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字叫马骏的人 周恩来用过的名字和化名
一代伟人周恩来出生于书香世家,根据当时的习惯和传统,他要取好多名字。后来从事革命事业后,又由于斗争的需要,还用了一些化名,这些名字都有一定的来历或有趣的含义。
据笔者多年搜集,周恩来的起名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老家淮安的幼年、童年时期。周恩来的名、字等都是由家人或家塾馆先生给他起的,主要有乳名“大鸾”,学名“恩来”,字“翔宇”。第二阶段是他读书求学和早期革命时期。
这段时期,他用过“羊羽子”“羊羽”“飞飞”“伍豪”等。其他的名字基本是在第三阶段,即他领导地下斗争时的化名,因此也比较多,现在能知道的有“胡公”“少山”“非非”“周翔”“维思”“大美”“赵来”“冠生”“冠”“伍”“胡必成”等。
就周恩来出生后第一阶段的取名来说,由于周家是一个“封建根子很深的家庭”,家人给男孩取名时都特别讲究,一般都是由有学问的长辈或门族内德高望重的长者起名,也有请家塾馆先生给取名的。
家人先给周恩来取乳名(也叫小名)“大鸾”。“鸾”是中华民族传说中的一种神鸟,“鸾凤和谐”比喻夫妻和好。因此,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和邓颖超两人之间还常常各以“鸾”和“凤”自称。周恩来为什么取乳名为“大鸾”呢?淮安周恩来故居收藏有一份周恩涛的儿子、周恩来的侄儿周尔圻在1982年6月8日签名负责的笔录。
周尔圻虽比周恩来小一辈,但他的父亲周恩涛是周家同一曾祖下“恩”字辈排行的老大,而周恩来排行第七,因此,周尔圻的年龄并不比周恩来小多少,而且周尔圻的母亲是来自清河(今淮安市清江浦区一带)的万家,只比周恩来母亲小一辈。周尔圻在这份笔录上说:
恩来名字的由来,我听母亲和八老太(指周恩来嫡亲八婶娘杨氏)讲是这样的:在周恩来母亲万氏临盆时,梦见有一鸾凤之类的神鸟入怀,然后就生下了恩来,所以取小名大鸾,表示有鸾凤来临之意。而“恩”字是按家谱排下来的,故取名恩来。
周恩来的名字是其父亲周贻能起的。他琢磨的是:恩者,爱也。《诗经》上有云:“恩斯勤斯”;明代散文家归有光也曾说:“父母恩勤,养我身兮。”来者,未来也。《论语》云:“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周恩来的名字就是周贻能根据这些起的。
另外周恩来还取字“翔宇”。那是因为周家是个名门望族,在这样一个大家族里,要严格区别辈分。而就年龄而言,有的晚辈甚至比长辈年龄还大,但是晚辈却绝不能喊长辈的名字,包括小名,否则就是“犯上”。所以男孩得早早在取名之后再取个字或号,好让晚辈喊长辈的字或号,那是不“犯上”的。
周恩来的字应该是在5岁入家塾馆读书时由家塾馆老师起的,老师期望他这只“神鸟”能翱翔宇宙,所以给他取字“翔宇”。有许多资料甚至周家的个别亲属都认为周恩来“翔宇”的字是他1913年离开沈阳时,由他在沈阳(当时叫盛京)东关模范学校的高老师(高亦吾,谱名高守铭,字盘之)在他们师生分别时给周恩来取的。
笔者认为这一说法不太可靠,因为周恩来的两个亲弟弟和一个嫡堂弟当时都在淮安,和周恩来相隔千里,那时通讯又不发达,但都跟着按“宇”来取字:周恩来二弟周恩溥取字“博宇”,三弟周恩寿取字“同宇”,嫡堂弟周恩硕取字“潘宇”。
显然,这是周恩来兄弟先后进家塾馆读书时,由家塾馆老师依次取的字。如果是高老师1913年给周恩来取的字,那周恩来的远在淮安的3个弟弟是不太可能都依着周恩来排序起字的。
周恩来第二个阶段取名、号是在他读书求学和早期革命时期。1912年暑假,周恩来在奉天省(今辽宁省)官立东关模范两等小学校毕业,与他的同班同学兼好友郭思宁行将分别,应郭思宁的要求,周恩来为他题写了“同心努力,万里前程指日登”的临别赠言。
周恩来在这幅题词上的落款就是“羊羽子书”。“羊羽”是周恩来把他的字“翔宇”中的“翔”字分拆而成,而“子”则是古代男子的美称。据沈阳市原第六中学(东关模范学校是其前身)校长宋延钰对笔者说,周恩来在东关模范学校读书时,在同学之间交往时也曾用过“羊羽”的署名。
