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太雷之孙 【纪念太雷】世纪坛上忆百年 张太雷之女张西蕾对天大学生讲家里的故事
从我家的北窗向西望去,不远的地方就是著名的中华世纪坛。在那日晷式圆盘的正南方是一条黄铜铺就的世纪大道,从1901年到2000年,在每一格的年轮里铸刻着当年中华大地上发生的重要事件,它象征着中华百年历史的进程。
十年前,当世纪坛刚落成之后,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早晨,女儿女婿特意带着我去穿越了这条时光隧道。他们推着轮椅,伴随着我和我的思绪,从世纪之初一年一年向前走去。当历史行进到1927年时,我的步伐和目光定格在那三行醒目的大字上:“1927年——周恩来领导南昌起义、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张太雷领导广州起义”。
我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真是这样写的吗?”把三大起义一起并列的提法,在1927年党的决议中曾经这样写过,当年每位起义的领导人也是这样去执行的。
但在广州起义失败、我的父亲牺牲之后的几十年内,我就很少再看到这样的提法了。我为历史还原了它的本来面目而激动不已,我仰望晴空,心潮澎湃,记忆的闸门一下子打开了,沿着这条大道,我的父亲、我的母亲、弟弟、姐姐竟栩栩如生地向我走来-------
一我的父亲张太雷1898年6月17日出生于江苏常州,原名曾让。他父亲取《周易》“否极泰来”之意,为他取字泰来。后自改名为太雷,寓震醒痴顽、打击强暴之意。他是在旧中国内忧外患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他八岁丧父,家境贫寒,使他从小在感情上接近和同情受苦人,痛恨世间一切丑恶和不平之事。
在族人的帮助下,他上了小学、中学。在青少年时期他逐渐接受了民主思想的启迪,参加了当时的反袁、抵制日货等进步活动,立志救国。中学毕业之前被学校除名。
1915年17岁的他考上了北京大学预科,上了一个学期,但因为学制长、学费贵,他又改考到北洋大学(现天津大学)法科学习。大学的四年,也是他怀着救国救民的崇高理想探索世事人生的四年:1917年,苏俄十月革命爆发了;1918年他在法科主任福克斯办的《华北明星报》任兼职编辑时,结识了苏共党员鲍立维,开始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的实践,此时,他在思想上开始了从一个爱国的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由于张太雷是最早与苏俄共产党人建立联系的人,因而他也成为直接参与推动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先进分子之一;1919年他参加了北京和天津的“五四”运动,并曾作为北洋大学学生会的代表亲到北平营救被捕的同学。
通过这次斗争,他结识了李大钊、周恩来等人,并与他们一起参加了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工作;1919年8月、10月以及1920年1月李大钊在天津与鲍立维的三次会见均有张太雷的参加并担当翻译;1920年4月他陪同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到北京与李大钊、到上海与陈独秀讨论建党事宜,并全程担当英语翻译;同年,10月在北大红楼,由李大钊主持、他和邓中夏、罗章龙四人共同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北京早期组织,成为了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同月,他受李大钊之命在天津建团、建党并亲任书记。
1920年是他在北洋大学即将毕业的一年,也是他在组织上和思想上为党的创建四处奔波、做出了特殊贡献的一年。可以说北洋大学是张太雷革命生涯的起点,从此,他义无反顾地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生活道路。
在共产党成立之前,1921年1月他受李大钊的委托、随维经斯基赴苏俄伊尔库斯克,在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中国科工作,并任中国支部书记,他是我党派往共产国际和共青国际的第一位使者。6月他作为即将成立的中国共产党的正式代表出席了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并发表书面报告。
他的报告是中共历史上第一次向共产国际介绍中国国内全面情况的报告。当1921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一大在上海和嘉兴南湖召开之际,他已作为中共的代表正在莫斯科积极筹备“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
此刻,他正承担着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信息沟通和组织联系的历史使命。他的出色工作得到共产国际的认可,为中共与共产国际的直接联系提供了组织保证,这对于创建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父亲为中国共产党事业奋斗的历史只有短短的八年,但却是历史长河中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瞬。他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领导人,参加过党的二大、三大、四大、五大、和八.七会议;他是第四届候补中央委员、第五届中央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是临时中央政治局五人常委之一;他担任过中共湖北省委书记、中共南方局书记,中共广东省委书记等职。
