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零北京大学 论中国的有翼神兽(上)作者:李零(北京大学)

这里我们希望指出的是,尽管古书记载比较模糊,学者理解颇多分歧,但有两点可以肯定。第一,“桃拔”是与天禄、辟邪相同,或至少是有关(即天禄、辟邪的统称,或无角的天禄、辟邪);第二,天禄、辟邪,见于出土发现,一律都是以成对的带翼狮或狮子的形象而出现,而与出土麒麟的形象有别。

如果我们以“桃拔”指麒麟或其他动物,则与出土形象不合;如果我们以它们指狮子,又嫌语义重复。因此,上面的后一种读法也值得考虑。这里有两种可能: 第一种可能,“桃拔狮子”是指具有某种神力的狮子或以狮子为化身的某种神物。

也就是说,“桃拔狮子”或“狮子桃拔”都是狮子的神秘说法。孟康说“符拔”似鹿,一角者或称“天鹿”,与麒麟相似,则此物可能是依托“麒麟”的形象来理解。

它是以比较熟悉的东西来解释不太熟悉的东西(就像古人以肿背马解释骆驼,以短毛虎解释狮子,都是属于语言学家称为“catachresis”的现象)。如果这种理解是正确的话,那么它就可以解释朱希祖提出的问题,即古人为什么会用“麒麟”代指神道石刻的天禄、辟邪。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桃拔狮子”或“狮子桃拔”也就是一种麒麟式的狮子或狮子式的麒麟。 第二种可能,“桃拔狮子”是说“桃拔”出产的“狮子”。

也就是说,“桃拔”只是表示狮子的产地(但如果是这样,那么“狮子扶拔”就肯定是倒误)。比如说,我们可以考虑的是,它是不是与《汉书·西域传》所说出产狮子的乌弋山离国或邻近国家属于同一地区。

据《汉书·西域传》,乌弋山离是汉通西域,在丝路南道的终点首先碰到的大国。《后汉书·西域传》说,东汉时乌弋山离改名叫“排特”。其领土,东面是罽宾(在今克什米尔地区),北面是扑挑(即巴克特利亚〈Bactria〉,在今兴都库什山和阿姆河上游之间),西通犁靬(埃及的亚历山大城)和条支(在今叙利亚),范围在今阿富汗境内。

乌弋山离(古书多简称“乌弋”),古音与亚历山大(Alexandria)接近。其首都(《汉书·西域传》脱去其名)当是今阿富汗境内以亚历山大为名的很多城市中的一个。

当然,这两种考虑都仅仅是猜测。我们的用意只是在于说明,大家对文献的解释必须符合出土实物的形象。 (三)天禄、辟邪。什么是“天禄”?什么是“辟邪”?学者争论很大。

但无论怎么看,有两点不能怀疑:(1)它们是从西域传入,是外来之物(从汉代文献看);(2)它们应与“狮子”有关(从出土实物看)。从上述理解出发,我们的看法是,“桃拔狮子”乃“天禄”、“辟邪”的外来名称,“天禄”、“辟邪”乃“桃拔狮子”的中国名称,两者是一回事。

“桃拔狮子”易名“天禄”、“辟邪”,其实是一种“中国化”的改造:一是形象的改造,二是词汇的改造。下面不妨做一点解释。

第一,上面我们已经说过,这类神物的引入是参照“麒麟”的概念,它被说成成对的神物,这是模仿麒麟。“麟”而分称“麒”、“麟”,据说是以有角无角而定:麒无角而麟一角。同样,“天禄”、“辟邪”也是按这样的方法来划分。

它们的形象,验之出土发现,情况比较复杂:有时是单出,有时是双见;有时带角,有时不带角;有时一角,有时两角,最初并无严格区分。我们怀疑,“桃拔狮子”的一分为二和以“天禄”、“辟邪”成对出现,这很可能是后起的说法。