而周恩来的笔名“飞飞”则是他到天津南开学校读书第二年时取的,由“翱翔宇宙”衍生而来。当时,他和同学张瑞峰、常策欧等一起发起组织敬业乐群会,由他创办并主持出版了会刊《敬业》。
在1914年4月刊出的第4期《敬业》的《长飞漫墨》专栏内,周恩来发表了《评咏岳少保祠七律》和《评咏淮阴侯钓鱼台诗》等数篇文章,一度使他“飞飞”的笔名受到学校师生的关注。
1948年冬,与共产党争夺人才的蒋介石希望南开的老校长、时任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张伯苓随他去台湾。张伯苓犹豫不决间,收到了由中共地下党员金山传递给他的信息:“老同学飞飞不要老校长动”。张伯苓知道,“飞飞”就是周恩来,于是,他借口自己在重庆家中还有一些重要典籍等要一起带去台湾,便从南京飞去了重庆。
1949年初,天津、北平相继解放。国民党起义将领傅作义是张伯苓的好朋友,他就去天津南开大学找张伯苓的长子张希陆教授,商讨在重庆的张伯苓的安全问题。
张希陆认为,这事只有报告周副主席,才能万无一失。不久,傅作义从北平给张希陆打来电话,请他到北平一谈。张希陆到北平后,傅作义告诉他,周副主席说了,不要让张校长去台湾。
当时中孚银行总经理孙先生正好在北平,他要去香港,就请他到港后找南京行的经理王恩东。因为王恩东也是张伯苓的学生,请他想法将周恩来不让张校长去台湾的信息转告在重庆的张伯苓。果然,几天后,张伯苓在重庆就收到了一封寄自香港的无名信,信上只有一句话:“老同学飞飞不让老校长动。”张伯苓对周恩来两次以“飞飞”的名义请他不要去台湾的做法非常感动,于是就留了下来。
1919年,周恩来从日本回国后不久,正值五四运动的高潮时期。周恩来为了把当时天津进步的青年力量团结起来,就和谌志笃、马骏、刘清扬、李毅韬等一起组织天津进步青年团体觉悟社。觉悟社的最早一批成员只有20人。
为了表示男女平等,20名成员男女各半。而且为了方便觉悟社内之间的交流、联系和开展革命斗争的安全、保密,决定设50个号码,通过抽签的方式,以各自抽到的号码作为自己的代号,剩下的30个号码留给后来的参加者。结果周恩来抽到5号,邓颖超抽到1号。这就是周恩来“伍豪”一名的由来,而邓颖超后来用过“逸豪”一名,也是同样的道理。
周恩来第三个阶段的取名是在革命斗争时期。周恩来在上海主持中央工作、领导地下革命斗争时,不仅要经常变换住地,不断改变自己的形象和装饰,也要不时地取一些不为社会所知的名字,以同当时强大的敌人“捉迷藏”。那时他取的化名,有的是经过考虑,有的则是信手拈来。
1997年,为纪念即将到来的周恩来诞辰100周年,笔者赴北京拜会了全国工商联离休老干部、1928年在中共中央组织部曾任周恩来秘书的黄玠然。谈了相关工作后,我曾问黄老,周总理在上海领导地下斗争时取了哪些化名。
当时90多岁的黄老思路清晰、反应灵敏。他告诉我:总理在那一时期取的假名字很多,我也不能完全说上。但是有两个我是知道的:一个是我和他在谈工作时,不知怎么的扯到了他的老家。他说,他的老家淮安没有山,是一个少山的地区。
说到这里,刚好他手里的那份文件要签发,他就随手签上了一个“周少山”的名字,其实收件人仅从笔迹上就可以百分之百地认出是周恩来签发的文件。也就是说,不管周恩来签什么名字,甚至不写名字,收件人也会知道这份文件是周恩来签出的。
黄老还说:还有一次,我看到总理签上了“维思”两字作为他的署名,我就顺口问了一句:“老板(搞地下斗争时,相互之间不称呼职务),你为什么又签上‘维思’的名字呢?”周恩来看了我一眼轻声说:“为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胜利嘛!
”随后又沉下脸说:“以后这些不要问!”是的,在那白色恐怖的年代,稍有不慎,自己掉脑袋是小事,给党和革命造成灾难和损失就是更让人痛心的事。周恩来在那一时期还曾使用过“胡公”“大美”“非非”“周翔”“赵来”“冠生”“冠”和“伍”等笔名或化名。
黄老说:“胡公”“大美”是因为周恩来的胡子长得很快,刚刮干净,只要一个星期,胡子就长得很长很美了,“胡公”和“大美”的名字就是这么来的。1936年12月,张学良见到周恩来时也夸赞说:“真是个美髯公!