张太雷也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担任过青年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总书记。
他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重要倡导者和捍卫者之一。他参与了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第一次国共合作、创建黄埔军校等重大历史事件的策划和实施过程。在处理有关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以及国民党三者之间微妙而复杂的关系问题上,为了阐明观点、缩小差距、达成统一,他围绕着各自的代表人物即李大钊、陈独秀;马林(共产国际驻远东代表)、鲍罗廷(共产国际派任孙中山的顾问)、越飞(苏俄驻华全权代表);以及孙中山、胡汉民、汪精卫、蒋介石等关键人物发挥着他独特而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他既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同时又是孙中山亲自介绍并主盟的第一批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的中共党员;他曾作为“孙逸仙博士代表团”中的中共代表与团长蒋介石一起赴苏考察;北伐取得初步胜利后,他曾亲陪宋庆龄、孙科等元老随国民政府迁都武汉,并代表共产党出席国民政府成立庆祝大会。
张太雷是我党、我团对外联络工作的第一人,他在共产国际任职期间,参加过朝鲜共产党成立大会,被选入大会主席团,并代表中共致祝辞;他曾秘密出使东京,向日本共产党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帮助日共与共产国际建立稳定的联系;在共同的战斗中,他与越共的领袖胡志明、日共的领袖片山潜等结成了好朋友,他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早期著名的活动家。
当1924年1月21日,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列宁同志逝世时,他作为中国共产党、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青年的代表参加了迎灵仪式,为列宁守灵,并出席了列宁的葬礼。他在国内外发表的悼念文章表达了中国人民对革命领袖的深厚感情。
张太雷是大革命失败后力挽狂澜的中共领导人之一。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的白色恐怖下,他受命于危难之际,坚决执行“八七会议”精神,在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已经遭受挫折的危难时刻,仍以大无畏的革命献身精神,发动和领导了著名的广州起义。
1927年12月11日凌晨三时半,广州起义爆发了!
起义之初战斗打得十分顺利,到天亮前除少数敌军据点外,起义军占领了珠江北岸大部分地区。当天,张太雷主持了苏维埃政府和工农兵执委代表第一次联席会议,通过了《广州苏维埃宣言》,他向全世界宣告:“广州无产阶级已经夺取了政权”“广州苏维埃政府成立了!
” 虽然这个政权只存在了几天,但她却是“全世界在殖民地上的第一个苏维埃政权”!第二天,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珠江南岸的国民党军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开始了大规模的反扑。
当天下午,父亲主持了广东工农兵庆祝苏维埃政府成立的群众大会,在会上宣读了苏维埃政纲、宣言及政府领导人名单,他担任了代理广州苏维埃政府主席和人民军事委员等职务。会后,当他乘车去大北门指挥战斗的途中、车行至大北直街(现解放路)附近遭敌人伏击,连中三枪,壮烈牺牲。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广州起义失败了。
历史永远记住这个日子,1927年12月12日下午2时,父亲为他的祖国、他的人民、他的信仰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时年仅29岁。他用自己年轻的生命,用自己的热血和青春实践了他年少时立下的“愿化作震碎旧世界惊雷”的誓言,成为中共历史上第一个牺牲在战斗第一线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成员。
父亲牺牲那年我才五岁,对他的音容笑貌很难留下多少印象。更何况作为一个革命家、作为一个父亲,他又活得太短!走得太早!从1918年他与一批志同道合者一起宣传马克思理论、为建党筹划开始,到1927年底他在广州起义的战场上为党和人民英勇献身为止,只有短短九年的时间!
但有谁能够预料到:就在这九年间,张太雷与他的战友一起,从十几个人、几十个人的小组直至发展成为能够领导着数万、数十万革命大众、在祖国的大地上展开了一场波澜壮阔的解放斗争的大党!
