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祥喜能当副省长吗 山西省副省长张平:最大的领导才能是不能有私心
人这一辈子能为社会做的事情很少,时间很短,要做一个有作为的干部还是无作为的干部,关键在个人,要看你自己。
2008年3月5日下午,张平在北京两会政协委员驻地记者专访。
履新不足两月的他,带着作家的明显特征,语言生动而实在,交谈中没有官腔和套话,当被问到“宏大”的问题的时候,他甚至有点窘。
作家当省长不奇怪
《暸望东方周刊》:你作为一个没有背景的作家当了副省长,引起了很大关注。
张平:有很多很多(官员)都是没有背景上来的,不一定有背景才能上来,现在干部选拔有周密而严格的机制,要经过长期考察,广泛推荐,层层了解,根据各方面的情况才能最后决定。
《暸望东方周刊》:能从作家到副省长的并不多见。
张平:大概对作家有种误解或者轻视吧,作家的智商智慧、思考能力和行为方式也不差啊。作家也有很多类型,有学斋型,学者型,有专攻历史的,有擅长科幻的,有关注现实的,也有与现实保持距离的,有的可能不适合到领导岗位,但一般来说都应该没有问题。
《暸望东方周刊》:作家和省长工作性质完全不一样,作家更多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虚拟而单纯,而干部面对的是真实而复杂的人和事。你怎么完成这个转变的?
张平:作家和省长,共同的地方是,都有对社会的观察和思考,找出社会的矛盾和问题的症结。不同的是,一是面对理想中的现实,一个面对真实中的现实;一个是提出问题,一个是必须解决问题。作家是一个人的工作,可以天马行空,随心所欲,调度千军万马。
为了抓住读者心理,特别是作品被改成影视剧,为了让作品的影响力更大一些,各种各样的悬念和情节都可以设置出来。而领导干部面对的是实实在在的老百姓,每一件事情都必须落到实处,政府的每一个政策的贯彻落实都要慎之又慎。
从生活方式来说变化就很大,过去写作凌晨四点五点才睡,第二天可以睡到12点,现在凌晨五点就得起来。几年前,自从当了作协主席,“时差”基本已经倒过来了。
我以前就有一些行政职务,民盟中央副主席、山西民盟主委,山西有几百个民盟基层支部,每个大学,每个地市也都有组织。经常有各种各样的活动。作协这边,山西作协有近两千个会员,地市厂矿大型企业也都有文联作协,都有很多事务要处理。如果说(我)缺少行政经验,也不完全是这样。
角色决定脑袋
《暸望东方周刊》:你当作协主席以后,一个大部头的作品都没有出来,工作的重心已经从写作向行政方面转移了?
张平:也写了,但是很慢。同时在写两个(小说),有一部已经写了不少了。不是不想写,实在是太忙事情太多了。在文联当专业作家的时候,两年出一本书,或者三年出两本书,现在三四年出一本就不错了。
既然有那么多作家推荐你当主席,而且是全票通过,你就得给大家尽心干事。刊物的经费啊,作协的编制啊,机关的各种事务啊,整个山西的文学创作啊,作家们的创作和生活啊,包括各地市文联作协的经费和困难啊,等等,这都得操心,当然,工作主要有党组在协调处理,但作为主席你不能置之度外。
宏观的工作要做,具体的很细的工作,比如锅炉要改造,大院要维修,道路要重筑,地面要硬化,其实这些都不是小事,大家都住在机关大院,比如暖气烧不好就会影响生活,必须解决。没有钱怎么办,你就得去找钱。煤炭又涨价了,过去几万就差不多了,现在得几十万了。
《暸望东方周刊》:从作协主席到副省长工作变化又很大。
张平:当副省长所面对的事情不一样了,但性质应是一样的。把中央和省委的决策真正落到实处,那是政府工作的核心和灵魂。作为副省长,上要对省长负责,下要对老百姓负责。我分管的教育厅、体育局、科技厅等厅局,都是很完整的机构,厅局长也都非常干练成熟。
很多事情要通过他们去了解,去处理。但他们遇到的问题是什么,需要解决的困难在哪里,你也一样要了解清楚。只有这样,才能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其实我当副省长才一个月,有很多工作都得经过大量的调研和考察才能逐步熟悉。要多请示,多请教,多学习,从而让自己尽快适应起来。