孟康说“一角者或为天禄,两角者或为辟邪”,李贤说“扶拔,似麟无角”,都可说明这并不是截然的划分。截然划分只是在成对出现类似麒麟的情况下。如果单出,大家就很难叫,根本无法按一角两角而定,更何况它们还往往无角。

学者把单出者叫“辟邪”(比如上节提到的很多“辟邪”),其实只是一种习惯,真实根据并没有,我们把它称为“天禄”也无妨(比如下面考证的“天禄蝦蟆”就是两角)。 第二,“天禄”、“辟邪”是中国词汇。

它们是中国人为了表示祥瑞的套话。“天禄”,见《孟子·万章下》,本来是指上天所赐的福禄,但因为“麒麟”也叫“天鹿”,正好谐音“天禄”,所以也指类似麒麟的神兽,其实是一种吉语。

同样,“辟邪”见《急就篇》卷三,是与“除群凶”连言,本来是祛除邪魅的意思,古人认为狮虎凶猛,可除凶祟(详第五节),所以用这种神兽来看守阙门和神道。在四川出土的汉代画像石上,我们曾见过一对老虎,作用类似天禄、辟邪(虎在当地很流行,上已提到),一件标“辟卯(邪)”(“卯”是笔误),一件标“除凶”(图四四) ,同样的词,既可用于成对的狮子,也可用于成对的老虎,可见是类似的吉语,使用并不严格。

与文献比较,我们认为,上述考古发现主要都是属于这一类。

但种类却不限于此,除兽首类,还有鸟首类,兽首类中也有不同类别。特别是它们的年代,其中有不少是属于西汉以前,当时的狮子是叫狻猊。所以我们还不能以“桃拔狮子”或“天禄”、“辟邪”来为所有发现命名,东汉以前,还是称为“有翼神兽”或“翼兽”。

汉代以瑞兽名殿,有天禄阁和麒麟殿,据说乃萧何所建(见《三辅黄图·未央宫》引《汉宫殿疏》),其中或即陈有这类神物的铜像或石像,可惜它们都已湮没无闻。

(四)天禄蝦蟆。也是与天禄、辟邪有关的一种神物。关于这种神物,文献记载是: (1)《后汉书·灵帝纪》:“中平三年(公元186年)二月,复修玉堂殿,铸铜人四,及天禄蝦蟆。

”注:“天禄,兽也。时使掖庭令毕岚铸铜人,列于仓龙玄武阙外,锺悬于玉堂及云臺殿前,天禄蝦蟆吐水于平门外,事具《宦者传》。” (2)《后汉书·张让传》:“明年,遂使鉤盾令宋典缮修南宫玉堂,又使掖庭令毕岚铸铜人四,列于仓龙、玄武阙。

又铸四钟,皆受二千斛,县于玉堂及云臺殿前。又铸天禄蝦蟆,吐水于平门外桥东,转水入宫。又作翻车渴乌,施于桥西,用灑南北郊路,以省百姓灑道之费。……” 这两条文献是讲同一事情。

其所谓“铜人”、“钟”、“天禄蝦蟆”、“翻车渴乌”都是殿宇陈设的豪华物品。类似之物也见于两汉魏晋南北朝的很多记载。如所谓“铜人”,实即翁仲,史凡六见,都是取自匈奴或仿自匈奴的殿宇装饰;“钟”往往就是以铜人承簴。

“天禄”、“辟邪”、“麒麟”、“飞廉”之属也是这类东西。它们多是富有异国情调的作品。文中的“天禄蝦蟆”,过去一般都是分读。如果照此读法,则文中吐水者就不是同一物品,而是两种形象不同的东西。

我们以为还是以连读为好。因为从考古发现看,上文所述两汉时期的翼兽,它们中的一种往往作青蛙匍匐状,或为镇物,或为砚盒,或为器座,我们怀疑就是“天禄蝦蟆”。如上节提到的汉彭城王刘恭墓所出就非常像是“蝦蟆”。