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虽然先后遭遇了挫折和失败,但它却成为土地革命战争和创建工农红军的伟大开端。此后,我们的党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不断摸索着成长成熟起来,终于开辟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
在填平这条达到胜利的道路上,有着张太雷和广州起义中共同赴死的5700名革命者的热血、头颅和身躯!他作为我党最早的一批党员之一、我党早期的重要领导人、共青团的创始人之一、卓越的共产主义青年运动的领导人名垂青史。
张太雷对人生道路的选择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值得反复思考的地方:他家境贫苦靠个人的奋斗在北洋大学完成学业,当时在中国能够受到这种高等教育的人还非常少,他完全可以凭此改变家庭和个人的命运,走上一条升官发财至少是衣食无忧、前途平顺的人生道路,他也确实曾经有过这种想法。
但他同时又是一个怀抱振兴中华理想的热血青年,在寻求解救国家和人民苦难的道路时,他从俄国十月革命中看到了希望,接触到马克思主义之后,他学习研究共产主义。
当他一旦把共产主义作为终身的信仰,就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为了信仰,他毅然抛弃个人和家庭的前途和幸福,连毕业证都不领,义无反顾地走上充满艰险的革命道路。他是从爱国走上革命道路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十月革命的胜利,引领他从一个炽烈的爱国主义、激进的民主主义者,成长为马克思主义者。
而这种转变和进化,就是在这所校园里发生的。这一点对于九十年后的后辈晚生,无疑仍有着深刻的启迪。他们这种以民族的生存、国家的复兴为己任、崇尚真理、为了信仰,抛家舍业、不惜牺牲自我的精神是中国无产阶级第一代革命家们的共同品质,也是青年张太雷的伟大精神之所在!
在失去他的八十多年间,他留下的孤儿寡母顽强地活了下来,他赋予我们姐弟的生命之火得到延续,他未竞的事业被子孙们继承,他的英雄形象深深地活在儿孙们的心中。薪火相传、交相递与,这一切都应归功于我那平凡而伟大的母亲——陆静华。
二我的母亲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江南劳动妇女,精于女红、粗通文字、吃苦耐劳、坚忍不拔。1918年夏天,还在北洋大学上学的父亲奉母命回到常州与母亲结了婚。1920年生了我姐姐叫西屏,1922年生了我叫西梅,1923年冬生了弟弟叫一阳。
从我开始记事起,我们和奶奶就住在常州南门外清凉寺附近的两间小屋里,除了姑姑外很少有亲戚和我们来往。当时虽然父亲不常在家,但不时会收到他的来信及钱或药品,偶尔他还能匆匆回家小住一夜。“出门在外”的父亲始终是全家的精神支柱,是一家老小艰难度日的力量源泉。
据历史记载,在1923年至1924年间,父亲曾把母亲和我们姐弟接到上海共同生活了数月,当时与瞿秋白、蔡和森、李立三等夫妇一起住在慕尔鸣路中共中央的机关里。这一段日子是全家最长的一次团聚,我猜想这也一定是母亲一生中最幸福难忘、而后整整回忆了四十多年的日子吧!
我六岁那年,有一天妈妈接到上海来的一封信,当晚睡梦中依稀听见妈妈和奶奶的抽泣声。过了几天妈妈去了一趟上海,回来后她很久没有一丝笑容,几乎不说话,只是拼命地干活,没日没夜。渐渐地从妈妈和奶奶的眼神中我们朦胧地意识到父亲或许已经不在人世了。母亲从不让我们追问父亲的消息,只是反复叮嘱我们如有人问起时只说“早死了”。他究竟是干什麽的?他是怎麽死的?埋在哪里?这一连串的谜一直藏在我们幼小的心里。
母亲后来告诉我们,1928年初接到一位地下党的同志来信,她才知道父亲已在广州牺牲了。母亲只身到上海找到党组织,问明了情况,组织上动员她带着孩子到苏联去,但母亲考虑到病重的婆母和幼小的孩子,谢绝了组织上的照顾,毅然回到故乡,甘愿一个人挑起了为烈士存孤续后的重担。
父亲的死把无房无地、本已十分贫苦的全家推入了绝境,奶奶因丧子而中风瘫痪在床,三个孩子才七岁、五岁、四岁,生活的重担完全压在母亲一个人的肩上。她白天外出帮佣,晚上还要带回许多永远也干不完的针织、刺绣、缝补等手工活。