过去我是去要钱,现在你分管的厅局如果确实遇到了问题,有了困难,经费开支确实突破了预算,那也一样得争取经费,只是争取经费的方式不一样了。
《暸望东方周刊》:我发现你现在已经从作家思维转换成干部思维了。
张平:这个并不难转变,角色决定脑袋,存在决定意识,只要你决定了你自己的目标,自然而然就转过来了,你不转行吗?因为你干的就是这个活,就是这个工作,你有这个责任,有这份职责。我的《国家干部》曾写过政府体制的运转和矛盾,唯一的不同是那是理想化的。
坚定的改革拥护者
《暸望东方周刊》:有人说你的作品虽然揭露了社会现实的黑暗腐败面,但最后都有一个光明的尾巴,寄希望于一个一把手的官员,但在现实中的体制问题,靠一两个官员是解决不了的。
张平:那是没真正读懂我作品的主题,中国的政治体制,很早很早以前,就已经是集体决策了,尤其是政府的运作。现在的中国社会处在剧烈的变革时期,这么快速的发展,要付出很多代价,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出来了。
以前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富起来光荣,后来又出现贫富不均了,为富不仁和仇富心态的双重对立带来了严重的社会对立,社会问题更复杂了。经济的发展带来很多社会问题,道德滑坡,信仰缺失,文化跟不上。但想想30年前、20年前,那时社会是个什么样子,今天看整个社会依然在进步,在向前走,而且步伐很快,所以我对我们的社会发展前景是乐观的。
作家也有很多种,有的乐观地看社会,有的则悲观地看社会,但殊途同归,都是为了这个社会更好。我想我属于前者。一方面,我的作品把问题揭示出来,另一方面也给人希望。你要说纯粹都是光明的尾巴,也不是,《天网》、《国家干部》包括《抉择》哪有光明的尾巴啊,更大的更深的问题还在后面。
《暸望东方周刊》:我看到你和柳传志的一段对话,发现你对改革中出现的矛盾有很深刻清醒的认识。
张平:我是改革的坚定支持者。如果不是政通人和,哪有30年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是不可想象的。但是老百姓得不到改革的实惠则是要警惕的,老百姓应该共享改革的成果。十六大以后,我们的惠民政策已经广泛地开始关注这些问题,比如免农业税、义务教育免费等等。
《暸望东方周刊》:有人说你是反腐作家,是不是当了副省长要致力于反腐败?
张平:反腐败的主要力量是纪检和监察部门,包括检察院反贪局等机关。中国的反腐败有一整套相应的举措和机制。当然我的部门也会牵扯到反腐败的问题。我分管的厅局包括分管厅局中的一些处室还是有职有权有钱的,比如一些项目的确立和经费的拨付,就得看是不是能够严格透明、公正公平。应该进一步制定相应的政策,杜绝寻租的机会。
机制建立起来以后,自然就会有约束力。我现在刚上任不久,以后也可能会有人来找你,求你办事。所以我现在首先严格按照省政府的要求和程序办事。不管什么项目,什么报告,都必须通过厅局,经调研考察以后认为合适的,再把报告打上来,越级直接打报告,按规则不能接受。亮化、民主、集体研究,接受监督,严格按程序办事,这是杜绝腐败的最有效武器。
《暸望东方周刊》:也就是说在你的职责范围以内,尽最大努力杜绝腐败。
张平:因为现有机制本身是这样,要严格按照这个机制做,就不会出事,但如果你有其他想法就另当别论了。清者自清,浊者自浊。其实在任何体制内,个人的意志品行是不是很坚定,至关重要。
压力很大
《暸望东方周刊》:近几年山西的负面新闻很多,矿难连发、太原警察打死北京警察、黑砖窑事件,对山西的公共形象很不利,你怎么看?
张平:实际上山西煤矿在全国的事故率是很低的,山西为什么看起来事故这么多?因为山西的产煤量占全国75%,基数大,小煤窑也比其他地方多。当然,一年即使只死一个人也是不能原谅的事情。
我小时候在煤窑拉过煤,原始的小煤窑用人挖,用镢头,没有任何防护措施,一个工作面十几个人,有时二三十个,一旦冒顶,或瓦斯粉尘爆炸都捂在里面了。国营煤矿就不一样,完全是机械化的综采,工作面人很少,通风和安全设施很好,极少发生事故。
《暸望东方周刊》:现在山西省有一个提法,叫建设文化强省,如何振兴这块中华文明的文化腹地,有没有具体措施?
