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政道斥周恩来 李洁非:九一三事件后毛泽东与周恩来分道扬镳
周恩来启动新话语的方式,起初不是通过言论,而是通过行动。那时,如果不想自寻烦恼,最好是少说多做。言谈是一个被高度警惕的领域,行动却有某种隐蔽性,做一分是一分。
“九一三”后不久,周恩来不动声色采取了行动。其中一件事,是抓港口建设。他责成谷牧和粟裕组成一个班子,深入调查研究,然后提出一个计划。他的要求是,争取三年内改变港口面貌。
在航空业欠发达的当时,海运对于中国进出口有着显而易见的基础意义。周恩来此举,透露了一个想法:他将把注意力集中于经济建设,并且是以扩大进出口或者说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产品为特色的富于新意的经济建设。
与此关联的现象是,他“多次过问出口工艺美术品、出口画和宾馆布置等工作”(《年谱》),潜台词是创汇和便于开展对外交往。进口国外设备需要外汇,而当时中国可以出口创汇的产品,品种单调、狭窄,周恩来居然寄望于工艺美术品、中国画出口创汇,一方面固然令人为中国感到窘迫,另一方面却也从中看到周恩来心情的迫切。至于加强宾馆布置,当然是要改善中国接待外宾能力,以利交往。
事有巧合,1972年恰逢中美关系解冻。在这件事上,毛泽东、周恩来各有所思,明显体现出不同诉求。毛泽东是从地缘政治层面看待、把握和利用此事,他对这场游戏的兴趣和玩法,再次反映了从《战国策》到《三国志》等中国史籍对其思维方式的影响。在他看来,大国关系中的利害权衡与互相牵制,既是事情的本质,更是不容错过的收益。他完全以一个战术家、博弈大师的姿态投入其中。
周恩来的认识却建立在另一个层面。
毛泽东有意打开中美对话之门后,周恩来全力以赴,热烈响应、支持和推动。他们一个是决策人,一个是积极践行者,看起来可谓珠联璧合。
然而,协同一致的表象下面,却意趣迥然。如果说毛泽东出发点只是地缘政治,周恩来的着眼点却是经济建设。毛泽东要借调整中美关系,制衡苏联,周恩来则希望通过中美关系改善,推进中国的现代化。所以,他们在这一致主张的事情上,期待和视野分处两端。
周氏上述期待,当时不能大张旗鼓加以渲染,但点点滴滴形诸细节者不在少数。2月25日,尼克松访华期间,他要人转告新华社:这次大批美国记者随尼克松来华,应该注意从他们的工作中“看看有没有什么可学的东西”。送走尼克松,3月3日,周恩来为中央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讲解中美公报,强调:“要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一切不懂的项目都要学会,要下些本钱,把人家先进的东西接过来,赶上去,超过去。
在这个问题上,不要自满自足,觉得自己好得不得了。”(《年谱》)这样的立意与用心,在毛泽东就调整中美关系所作指示里却无从寻觅。
毛、周对于调整中美关系所抱目的之不同,后由毛泽东亲自证实。1973年11月,毛泽东出于对周恩来处理中美关系的不满,严厉告诫:“对美国要注意,搞斗争的时候容易‘左’,搞联合的时候容易右。”(《毛传》)他指示政治局开会“帮周”。
会上,江青直斥周恩来奉行“右倾投降主义”,至有“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之说。周恩来处境一时危殆,距陈独秀、王明、刘少奇、林彪等仅半步之遥。只不过因种种现实所制,真要大动大整周恩来,亦属有心无力。毛泽东随即发话:“这次会议开得很好”,但制止了江青的“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提法。(《年谱》)
周恩来对美认识中最堪注意的,是他几番表示应以美国为“学习”对象。