渐渐地我们长大懂事了,每晚都尽力帮助妈妈干些糊火柴盒、糊信封之类的活计,一家三代围坐在一盏半明半暗的油灯前忙个不停。渐渐地母亲开始给我们讲述父亲的故事。通过妈妈的口,我们开始模模糊糊地“见”到了自己的父亲:他高大、英俊、慷慨、豪放;他有学问、有理想、有胆识、有作为,他是天底下难得的人中之杰。
在我们孩时稚嫩的记忆中,父亲是通过母亲而活在我们心中的,如果说父亲是我们心中的“神人”,那麽母亲则是我们心中的“圣人”,我们每时每刻都真切地感受到母亲的崇高和伟大。
父亲生前非常孝顺奶奶,投身革命后仍念念不忘自己的母亲,惦记着她的病,不时买药寄钱回来。他在家信中曾深情地对妻子说:“我是非常爱母亲的,但是我已经把自己的一切贡献给革命,我不能常在母亲身边,希望你能代为侍奉母亲,我是非常感激你的。”丈夫的嘱托高于一切,我母亲十几年如一日对瘫痪婆母至孝至亲,在母亲的精心侍奉下,她老人家活到七十二岁高龄,于1942年病逝。
父亲生前非常喜欢我们姐弟三人,把家庭的欢乐和未来的希望都寄托在我们身上。他自己非常注重学习,是一个学识渊博的人,曾被李大钊先生赞誉为“学贯中西,才华出众”。母亲深深懂得丈夫的心,她不但把我们三人养大了,而且把我们个个送入了学校去读书识字。
连饭都吃不上还送女孩去读书,这让世人不可理喻,但无论生活多麽艰难,母亲送我们上学的决心从未动摇。而我们也不负母望,年年都以优异的成绩和奖学金来回报母亲含辛茹苦的抚育之恩。
抗战爆发后家乡沦陷了,在老少三代流离失所的艰难时刻,母亲却深明大义,毅然允许不满十六岁的我只身一人去上海寻找共产党,让我参加了抗日的队伍。1938年夏我辗转来到新四军的革命队伍中,并很快入了党,成为父亲队伍中的一员。
1939年我受到周恩来副主席的接见,他见到老战友的女儿,激动得热泪盈眶,连连说:“长得真象!太象太雷了!”他委托陈毅同志一定要派人到常州找到我的母亲,并嘱咐把我们全家都送到延安去。为了完成这一嘱托,陈毅派交通员很快找到了母亲家,但仍然是为了瘫痪多年的奶奶,妈妈又一次放弃了这个机会。
在故乡的运河边,当妈妈把行李送到船上与弟弟告别时,只揪心地说了一句话:“千万要活着回来!”谁料想这竟是妈妈与唯一儿子的永别!
我和弟弟在皖南相聚了,我们在革命的队伍里学习了党的历史,懂得了革命的道理,这时我们才从本质上理解了自己的父亲,并将父亲未竟的事业奉为自己终身奋斗的目标。
我的弟弟张一阳,从小就是奶奶和妈妈的命根子,体弱多病,全家人都特别照顾他。参加新四军后,他进步得很快,十六岁入了党,成长为一名政治指导员。他拒绝了要他留在司令部的照顾,坚决要求到作战第一线去。1941年1月在皖南事变中他不幸被俘,被关押在上饶集中营里。
非人的待遇摧毁了他的健康,他不幸染上了回归热,每天高烧不止,病得很重。当敌人知道他是张太雷的儿子时,竟拿着特效药来引诱他悔过投降,答应给他治疗并许以高官厚禄。
而刚满十八岁的弟弟不辱父亲的英名,平静地选择了死亡。在弥留之际,他忍痛咬下自己两枚指甲,取下父亲传给他的钢笔的笔尖,郑重地托付难友转交给我。他成为上饶集中营里牺牲时间最早、同时又最年轻的烈士!几年后当看见他的遗物我心如刀绞,我理解小弟弟的心:我家第二代的烈士用这连着血肉、蘸着信仰的物件,将他的生命和追求、将他未竟的事业和家庭的责任一起托付给了我。
在我和弟弟相继离开家之后,家中的日子更加难以支撑了,万般无奈母亲只得留下姐姐西屏在家作个帮手。长女的责任使姐姐不能够、也不忍心置奶奶和妈妈于不顾,必须承担起养家糊口的重任。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她做出了痛苦的选择,她曾在日记里无奈地写到:看来妹妹弟弟已经走上了爸爸的路了,他们为国尽忠去了;而我只能走妈妈的路,为家尽孝了,认命吧!
于是她从母亲手中接过养家的责任,留在故乡当了一名小学教师,后来与一位小学校长结了婚。全国解放以后,她入了党,成为父亲队伍中的一员,成长为一名优秀的中学教师。
就这样我们这个家靠着父亲的精神魅力和母亲的忠贞顽强,终于支撑到解放的那一天。解放后,母亲曾如释重负地对我说:“我总算拼尽了我的气力,完成了他的愿望和托付了!”就这样,母亲耗尽一生中最美好的二十二年青春,完成了两代人之间生命的延续和信仰的传递。谁能想象得到,一个外表如此柔弱的女子,心中竟有如此的定力!谁能不被这位集中华妇女传统美德于一身的伟大的母亲所深深地震撼和折服呢!