(五)飞廉。见《楚辞·离骚》、《淮南子·俶真》等书,是一种能致风气的神物。《三辅黄图·观》说:“飞廉观在上林,武帝元封二年作。飞廉,神禽能致风气者,身似鹿,头如雀,有角而蛇尾,文如豹。武帝命以铜铸观上,因以为名。

”值得注意的是,古书说秦人的祖先有一位是叫“飞廉”,大约在商代,他曾住在今山西一带的北方,为商王养马。这似乎暗示,“飞廉”也可能是与北方民族有关的艺术主题。上文说曾侯乙墓曾出土一件“鹿角立鹤”,有学者认为就是古书中的飞廉。

情况是否如此,还要研究。 四、西亚、中亚和欧亚草原的有翼神兽 上文是讲中国的有翼神兽,这里要谈的是它是否与外来影响有关。这个问题牵涉广泛,要靠比较才能解决,但笔者所见不广,缺乏深入研究,这里只能讲点粗糙的想法,抛砖引玉,请大家来讨论。

首先,我们都知道,有翼神兽在欧亚各地的艺术中有许多种类, 其中与上述问题关系最大,恐怕要算格里芬(griffin)。这种艺术主题起源很早,几乎和地中海地区的司芬克斯一样古老。

早在公元前三千纪,它就已经出现于两河流域,并向世界各地广泛传播。这类主题在北非、南欧、南亚、西亚、中亚和欧亚草原都有发现(前三个地区的格里芬,见图四五;后三个地区的格里芬,见图四六至五三),是古代世界最有国际性的艺术主题。

但它们有很多变种,在早期宗教和神话中的含义并不是很清楚,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区有不同表现,彼此的文化关系非常复杂。 研究格里芬的传播,有三点值得注意:第一,它是以西亚为中心向四面传播:地中海和近东是南系,中亚和欧亚草原是北系,印度是介于两者之间,前者有狮无虎,后者有虎无狮,印度则两者都有,它们代表了动物生态分布的两个区域;第二,西亚艺术向北和向东传播,它的进入黑海北岸、进入南西伯利亚和阿尔泰地区是以中亚为枢纽,进入新疆、蒙古草原和中国腹地也是以中亚为枢纽;第三,中国对格里芬的接受可能有不同渠道,既可能从新疆方向接受中亚和西亚的影响(大致沿所谓“丝路”的走向),也可能从内蒙和东北接受来自欧亚草原的影响。

我们先谈亚述、波斯和中亚地区的格里芬,即公元前9-4世纪当地流行的这类主题。它们可以分为三大类型: (一)鹰首格里芬或鸟首格里芬(eagle griffin或bird griffin,见图四七最上一排的左起第一种)。

如图所示,它是以鹰首加狮身混合而成。这是本来意义上的格里芬或狭义的格里芬(世界各地的格里芬都是以这一种为主)。

它对广义格里芬贡献最大是它的翼(后两种的翼都是借自这一种),但它的身体却是借自下一种。这种格里芬一般都无角,但阿姆河宝藏(Oxus Treasure)的一件金手镯,它上面的格里芬却有双角,而且角端有结,作圆饼状(图四八),显然是与下述第三类的混合。

(二)狮首格里芬或带翼狮(lion griffin或winged lion,见图四六:1、2和图四七每排中间的一种)。是前一种格里芬的变种。它与前者的区别是以狮首代替鹰首或鸟首。

此类最初无角,加角是波斯、中亚、南西伯利亚和阿尔泰艺术的特点,亚述艺术未见,黑海地区的艺术也少见。它们主要是仿野山羊角,即借自下一种。野山羊的角有两种,一种是尖角,一种是末端上卷。

(三)羊首格里芬或带翼羊(ibex griffin或winged ibex,见图四七中间一排的左起第一种)。其形象是以西亚和中亚地区的亚洲野山羊(Asiatic ibex, Capra sibirica)为原型而添加翅膀。

