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东梅长得最像毛泽东 孔东梅揭毛泽东情史:最不为人知的妻子曝光(图)

潜藏在外婆贺子珍脑中的巨大压力,终于在回国后向她砸 了下来。那是1954年在上海时,外婆偶然打开收音机,听到外公以洪亮的声音宣读在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开幕词。广播放了一遍又一遍,她就听了一遍又一 遍。直到第二天外婆的嫂子李立英发现她僵坐在椅子上,神智不清。收音机开了一夜,已经烧坏了。

外婆这次病得不轻,得知消息的外公毛泽东在妈妈(李 敏)面前第一次流下了眼泪。毛泽东托女儿(李敏)带去一封信劝外婆一样,外婆的烟也抽得很厉害。所以信中劝她不要抽那么多的烟,对身体不好。毛泽东还托妻 兄贺敏学照顾外婆。外公的信就是最好的药,外婆知道外公的意思后,一一配合,逐渐好了起来。

之所以外公的录音能对外婆造成如此后果,正是因为外婆心中一直存储着与丈夫十年生活的全部记忆。这已成了她生活的驱动力,每时每分都在调取、比较、回味,以至到达极限,因突如其来的刺激而崩溃。

痴情如外婆,深情如外公——接近30岁时,我才开始逐渐明白:这是怎样一种惊心动魄的纯真感情!

1972年,我出生了,而且也赶上了让外公起名。妈妈把我的照片带去给他看的时候,外公把自己名字里的一个“东”,还有自己喜欢的“梅”都给了我。怎么样,够大方的吧?

我是在上海出生的,两岁到六岁之间都在外婆身边度过,由于当时年纪小,外婆给我的印象并没有后来深。说来也怪,以往听外公的录音,和外公会面都能引起她病情的重大反复。而当1976年外公去世时,全国人民泪落如雨时,她却表现出惊人的平静。

现在回想起来,这是一次不亚于前两次的危机。只不过由 于压抑较深,当时没有爆发,而分几年逐渐释放出来。只要外婆一发病,楼里马上就如无人居住般安静。她那对外公已成永诀的思念,对往昔岁月的痛惜,一丝一缕 地慢慢侵蚀着日渐衰老的身心。终于在那个我永远不能忘记的1977年初秋之夜,她坚持睡在我刻意的小套间书房里,躺在拼起的椅子上,窗户只开了一条小缝。 在准予风侵袭下,第二天我发现外婆已不能起床,她中风了。

外婆病得真不是时候。当时国家的形势已走向拨乱反正,1979年她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贺子珍“解放”了!《人民日报》为此配发了这张我和外婆在医院花园看《解放军画报》的合影。那一年,她七十岁,我七岁。

我的外婆梦圆北京

曾几何时,从井冈山到延安的苏区上空闪耀着两颗明亮的双星———毛泽东与贺子珍,我的外公外婆。他们同生共死,度过中国革命最艰难的十年。

后来,累累伤痕使外婆偏离了原有轨道,从外公身旁消失了。外婆是西沉的弯月,外公是东升的旭日,再难相见。然而,月到半夜,日在中天,他们其实都是寂寞的。外婆记挂着天界的安危,外公思念着人间的冷暖,无奈为时已晚!外公外婆的传奇成为永久的爱情悲剧。

外婆住在上海华东医院的同时,在北京的妈妈和爸爸正在安排另一件大事:把外婆接到北京。外婆盼望进京,已经盼了整整30年。

然而,外婆坚持要去北京,尽管高龄而且卧床不起,她刚强的性格一如当年,没有改变。现在看来,我认为北京之于外婆,其象征意义应该大于实际意义。外婆所坚持的,是一个老党员、老战士和老公民的权利,是一个母亲和妻子的权利。

1979年9月3日,也就是妈妈带我回京上学的第三天,中央派专机把外婆接到了北京。这个日子离9月9日外公逝世三周年纪念日还有四天,离10月7日外婆70岁生日还有一个月。

在北京机场,外婆见到了前来迎接自己的井冈山姐妹曾志,她当时担任中组部副部长。30年前,外婆即将进京时被组织部门阻止。现在,中央组织部门的代表欢迎她回家。外婆的漫长等待终于有了结果。

可是,此时外婆的身体已经很差,中风和糖尿病已足以让她离不开医院。因此为了健康起见,她一定要去的瞻仰纪念堂时间被一缩再缩,规定和被纪念堂有过十年婚姻、六个儿女的外婆,把眼泪和呜咽一并吞下肚里。

在出发前两天,大家对她做起了工作:

姨妈,到了毛主席纪念堂,不能发出任何响动,更不能大声哭,这是纪律!姨妈,你一定要答应哦,不能哭,要听组织上的安排!我们就在您的身边。

外婆频频点头。她这一辈子是最遵守纪律的人,她听组织的话。

外婆的纪念堂之行是保密的。

在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外婆一行从位于北京西郊十里长街上的解放军总医院出发了。外婆用她可以活动的右手,紧紧握着一条精心挑选的白手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