太雷烈士后代成长的历程,与自己的父辈有许多相似的地方:他们都是生活在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极为严重的时期,都是以民族的生存、国家的复兴为己任的热血青年,都是追求真理勇于实践的知识分子。他们同样是从爱国走上革命道路的。
当他们一旦把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终身的信仰,则必然会象他们的前辈那样义无反顾地走上充满艰险的革命道路。作为太雷烈士的后代,我们比同代人更幸运的是:前方有父亲英灵的召唤,身边有母亲深明大义的教导和指引。
三解放后,母亲为自己的丈夫以及为丈夫的事业所做的不屈不饶的努力和巨大的牺牲,得到了党和人民的高度评价,她那一诺终身的忠贞和勇气,赢得了全社会的尊敬和爱戴。她作为两代烈士的妻子和母亲,到北京参加过国庆观礼,受到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并多次被选为江苏省人民代表,长期担任常州市妇联和烈军属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务。
慈眉善目的母亲每天带着微笑充满活力地为工作忙碌着,她终于享受到了一段平静而充实的晚年生活。
而我的姐姐却没有得到社会相应的理解和正确的评价。虽然她帮助自己的母亲,为父亲的遗愿、为这个家同样也献出了自己的青春和前途,但却没有被社会认同。一顶“小资本家家属”的帽子压在她心中,多少年也觉得抬不起头来。
她也曾有一段值得欣慰的好日子:她当了省重点中学的优秀教师,很快入了党,抚养了五个孩子并都相继长大,三个大孩子大学毕业后都分配了相应的工作------。然而,虽然有母亲的开导和依靠,有我的理解和关照,但是仍无法抚平她心灵深处的创伤。姐姐的痛苦以及由此引起母亲深深的内疚,为我们这个苦尽甜来的家庭种下了新的悲剧的种子。
在十年浩劫之初母亲恰好来北京看望我们,因为我和爱人冯伯华都是“当权派”,很快均受到猛烈的冲击,我惟恐惊吓着她,不忍心让她与我们一起担惊受怕,匆匆把她送回常州老家。一心指望姐姐能与她朝夕相处时时陪伴着她,一心祈祷父亲在故乡的影响能保佑她们母女平安。
此后几年,随着运动的日益残酷,上山下乡、下放疏散,我们的家与全国众多家庭一样,遭遇了一次又一次的分离、肢解,一个和美的七口之家被驱散到七个省份,我和所有的亲人远隔千里,天各一方。
谁料想,在1968年6月突然传来母亲和姐姐双双去世的噩耗。当时我只身在湖南岳阳附近的大山深处,身不由己,既不能去奔丧,也无法弄清她们的死因。在巨大的痛苦和疑惑之中,我只能求助父亲的老战友、好朋友,我给周恩来总理写了封短信,恳求他帮助我了解真实情况。
真不知道当时已身处逆境而又维系国家安危的周总理是如何设法才满足了我的要求。没多久,江苏省革委会派出调查组到常州;很快,组织上将调查结果正式通知了我:母亲和姐姐是自杀身亡!
犹如晴天霹雳,使我痛不欲生。我无法接受她们已不在人世的现实,不知多少个夜晚,在梦中我又依偎在妈妈的怀中,一家人又围坐在那盏昏暗的油灯旁。直到1978年,江苏省委为她们平反昭雪,举行了一个庄严的骨灰安放仪式,我亲手将她们送入常州市烈士陵园。这期间我用一切机会了解母亲和姐姐最后一段生活。
在那黑白颠倒、是非混淆的年代,先烈和英雄变成了叛徒和狗熊,革命功臣变成了牛鬼蛇神。父亲的同乡同学、他早年介绍入党、后来曾担任过总书记的瞿秋白同志竟被从坟墓中揪出来进行含沙射影的批判;姐姐那“小资本家家属”的旧伤又被揭成了新痛。
一张张大字报贴满了家门口,毫无政治斗争经验的一对母女,面对这无情而残酷的现实,从根本上动摇了母亲赖以生存的精神支柱,粉碎了她们生活下去的勇气。就这样,对姐姐一生负疚自责的母亲,把情义看得重如泰山,她以七十岁的高龄,坦然而平静地选择陪伴自己的女儿一起去追寻先逝的亲人,共赴黄泉。
她们留下了一封遗书,细细交代了家中日常生活的琐事,在灶房的屋梁上,用一根绳子结束了她们两个人的生命,两个如此柔弱而又刚烈的母女的生命!
