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淡宁政治 贝淡宁:贤能政治是个好东西

不过,这里并非暗示美国和其他国家应该努力学习中国式的贤能政治。一方面,它只存在于推崇贤能政治的稳定政治文化之中:像上面提到的,政治调查显示受儒家传统影响的东亚国家更倾向于重视贤能政治。但在其他的文化中可能并非如此。

例如,美国政治文化形成了一股强烈的"反精英"思潮,因此很难想象它会支持尚贤的一党制。但这并不是说认美国政治体制中没有精英主义元素(例如,最近美国总统都是哈佛和耶鲁的毕业生),但政治领导人往往不愿意公开表现出精英主义的特点。

更重要的是,很难想象美国的政治体制会做出鼓励贤能政治的重大宪法改革。(有可能会预见到更糟糕的变化——例如在美国本土遭到另一起重大恐怖袭击时会变得更为军国主义)。与此相反,中国宪法体制在必要的情况下更有可能经历重大变革。

笔者也没有暗示中国"现实存在的贤能政治"尽善尽美。中国贤能政治的成功非常明显:中国领导人创造了历史上最引人注目的成就,数亿人摆脱贫困走上富裕路。但是,同样明显的是,中国的有些问题如腐败、贫富差距、环境破坏、政府官员的权力滥用、过分强大的国有企业为了自身的利益扭曲经济体制、迫害政治异议分子、严厉镇压西藏和新疆的宗教表达等是在政治体制变得更加尚贤的同时出现的。

这部分是因为中国各级政府缺乏民主,毕竟,民主可以提供权力制衡也给边缘化的群体表达政治意愿的机会。但是,部分也是因为中国的贤能政治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该体制在过去30年逐渐尚贤使能,未来能够也应该更为尚贤。

贤能政治涉及到德才兼备的政治官员的选拔,请允许笔者依次论述。过去30年中共最明显的进步就是强调对能力与政绩优异的官员的挑选和提拔,尤其是在政府高层,但是,即使在这方面也仍然有改进的空间。

不妨考虑一下"反精英心态"对言论自由特别是政治言论自由的限制。最好的政治决策当然必须建立在充分的信息基础之上,但是如果一味担心负面结果可能会阻碍相关各方自由表达观点。笔者发现中国共产党开始进行内部调研,以尽可能充分地获取信息,干部们也被鼓励不断学习和提高,但言论自由障碍的减少可能会提高决策的质量。

另一个担忧是过分严格的、历时多年的人才选拔过程是否会阻碍冒险精神。换句话说,相对有创造力和原创性思维的人才可能会在早期被淘汰,因为他们会得罪人或挑战"做事的正常套路"。在危机时刻,或许中国的政治制度能做出巨大变革,但在平时,过于强调保持现状可能会影响制度的实用性。

也许这个问题(如果这是个问题的话)有解决的办法,比如在政府重要岗位(包括政治局)上多设置一两个岗位,允许其他出身的能人如商人或学者来担任。

选拔过程或许有必要对国外更加公开。中国共产党的主要任务当然是服务中国人民。但中国现在是国际大国,其内部事务会同样影响到居住在中国边境以外的人的利益,在与其他国家打交道的时候,中国需要尽可能人性化。政府领导人子女在海外接受教育是一个好现象,因为他们可以当非正式顾问,不过,什么也替代不了领导人直接接触外国的做事方式。

在选拔政府高层领导人的过程中,或许也应该重视海外经验,甚至是外语技能。阎学通认为中国政府应该像唐朝那样聘用有才华的外国人当官。1

同样重要的是,政府最高层需要有更多少数民族成员的代表,即使他们并非能完全从现有政治体制中脱颖而出。只有真诚的宗教信徒才真正知道什么对其宗教的发展最好,而贤能政治的决策需要宗教共同体成员的更多代表。一种可能性就是在政治局中保留少数民族群体的代表。蒋庆提议的国体院就是由中国历史上各种宗教的领袖所组成,包括儒教、藏传佛教、道家和基督教。

当然,贤能政治决策不仅仅是拥有能力和知识进行政治决策的问题。拥有高超分析技能和专业知识的不道德的决策者可能比一个平庸无能的政治领袖造成的危害更大。笔者并没有暗示中国政治领袖不道德。我遇见过很多令人敬佩的官员,他们有为公众服务的精神,为了公众利益甚至不惜牺牲自身的利益。

但是,有道德的领导人不应该容忍腐败的猖獗,当今中国人都知道政治腐败是个严重的问题。中国领袖的任期和年龄限制有助于减少腐败,但是还需要其他机制的配合,比如相对独立的反腐败机构(类似于香港和新加坡的廉政公署)、更多的透明、媒体报道腐败案的自由、领导人及其家庭成员的财务审计、领导人工资提高、对腐败分子的严厉惩罚等。

更多强调政治领袖的道德教育也很重要。现有的领导选拔过程不允许领导者有足够地时间对道德问题和政治问题进行系统性的反思。在党校的几周并不能让领导者有充分时间阅读政治学、历史和哲学名著,进而增加领导者的知识,做出知情的、道德上站得住脚的政治决断。

如果给政治领袖半年的假期,专门去阅读名著(特别是直接论述政治道德的儒家经典),从长期看,会增加其做出知情的、道德上站得住脚的政治决断的能力。同样重要的是,在中小学更多强调儒家经典可能改善未来中国领袖的道德教育水平。

当然,政治决策者不仅仅应该克制自己不腐败。无论是对民众,还是动物和自然界,他都应该有仁爱之心。但是,这种渴望与政治决策群体尤其是决策高层中的女性代表的极度缺乏很难匹配。当今的领导选拔过程中存在着对女性的偏见。

由于女性经常需要照顾其他家庭成员,她们可能没有充足的时间公平地与其他男性竞争政府最高职位。(即使女性不是主要的家庭关照者,这种期待也影响选拔过程:有人告诉我女性很难进入外交部工作,因为这些职务的要求很难与普通家庭生活协调起来)。

如果我们同意领导应该有同情心,那么上面这点就很重要。如果同情心是女性突出的一种特质(也许这个说法有争议),那么我们应该鼓励更多女性在政府任职。也许政府最高层职位中应该有一半为女性保留。我坚信更多女性领袖组成的政府更可能用充满爱心和人道的方式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