这种格里芬是偶蹄有角的格里芬:偶蹄可与狮身别,有角是自身特点。它的角,既有按真实形象作两角者,也有作两角并合或一角者,形状一般是向后弯曲,但也有作其他形状者。上面两种格里芬本以无角为常,但与此种混合,也有加角的形象。

此外,我们应该注意的是,亚述、波斯系统和中亚系统的格里芬是以青铜装饰、石刻雕像、瓷砖壁画、金银首饰和滚筒印为主,在复杂的表现场面里,它们往往会与其他带翼神物(如司芬克斯、拉马苏,以及鸟人、羽人)一起出现(如图四七)。

上述格里芬,因为往往是施于金石雕刻,所以对鹰首和鹰翼,狮首和狮身,羊首和羊角,特别是它们的肌肉,刻画很细致,有强烈的写实感。特别是它们还有三个装饰特点:(1)双翼多上举,略呈S形,翼尖朝前(头的方向);(2)兽足(鹰首格里芬和狮首格里芬的足)或作鸟爪,特别是后足,更往往是如此;(3)其臀部或有形状作“(”或“·”的装饰(所谓“apple and pear”或“bow and dot”),翼下的腹部有时还伸出一块条形标记。

这三个特点,也见于欧亚草原的出土物。 下面,我们再简单说说欧亚草原的格里芬。 通常所说的欧亚草原,是指(1)黑海北岸高加索以北的南俄草原(所谓“塞种”和“斯基泰艺术”,主要就是指这一地区的居民和他们的艺术);(2)南西伯利亚和阿尔泰地区;(3)我国的新疆和蒙古草原。

在这一范围内的古代部族十分复杂,既有希腊人叫Scythian或波斯人叫Saka的部族(即中国史籍所说的“塞种”),也有中国文献称为“月氏”、“匈奴”和“鲜卑”、“东胡”的部族。

这些地区不但流行格里芬,而且有趣的是,照希腊古典时代的传说,在Scythian人的东面(似指阿尔泰地区)住着Arimaspi人,他们杀死了“看守黄金的格里芬”,而夺走了黄金(阿尔泰山正是欧亚草原最著名的黄金产地,其名称本身就是“金山”的意思)。

从考古材料看,公元前7-4世纪,南俄草原、南西伯利亚和阿尔泰地区曾流行所谓斯基泰艺术,即一种与波斯系统的艺术、中亚系统的艺术,以及希腊殖民地系统的艺术都有关系,也反过来影响它们的艺术。

其出土物多为小件饰品,装饰于马具、毡毯、金银带扣和牌饰,以及用来文身。

这种艺术是以丰富的动物纹饰和表现其搏斗场面为特点。在这些场面中,充当杀手的是鹰、虎、狼、熊,皆属食肉动物;而被杀者则是驼、马、羊、鹿,皆属食草动物。它们虽兼有上述三种格里芬,但以角色互换的规律看,鹰首格里芬是代替鹰,狮首格里芬是代替虎(以及豹、熊和狼)。

它们的鹰、虎写实性较强,但鹰首格里芬和带翼狮则完全是想象,即使在当地的艺术中也是一种“异国情调”。 在这类艺术中,与我们的讨论有关,主要有下面几种主题: (一)神鹰(mythological eagle,图四九)。

特点是大耳,短额,钩喙,头戴肉冠,颈项和胸脯饰垂鳞纹。 (二)格里芬。又可分为: 1、鹰首格里芬(图五○)。

它的特点是,其鹰首往往都是采用上述“神鹰”的形式,并且有S形的双翼,翼尖朝前(朝向头部)。这种翼形和中亚及波斯的格里芬是一样的,但值得注意的是,它还带有希腊艺术的特点。如它们的鹰首往往都是背上有鬣(mane),早期作锯齿状,晚期作鱼鳍状,这种特点就是受公元五世纪希腊艺术的影响(亚述和希腊有这种特点,波斯没有)。

