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菊朋骂马连良 李慕良生前回忆文章:给马连良先生操琴
长沙这个地方的人很喜欢戏,尤其喜欢京剧。言菊朋、马连良都到长沙演出过。我记得是在1935年拜马连良先生为师的。是谁搭的桥儿呢?是一位姓李的先生。他也很喜欢听戏、唱戏、研究戏。马先生当时已是很出名的演员,到了长沙就要吊嗓子。这一点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像马先生这样的名演员还天天吊嗓子,空个两三天不吊,他就觉得不合适,必须要吊。他到了长沙,可是琴师(当时是杨宝忠先生)还没有赶到。他就问当地有谁拉琴拉得好,那位李先生就提起了我。因为我那时很年轻,胆子也大,就跟着他到马先生那儿去了。
马先生见到我,就问我喜欢不喜欢他的戏?我说:“喜欢!”又问:“能不能拉琴,我唱两段?”我说:“只要我会的。”马先生说:“我先唱一段《乌盆记》吧。”后来,马先生又说:“《甘露寺》,会不会?”我说:“我正在学这一段。
”马先生说:“那么,我们来一段《甘露寺》吧!”这两段拉完以后,他很满意,夸奖了我半天,他最后唱的是《借东风》,唱得神情十足,很是高兴。他说我拉琴托腔使他感到唱得很舒服,还说:“这大概跟你经常听这段唱片有关系吧?”我说:“一方面是听唱片,经常听,一方面是喜欢您的艺术。
”马先生说:“噢!你喜欢我的艺术?那好,你能不能跟我上北京去学呀?”我说:“那好,正是求之不得呀!不过我想以拉为辅,以唱为主。
”我拜马先生为师,目的是为了学唱,我的主导思想就是想做演员。当时,马先生听我唱了几段,觉得基础还可以,嗓子还没完全变声。马先生让我到北京去进一步深造,好好下一下“挂”,再弄瓷实一些。当时,一方面我心情很愉快,另一方面也惦记着家里。
我母亲听说我要出远门,很难过。我安慰她老人家说:“以后我有了出息,再报答您老人家……”那时候,能上趟北京可不简单。说我们的行话:一跺脚。走!到北京去!为了我的前途,为了学艺,就跟马先生到了北京。
你如果专心一意地操琴,会比唱戏得道早
到了北京以后,我就住在马先生家。他对我很负责任。每天督促我喊嗓子,甚至还找了一位普通的琴师给我吊嗓子,同时,我每天晚上给他吊嗓子。马先生对青年人总是进行鼓励,他说:“你们青年人嘛,就是学得快,缺点是忘得也快,所以我要求天天吊嗓子,我天天吊,你天天得拉!”
那时,我在北京,几乎天天观摩、看戏,有时就是“偷”戏。当时,北京剧场的票价很便宜,最后边的座,花三四角钱就可以买一张票。不管是谁的戏,如王又宸、谭富英、孟小冬、言菊朋……我都看,而且不止看一次。当然,我看马先生的戏最多,当时马先生非常红,戏码一贴出去就满。
马先生对戏曲事业很认真、很钻研,他对戏曲剧本、人物研究得很深。对唱腔、台步,以至于服装道具等等,都有改革与创新。这些,也影响着我,不断地熏染着我。我每天给马先生吊嗓,马先生的戏我拉了不少。但是,由于马先生成名很早,他的戏有不少我也没有看着,没有学着。
当时,在北京,人们都知道,马连良先生收了一个徒弟,琴拉得很好。后来,言菊朋先生知道了,就让他的长子言少朋邀我上他家去做客。我很高兴,因为言菊朋先生的唱片我常听,非常欣赏言先生的唱。我记得那次到他家,他问我:“我录的《上天台》你会不会?”我为他拉了一段《上天台》。操完琴之后,他感到挺满意,就跟我说:“过几天我要演出,你能不能客串一下,来为我操琴?”我说:“我很愿意。不过,因为我已经正式拜了马先生,这事得要经过先生的同意。”他说:“等哪天,我特地为你这事去拜访马先生……”