”而“周翔”则是由“翔宇”衍生出来的,“伍”则是和“伍豪”一脉相连的,至于“冠生”“冠”,则是周恩来认为共产主义事业是人类最壮丽最美好的事业,是他人生为之奋斗的、第一位的伟大事业。
还在长征出发前,邓颖超就患上了肺结核病,所以长征路上,邓颖超一直是编在休养连随队前进。经过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之路,到陕北后,邓颖超的身体更加虚弱。经组织批准,邓颖超扮作美国新闻记者斯诺的佣人,住进了北平西山的平民医院治疗。
住院期间,邓颖超认识了同室病友、进步女青年胡杏芬。邓颖超告诉她,自己叫李扬逸,有一个非常疼爱她的丈夫李知凡。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邓颖超和胡杏芬匆忙分别。后来,邓颖超随周恩来等到重庆同国民党谈判。
这时,胡杏芬也与家人从北平逃难到重庆。由于她已得知曾经的同室病友“李知凡太太”就是中国共产党方面大名鼎鼎的邓颖超,于是写了散文《李知凡太太》,后来于1941年5月在上海出版的《妇女知识丛书》第8辑《关于中国妇女的二三问题》上发表。
由于生活条件艰苦和环境恶劣,胡杏芬病情加重,1939年下半年在重庆去世。鉴于胡杏芬不仅是位有志有才的女青年,而且积极追求进步,重病时还向周恩来、邓颖超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请求,所以周恩来夫妇专门为她刻制了一方石碑,碑上刻了由周恩来题写的“胡杏芬女士之墓 李知凡 李扬逸共立”的文字。
这两个名字只有胡杏芬知道指的是谁。后来由于时局变化太快,这块碑并未能立到胡杏芬墓前,但却为世人留下了周恩来的“李知凡”一名。
1947年3月,蒋介石命令胡宗南攻打延安时,毛泽东、周恩来和任弼时等人组成中央前委,在陕北领导和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当时他们面对的是胡宗南统率的20多万大军,而在陕北留下的由彭德怀指挥的西北野战军仅两万多人。
为了让西北野战军收放自如,中央前委并不和西北野战军编在一起,而是在汪东兴带领的4个警卫连的护卫下单独行动。为了迷惑敌人,他们一会儿叫“九纵队”,一会儿叫“三支队”,而且主要领导人都取了化名,其中毛泽东叫“李得胜”,周恩来叫“胡必成”。
1992年3月,笔者在北京拜会周恩来转战陕北时期的警卫员王还寿时,王老告诉笔者,当时取化名时,总理说,我认为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革命事业必定成功,所以我就叫“胡必成”吧!当时他的一个装书和衣物的木箱子上还有周恩来用毛笔斜着写下的“胡必成”三个字。这个大箱子后来在中国革命博物馆展出过。
1961年3月,著名爱国民主人士章士钊由香港回到北京,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信上说:“胡子(当年一些人对国民党元老、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于右任的称呼,周恩来早在重庆时就知道并熟悉。国民党在大陆败退时,蒋介石强行将于右任带去台湾)最近给香港的吴季玉先生来信说:‘今年是我老伴的80寿辰,可惜我不在大陆,今年她的生日一定会很冷落,不会有人理睬她的,想到这点我十分伤心!
’”章士钊先生在信的最后说:“胡子的这种心情,请总理予以理解。”
周恩来收到章士钊的信后,特意让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传话给于右任的女婿、时任民革中央副主席的屈武看信,还转达了周恩来的意见:总理要你把儿子屈北大、儿媳梅君一道带去西安,并将于右任在上海的一个外甥周伯敏也一起邀集到西安。陕西省委统战部出面给于老夫人做一个热热闹闹的寿宴。寿宴过后,于老夫人高仲林女士十分高兴。
屈武回京后,罗青长又联系屈武,希望他能将为于老夫人做寿的事写信到台湾告诉于右任老先生。然而,屈武写信时犯了难:这件事从头到尾都是周恩来总理一手安排的,应该在信中告诉于老先生才对。但是如果信上写了“周恩来”或“周总理”,要是被特务们检查发现,对于老先生造成的后果将不堪设想;如果信上不提周恩来,又怎么对得起周总理的这番深情厚意呢?屈武在左右为难时请教了邵力子。
邵力子告诉屈武,你只要把“周总理”三个字换成“濂溪先生”四个字就行了。
接着,邵力子解释说,抗战时我和于老先生住在一起,两人经常谈一些历史名人。我俩都知道周总理是北宋名儒理学奠基人周敦颐的后代。周敦颐晚年自号濂溪先生。当时我俩一谈到周恩来,为避人耳目,也总是称呼他为“濂溪先生”。
所以,只要于老先生一见到你信上的这四个字,就能知道指的是周恩来。果然,在台湾的于右任收到女婿屈武的信后高兴极了,特别感谢周恩来总理对他和他夫人的关怀,当即回信请香港的吴季玉向周总理表达他的诚挚谢意。因此,“濂溪先生”算是不为人们熟知的周恩来的又一个名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