2、狮首格里芬或带翼狮(图五一)。它和波斯和中亚的带翼狮在总体特点上是一样的,但也有一些不同,一是因为所用材料不同(如刻画于木材、皮革或毡毯),有些只是表现其轮廓,缺乏立体感和细部描写,写实性不如前者;二是有“虎化”的趋势,很多“带翼狮”被改造,去其雄狮之鬣,如同母狮,或者干脆和老虎一样,学者常以表示猫科动物的feline一词称之,并把此类和下一类混称为feline griffin;三是多半有角(或一角,或两角),角端有结,或作圆纽状,或作圆饼状,同于中国文献描写麒麟所说的“角端有肉”。

前者是从上面提到的卷角发展而来,后者则与上述阿姆河宝藏金手镯上格里芬的角是一样的。 3、带翼虎(winged tiger,图五二)。是带翼狮的一种变形。欧亚草原是老虎活动的舞台,虎在当地艺术中占有中心地位,往往是搏斗场面的“第一杀手”。

它与前者有相似角色,往往互相代替,但带翼虎的特点是有条形虎纹,并且没角。这是我们可以把它们勉强分开的标志。 4、鹰首鹿(winged stag,图五三)。

鹿嘴作钩喙,如同鹰首格里芬,但蹄是偶蹄。这是格里芬的又一变种。鹿在草原艺术中也是流行主题。特别是有些鹿(stag, Cervus yarkandensis),它们的角很大,分叉也很多,常常被夸张表现。

它和西亚艺术流行的带翼羊(winged ibex)大体对应,但不同点是变羊为鹿,与鹰首格里芬混合,而且无翼。 最后,我们还应提到的是,公元前4-2世纪,与斯基泰艺术有关,在我国的新疆、宁夏和甘肃地区,蒙古草原和与蒙古草原邻近的我国东北地区,黄河流域的陕西、山西和河北的北部,很多北方民族的出土物,其中也有类似的艺术表现,可作研究上述主题如何传入中国的背景参考。

如: (一)新疆地区。 1、新疆新源县出土的翼兽铜圈(图五四)。

是以一对带翼狮为装饰,年代相当中原地区的战国时期。此器是西亚作风的器物。 2、新疆吐鲁番交河故城沟北1号台地1号墓出土的“鹰嘴怪兽搏虎金牌饰”(图五五:1)。墓地是车师墓地,年代相当中原地区的西汉早期。

此器是表现“神鹰”(即上所说斯基泰式的“神鹰”)与老虎搏斗的场面。这类主题在草原地区极为常见,如俄国爱尔米塔什美术馆的彼得大帝藏品中有一件金带扣,上面有完全相似的场面(图五五:3)。

(二)匈奴系统。 1、内蒙古准格尔旗西沟畔匈奴墓出土的“怪兽纹”金饰片。其所谓“怪兽”分两类,一类是钩喙大角鹿(图五六:1),一类是草原艺术流行的狼(图五七:1、2)。前者是以神鹰式的头部和鹿的身体混合而成,头上的角纠结缭绕,有如树冠(注意:其中作卧姿者,背上还有一神鹰式小头)。

对比斯基泰艺术中的同类作品:如伊赛克(Issyk)王墓出土金带扣上的钩喙大角鹿(图五六:3),我们不难看出,此类应属斯基泰艺术流行的鹰首鹿式的格里芬。

后者则见于狼、虎搏斗的场面(注意:其中第一件有鹰首鹿见于画面上方)。俄国爱尔米塔什美术馆的彼得大帝藏品中有一件金带扣,上面也有同样的主题(图五七:3)。

这些饰片的年代可能相当中原地区的战国晚期。 2、陕西神木县纳林高兔匈奴墓出土的“鹿形怪兽”(图五六:2)。与西沟畔所出的钩喙大角鹿相似,也是属于鹰首鹿式的格里芬。其鹿角和尾部都是由神鹰式的鸟首而变形。