为了我,言先生确实特意到马先生家拜访。在那个时候,他们都已经是成了名的艺术家了。他亲自到马先生家拜访,就把他考虑和希望我能“客串”为他操琴的事,跟马先生说了。马先生非常痛快,欣然同意。就这样,演出的时候,戏牌子上写着“‘客串’,特请李慕良操琴”。我记得跟言先生演出头一天“打炮”戏是个双出:《文昭关》后带《定军山》。“客串”了三天,言菊朋先生非常满意。有一天,言先生演《法场换子》和《骂殿》,为了听我在台上拉得怎么样,马先生特意去了。听完戏回来,我就问马先生哪点拉得不好。他鼓励我说:“我有一句话,不知你爱听不爱听,你如果专心一意去操琴的话,你得道会比你唱戏得道更早。”马先生又说:“你要拉琴的话,也得要有一个老师。”他建议我拜徐兰沅先生为师,我当然愿意。那时徐先生正给梅兰芳先生操琴。马先生征得当时的“梨园公会”同意,我正式拜徐先生为师。
言菊朋先生要出远门,就是现在所说的做“巡回演出”。由于他的琴师病了,就又找到马先生,说:“我还得请你的学生来帮我一点忙……”马先生同意我给言先生操琴,“梨园公会”也同意我为言先生操琴。
由于那时我还很年轻,有些戏在台下拉和台上拉有些规矩我不太懂。如果是唱,我可以直接去问问马先生,但是操琴(那时叫“傍角儿”),在舞台上正式演戏,就不那么容易了。言先生的唱非同一般,他是学“谭”的,但他根据自己的嗓音条件,做了大胆的改革。他已经形成一派,因此在胡琴伴奏上,我就向徐先生请教。京剧音乐方面,过去叫场面,精通音乐的,叫“场面先生”。为什么叫“先生”,因为他比演员会得多,同时比演员懂得更多道理。我从徐兰沅先生那里获益匪浅,他是我一生难忘的好老师。
我跟言菊朋先生出门的第一站是天津,再由天津到大连,由大连去哈尔滨、齐齐哈尔、牡丹江等地方,演出很受欢迎。言先生的戏,比如《卧龙吊孝》、《上天台》、《捉放曹》、《三让徐州》等,这些剧目一贴出去就满。当然,我无形中也得到观众的认可,也就是很捧我。
特别是哈尔滨的观众非常喜好京剧,他们很鼓励演员及乐队。后到沈阳,由沈阳回北京。以后言先生就说:“咱们就长期合作吧!”我说:“这事我还得问马先生同意不同意。”因为我当时还是喜欢当演员,拉琴只是由于喜好。
我回来跟马先生一说,马先生很有趣味地跟我这样说:“你呀,还是拉你的胡琴吧!我还是那句话,你如果专心一意地操琴,会比你唱戏得道要早。”我就记住了马先生这句话,专心练琴。
后来,言菊朋先生一演出就是由我拉琴。他到上海演出,又非常红,就一出《上天台》,一贴就是满堂。《李陵碑》也是一贴就满。一方面,是因为那时言先生是标榜谭派的首领,一方面,上海观众听言派的好多戏,感到胡琴拉得严丝合缝。
言先生一直在上海演出,他曾经给徐先生写了一封信,还是后来徐先生跟我说的,言先生说:“希望你的弟子不要再给其他人拉了,我得到这么一把琴,这是你和马先生对我的一个高抬,对我帮忙不小。”这封信大意是这样。
和马先生合作,他很信任我
那么,我又怎么给马先生拉琴了呢?这中间有一个岔头。马先生与杨宝忠先生意见不合,就分道扬镳了。有一天,马先生跟我说:“明天我演《青风亭》,你给我拉得了。”我当时想:这恐怕不合适,还是找人说说,让马先生和杨先生继续合作。何况,言菊朋先生那边儿谁给他拉琴呢?马先生似乎是看出我的心思,就说:“你应当本着我过去说的话,你要成名早,就得拉琴……”马先生是我的老师,在当时做学生的哪能不听老师的话呢?后来,马先生与杨先生经人说合也没说通,还是合不来。有人出了一个主意,说换一换,叫我给马先生拉,让杨宝忠先生给言先生拉,就这样,我就给马先生操琴了。
《青风亭》这个戏不好拉,剧中人物情感变化起伏比较大,再加上有老生,又有老旦、旦角等等。好在我对马先生的戏熟悉,因为我天天晚上给马先生吊嗓,听马先生聊戏,在这当中我得到不少教益。