在以往的语义里,“美国”一词只作为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代表,从敌对的意识形态意义上来认识,而不包含“发达国家”这种含义。后者非但不予提及,反而借意识形态上的抽象理论,将其换化到“腐朽没落”的定义上,塑造其日薄西山、气息奄奄的形象。
包括笔者在内至少三代新中国后成长起来的人,当时脑中的美国除了狰狞凶恶,就是行将就木、去呜呼哀哉不远。以能够追溯到的线索论,周恩来的“学习说”,是中国领导人首次撇开意识形态,超乎社会制度之外,从“发达国家”角度看美国。这当然意味深长。
显然周恩来意识到,用单一的政治思维来决定中国对某一类型国家的态度,这样做是有问题的。政治评判不能代替一切,让政治评判垄断所有评判,不仅简单而且盲目。因为别国实行不同的政治、经济制度,就对它们全盘否定,对其长处、优点采取鸵鸟姿态,受损害的将是中国自己。
进一步看,这里隐约显露了以生产力和科技水平为国家与社会评估重要指标的观念———社会发展是否良好,须以经济是否兴盛来衡量,否则,不论头上顶着什么美丽的光环,也称不上“好社会”。这个观念不转变,中国就仍将陶醉于“制度优越”的精神胜利法,在享受口舌之乐的同时,维持着与中世纪伯仲之间的生产水平。
“皇帝的新装”是一个关于诚实的故事,那个被蒙骗的欧洲古代君主自以为衣着华丽其实却赤身裸体,没有人敢于点破真相,唯独一个孩子诚实地道出事实。六七十年代的中国,许多方面存在类似情形。对事实的承认,经常被批判为“长敌人志气”,似乎保住“志气”即可让事实消失。
1972年10月14日,周恩来在接见李政道时,就中日发展水平的差距明确表示:“在生产上比日本差三十年,我们现在不了解这方面的情况,白纸一张。”差三十年的概念是,七十年代中国比之四十年代处于战时的日本犹有不及。然而,这并不妨碍十多年前我们就开始谈论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话题。
周恩来指其原因:“我们现在不了解这方面的情况,白纸一张。”他在忧虑一种名为“无知”的状态。
作为目光仍未离开大地、现实、民生的领导者,周恩来没有放弃对世界的观察,他因此清楚中国“在生产上比日本差三十年”。但基于相反的原因,许多身居高位者对此却盲目无知。他们即便知道中国经济不如别人,也绝不会是在数目字上的量化了解。
毛泽东1957年底放言用十五年赶上英国,即因一方面知道中国比英国落后,一方面又完全不知道中国比英国究竟落后多少。1957年,英国经济尚居世界老二,日本犹且不能望其项背(日本GDP超过英国是在十年之后的1968年),试想中国当时与英国的差距又该如何,但毛泽东金口一开,即称“十五年赶超”,结果自压重担,搞出“大跃进”,中国险被压垮。
一句“外国的月亮也比中国圆”,至今在中国杀伤力惊人,周恩来在1972年直言“比日本差三十年”,岂非冒天下之大不韪?在他来说,实为受了很大刺激之故。检索资料可知,日本国民总产值在1967—1968年两年中,连续超过法国、英国和联邦德国,升到紧随美国之后的第二位。
青年时代,周氏在日本、欧洲均有游历,对彼时两地经济实力当有种种直观体验。而今,日本竟一跃而在老牌强国之上,作为左近之邻的一国总理,不能不大受震动。
岂但如此,连东亚几个经济基础原本薄弱的地区,此时也呈起飞之势。其中有新加坡、韩国,也有同为中华之地的香港、台湾。一直能够“睁眼看世界”的周恩来,及时注意到这些迹象,其于台湾经济的发展,尤为瞩目。1972年4月9日,周恩来在广交会期间就服装生产问题质询有关方面,提出两个问题:“为什么台湾能搞,我们搞不了?过去能搞的,现在搞不出来?”表示对这种不进而退的情况“非常难过”。
他还说,以海峡这边国土之大、人口之多,“出口才比台湾多十亿,值不得骄傲。”(《年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