其年代可能相当中原地区的战国晚期。 3、内蒙古赤峰市翁牛特旗牧民捐献的“虎鹰夺羊”铜牌饰(图五五:2)。它与交河故城出土的金牌饰为同类主题。其所谓“鹰”者也是上面所说的“神鹰”。其年代可能相当中原地区的两汉时期。

(三)鲜卑系统。 内蒙古扎赉诺尔和吉林榆树老河深鲜卑墓出土的飞马纹铜牌饰(图五八:1、2)。其形象是头戴尖角,背树双翼,这是鲜卑民族的典型牌饰,类似形象在中原地区还没有发现。 同上述材料比较,我们的印象是,中国的有翼神兽,其主题类型和装饰风格与西亚和欧亚草原流行的格里芬在各方面都很相似。

如:(1)他们有鹰首、狮首、虎首、羊首、鹿首等各式格里芬,我们也有类似的各类翼兽;(2)他们的鹰首格里芬或狮首格里芬,西亚早期风格,羽毛比较写实,侯马铸铜遗址陶范上的鸟首翼兽,其羽毛也是如此;(3)他们的狮首格里芬,足爪或作鸟爪,头上或有角,或无角,或一角,或两角,角端有结,我们的狮首翼兽也是如此(并且为了表示是鸟爪,我们还在腿上或掌侧加距);(4)他们的羊首格里芬或鹿首格里芬,头上有时作一角,有时作两角,我们的麒麟也是如此。

此外,除了这些细节,它们在姿态和神态上也颇多相似。比如我们不妨拿泉屋博古馆所藏的青铜卧兽和巴泽雷克(Pazyryk)出土的项圈(图五九)做一对比,就不难发现二者的相似。

这是它们相同或相似的地方。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中国的有翼神兽对外来影响并不是被动接受,而是既有吸收,也有改造,甚至还有输出(如三晋铜器向代地的输出,以及汉代牌饰和带扣在周边的流传)。

此外,在艺术手法上,它也有自身的特点。如:(1)它的翼形,往往都是翼尖朝后,而不是朝前;(2)它的狮首,往往与龙、虎和麒麟有同化的趋势。

五、有关的动物主题 (一)鹰。是草原地区流行的艺术主题。它在中国艺术和与中国邻近的地区虽时有发现,如兴隆洼陶器纹饰上的鹰首,红山玉器中的玉鹰,楚幽王墓出土的铜鹰,汉渭陵出土的玉鹰,都是非常精美的艺术品,但真正与上述“神鹰”类似的形象还比较少见, 除泉屋博古馆所藏可能是这类主题,其他发现主要是鹰首翼兽或鸟首翼兽。

如上述“异兽形提梁盉”和三晋铜器纹饰即属这一类。它们在战国时期曾一度流行,但战国以后逐渐衰微。

(二)狮。狮子本来是西亚地区的重要动物,因此在它们的艺术中占有重要地位,但草原地区没有狮子,中国也没有狮子,它们的进入,从一开始就带有神秘色彩和异国情调。狮子在中国艺术上的表现似乎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1、战国时期的狮子。

当时,中国人对狮子有两种叫法,一种是“狻猊”,见《穆天子传》卷一和《尔雅·释兽》;一种是“※※”,则是从新出楚简获得的知识。前者可能是西域方言的一种叫法, 后者则与希腊、罗马对狮子的叫法有关。

从材料对比,我们得到的印象是:(1)“狻猊”或“※※”就是汉代的狮子;(2)古人把狻猊的发现归之穆天子西游,这在汉通西域以前是重要记录(其所游所历不必实有其事,但所记所述必资辗转传说);(3)当时人对狮子的理解是借助老虎,他们把狮子说成是短毛虎(见《尔雅·释兽》),认为它比老虎还厉害,不但可以吃老虎,而且还以“狻猊食虎”为祥瑞。