从1939年以后,我就一直给马先生操琴,一直到1960年代初,演现代戏(像《杜鹃山》、《南方来信》等等)。和马先生合作,有一样好处,他很信任我,设计唱腔,安排文武场等他都很尊重我的意见。在创作唱腔这方面,我从马先生那里也得到不少启发。马先生曾说,最难的是把剧本吃透。那时没有导演,完全靠演员出主意,想办法,塑造人物,一方面当然是靠剧本,一方面要靠人、靠演员。艺术上的形象要高于生活,唱、念、做、打、舞美设计等等,都要有目的性,要集中刻画人物性格,不是单纯地唱一段,唱几句。先要找着重点人物,不然,“戏”就出不来,有时能锦上添花,有时就不行,那就要多看剧本。创造一个人物是从多方面、各种因素去考虑,一个腔儿,一个过门儿,同是一样的“工尺”,要表达不同的感情,这就要靠“心”、“手”相印,“心”要吃透剧本,“手”要随心达意。就是我们常说的“得心应手”。
1950年,马先生在上海演出完到香港,没有回北京。马先生在1951年10月1日这一天由我陪同,由香港到广州,然后一路北上演出,回到了北京。到北京以后,见到了毛主席,见到了周总理,还有陈总、彭总等老一辈革命家。老一辈们不仅喜好京剧、提倡京剧,而且非常关心京剧事业。今天回想起来,我还是很思念、很怀念的。转年,1952年7月1日,在北京饭店,周总理接见了我们。马先生见到总理说了这么两句话:“我非常抱歉,回来晚了一点儿。”总理说:“不晚,不晚,早晚一样,你既是回来了,我们是欢迎的。”后来,马先生说:“这次回来,还得请总理‘栽培’。”总理笑了,他说:“你是个艺术家嘛,已经有成就了,我怎么能栽培你呢?好吧,你们随便跳跳舞,你们愿意唱,就唱唱。”他不是命令式的,他说话很有艺术性。我们也就不感到拘束了。
那时,国务院叫政务院。政务院副秘书长齐燕铭同志也在,他跟马先生说:“总理说‘有没有兴趣表演一段?’”马先生就唱了一段《八大锤》。后来,又让齐燕铭问我,说总理希望你单独拉一段《夜深沉》,问你同意不同意?我说:“当然同意。
就是没人打鼓。”马先生说:“我来打鼓!”所以那天我拉的琴,马先生打的鼓,挺热闹。总理说:“戏曲界要推陈出新呐,你刚才拉的那个曲牌是很熟悉的,人们都愿意听,《夜深沉》人们是都知道的,但是,怎么表现?也是可以发展的。
”总理谈话之后,我就动了脑子。作为“夜深沉”这三个字,该怎么体会?昆曲《思凡》中,有个曲牌叫“风吹荷叶煞”,我呢,把开头就变了变,加了点儿表现深夜孤寂、凄凉、沉闷气氛的曲调。
“思凡”是尼姑还俗,追求美好生活,她正是从束缚中挣扎出来,下山,她要自由。曲子最后很欢快,表现达到目的时的喜悦。这样,夜深沉,就有了一个新的内容,音乐形象也就立起来了。是总理提出来的:“怎么叫‘夜深沉’?要把情景、人物用音乐描绘出来。将来在这方面搞得好一点,这曲牌是有发展的。”总理的话对我是个激励,使我很受鼓舞、很受启发。后来我就又创作了许多新的曲牌。
1963年,我们组织北京京剧团,由马连良、谭富英、张君秋、裘盛戎等合作,赴香港演出。每次彩排,周总理必到。在赴港之前,邓颖超同志还请我们到总理家做客。我记得在那吃饭时是两桌,邓大姐和我们一桌。她跟我说:“我是受总理委托,总理是特意请你来的,谈到你是音乐这方面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要好好努力。”我说:“谢谢总理。”并向总理敬了酒。如今,我非常思念老首长,他们对我的鼓励,是我终生难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