。结果影片完成后,我对他的信任是增加的,他绝对超过了我期待的徐克。”

面对“监制容易成为导演和投资方之间费力但未必讨好的夹心人”一说,陈国富坦言,有时会有这种心理負擔,监制管的太多,会让人觉得导演地位似乎受到动摇——这会牵涉到互信的问题,不只是工作问题。但我比其他人好一点的是,我也是导演,我跟其他导演起码用同樣的语言。我对他们的职务是理解和充分尊重的。其实监制不是一个管家,也不是奶妈,他需要在不同的影片中扮演不同的角色,这还是一个人和人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