张平:我现在分管文化这块感到压力很大。
我认识的知名文化人士多一些,这是有利的一面。希望能取得更多的支持,更好地发展文化产业和搞好文化建设。
山西首先是一个文物大省,还是文学大省。2005年和2006年我们的文化产品在全国打得很响,《乔家大院》、《吕梁英雄传》、《立秋》,《一把酸枣》,还有《亮剑》,都是在山西拍的,打造文化强省有坚实的基础。
在省委省政府和宣传部领导的支持下,争取能做得更好一些。
《暸望东方周刊》:这次参加政协会有什么新的提案?
张平:还是文化方面的。文化事业中的一些部门不应该一股脑地推向市场,要有区别。特别是一些文化机构,作协、文联、包括文化宣传部门,这些服务机构本身并不创造经济效益,生活工作条件如果很差,时间长了就会形成一种心理暗示,会觉得低人一等。包括一些作家艺术家,应该有更好的创作环境和条件,如果长期这样下去,他们又怎么能写出昂扬、振奋、鼓舞人心的作品?
还有一些老的作家艺术家,过去他们在报酬最少的时候做过重大贡献,满足了当时老百姓的文化需求,现在他们老了,应该最大限度地善待他们,至少在生活上让他们无后顾之忧。
当然现在也出台了一些保护机制,比如一旦发现了有影响有前途的年轻作家,就聘任为合同制作家签约制作家,但钱很少,有的一年只有一万元钱,这远远不够。
尽量为老百姓多干一些事
《暸望东方周刊》:我采访了一些你周围的人,发现你人缘特别好,大家都在说你好话。
张平:可能跟身世和自己的经历有关系,因为我从最底层走出来的,小时候受过很多磨难,一看到那些受苦的、有困难的人,就想帮助他们解决一些问题,想让他们生活得好一点。特别是后来成了一个作家,当了作协主席,又成了民盟的主委、政协委员,别人认为我有能力去解决一些事情。所以一般力所能及的事情,我都会去帮一把。
《暸望东方周刊》:我还去了你农村的老家采访,见到了你的母亲和姐姐,房子有点简陋。
张平:那房子还是刚装修了的,以前还要差,去年才装了。我母亲开始不同意,她说,干嘛呀,我年龄这么大了。我的亲戚朋友现在都还在农村,母亲,姐姐、姐夫都在那里。
我的妹妹得了癌症,姐姐也得了癌症。妹妹那时候家里没钱,她想得了癌症肯定要死,还要花这么多钱,当时她儿子在上大学,想不通,就自尽了。这个事情给我非常大的刺激,成为我心中永远无法解脱的痛。其实从我写的作品也能看出来,我对农民有很深的感情。我跟他们原本是一样的,只不过因为写作我得到了一些稿费,生活得比他们好。
我跟我儿子说,城市里的民工那里,你要去看一看,走一走。他去了几次,说,工棚里太脏了,臭得要命。我说你爸爸小时候也是那样,你们住在有空调的房子里面还觉得热,他们几十个人挤在一个帐篷里面,就那么满头大汗睡觉,他们也一样是人啊。当然,我也不是以那种标准要求所有的人,不论任何人,都应该有悲悯之心。
人这一辈子能为社会做的事情很少,时间很短,要做一个好干部还是坏干部,要做一个有作为的干部还是无作为的干部,关键在个人,要看你自己。
《暸望东方周刊》:《法撼汾西》中的刘郁瑞和《国家干部》中的夏中民是你理想中的干部形象吗?你会朝那个方向努力吗?
张平:作家写人物更多地掺入了理想的成分,刻画文学人物为了读者的需要是要有个性的,跟现实有很大差别。有读者和网友也问,你是不是就要当这样的干部?不可能,因为你就是你,永远也不可能成为别人。人和人是不一样的,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方式和策略不可能一样,这跟个人的素质、情感、性格有关,即使想学也学不来。
《暸望东方周刊》:你对自己的领导能力有信心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