有人曾说,我们家是两代烈士为革命捐躯,两代女性为烈士家庭献出青春和幸福。按今天的说法,这两种牺牲都是伟大的,只是前一种牺牲名垂千古,而后一种牺牲却鲜为人知。在我的心中,父亲是树,母亲是根;父亲的事业如江河大海,母亲的贡献似涓涓细流,母亲的伟大与父亲的英勇相应成辉,永远铭刻在我心中。
四我和西屏姐姐各自有五个孩子,巧得很都是四女一男,现在他们又分别建立了自己的小家庭,又有了十三个活泼可爱的下一代。我的这些儿孙们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家族和民族传统的熏陶,从小学习很刻苦,成绩大都很出色,工作后个个表现很好。虽然因运气和机遇不同,目前境遇不尽相同,但是我很理解他们都已尽力了。他们是勤奋、诚实、孝顺、自律的好孩子,看得出来,先人的形象已深深地铭刻在他们心中,我为他们而骄傲!
八十年代中,我和丈夫冯伯华先后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我又继续担任了全国政协第六届、第七届、第八届委员,达十五年之久。我们这对老夫妻,五十年相亲相爱,晚年和谐幸福。只可惜他已在1993年因患肺癌先我而去,这是我晚年最伤心的憾事!但正是他的鼓励和支持,使我下定决心,在自己最后的十几年中,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和物力,为我的父亲作了些事。
我与国家党史研究部门合作,为父亲整理出版了《张太雷文集》、《张太雷年谱》、《回忆张太雷》和一本纪念画册,让怀念他的人有所寄托;我与常州市委一起发起成立了“张太雷研究会”、建成了“张太雷故居”、“张太雷纪念馆”,为他的故乡保留了一块追忆的丰碑;我和天津大学合作,开辟了“张太雷展室”,命名了一个“张太雷班”,自费设置了“张太雷奖学金”,让父亲能够和他的母校、和他的一代代校友息息相通、心心相印;我还和广东省委、广州市委一起筹建了“广州起义纪念馆”,拍摄了纪念父亲和广州起义的电视记录片。
我还自费拍摄三集电视连续剧《大雷雨后》,将父亲、特别是母亲的事迹奉献给广大电视观众。就这样一步一步地把父亲及战友们的历史原貌完整而真实地留给后人。
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全国上下突出了革命传统教育,近几年我的父亲以及他的战友们又重新被唤回人们的视线。1998年中共中央隆重纪念我的父亲诞辰100周年,胡锦涛、曾庆红亲自参加,并发表了重要讲话;2008年故乡江苏和常州又开会纪念他的110年诞辰;2009年国庆60周年大庆时,已经离开我们82年之久的父亲被民选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江苏省委拍摄了文献片《永远的青年》;今年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的系列活动中,常州市委组织创作和出版《张太雷传记》,并增编年谱;在天津大学开设了新的“张太雷纪念室”;天津市委及天大党委召开了“庆祝建党90周年 传承太雷精神”的座谈会;全国许多城市的各大媒体都撰写了许多纪念文章等等。
这一切都使我感动万分,人民没有忘记他,祖国没有忘记他!更令我每每浮想联翩、夜不能寐。
有一种精神润物细无声,有一些故事世代永流传。今天我能有机会把我家的故事讲给父亲的校友、天津大学的老师同学们听,我感到很荣幸!我相信你们还会再讲给你们的孩子们听的。我希望告诉你们太雷烈士和他的儿女们是怎样从爱国进而走上革命的必由之路,我希望把未来国家复兴、社会繁荣昌盛的重托交给同样年轻、同样爱国爱人民的天津大学的校友们。
我真的很欣慰,我这十几年不懈的努力没有白费。我所作的一切决不是单纯的续家谱、寻根,而是一种挖掘,一种精神遗产的抢救。
我的目的实在是想弘扬一种精神、一种美德。我希望通过我的父亲和母亲真实而感人的经历,将一个共产主义者的无私无畏和一个平凡劳动妇女的仁义忠信融合在一起,作为一种民族的美德,一首人性的颂歌留给世人。这一美德曾护佑我和我的家人,今后也将如雨润田、如土载物,去启发、温暖和护佑更多不愿淡忘他们的后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