狮子在艺术上的表现是狮首翼兽,写实的狮子还未发现。

这样的狮子都是“神化”的狮子或“虎化”的狮子。 2、汉代和魏晋南北朝的狮子。 狮子的传入和被称为“狮子”是在汉代。它的传入地点很明确,全部都是在西亚或邻近的中亚地区。当时的狮子也是被视为神秘的瑞兽,而不是一般的动物。

它的传入,最初是依托麒麟,取其有翼和有角,当作狮首格里芬的化身。两汉的狮子仍然是以神化的狮子即天禄、辟邪为主。东汉以来有写实性的狮子,但数量有限,而且无论天禄、辟邪,还是写实性的狮子,其形象都被“虎化”。

3、隋唐以来的狮子。 趋势是上述两种狮子分化:天禄、辟邪式的狮子,其形象被固定,逐渐排除于狮子之外,不再作为狮子;而写实性的狮子则因佛教艺术的影响而获得普及,成为新的造型。

这类狮子的特点是:(1)受印度和吐蕃影响,往往作卷发;(2)形象较为可爱,有“狗化”的趋势。后世所见狮子,无论是看门的狮子(从汉代守阙的狮子发展而来),还是由狮子舞表现的狮子,基本都是采用这类形象,由此才确立所谓“中国式的狮子”。

(三)虎。上面说过,狮子是从西亚地区引入的艺术主题,但引入后被“虎化”。“狮子”被“虎化”,原因很简单,这是因为狮子本来是西亚、北非的动物,欧亚草原和中国没有狮子,只有老虎。

老虎在欧亚草原和中国都有广泛分布,在艺术上是流行主题。草原地区有翼虎,中国也有翼虎。它们对狮子艺术形象的改变无疑有重大影响,但写实的翼虎无论在草原艺术还是中国艺术中都不是主流。

(四)鹿。也是草原地区的流行主题。它是麒麟、飞廉类的有翼神兽所依托,在中国艺术中也有一定重要性。但中国的鹿多半是小型的鹿,麒麟所依托,主要是梅花鹿(Cervus nippon)一类小型鹿,而不是草原地区流行的大角鹿(stag),鹰首鹿式的格里芬在中原地区的艺术品中还从未发现。

(五)羊。我们在上面说过,中国的麒麟有两种,一种是鹿首式,一种是羊首式。后者是以野山羊为原型。这两种风格,前者与草原艺术接近,后者与西亚艺术接近。

但应当补充的是,中国艺术中的鹿不是草原流行的大角鹿,而是本地常见的鹿,真正有外来风格的反而是羊。 (六)龙。本来是中国艺术的典型主题,但汉代以来,却与狮首翼兽相互影响,同时改变着它们各自的形象:一方面是天禄、辟邪的“龙化”,一方面是“龙”的添加羽翼。

这种相互影响的结果是,在东汉魏晋时期的艺术表现中,我们很容易把两者看混。如果要仔细分辨,往往要看它们的整体组合。比如在“四灵纹”和“五灵纹”中,我们就比较容易认出,但单独出现,就有点困难。

此外,应当指出的是,狼、熊在草原地区的艺术中虽很重要,但它们脱离西亚艺术的主流比较远,对草原地区的有翼神兽没有太大影响,中国的情况也一样。

六、结论 综上所述,我们对“中国的有翼神兽”有下述印象: (一)中国的有翼神兽,无论就文献记载看(如《汉书·西域传》的记载),还是从文物形象看(如依托狮子的形象),都与西亚、中亚和欧亚草原的艺术有不解之缘。

它在中国艺术中的出现似可上溯到春秋中期或至少是晚期,是从那时突然出现,逐渐发展为中国艺术的重要主题。其流行时期主要是从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6世纪这一段。春秋中期到战国时期(公元前6-3世纪),即与格里芬在波斯、中亚和欧亚草原的流行期大致同步而略晚,中国也有很多类似发现,他们是以铜器和铜器纹饰为主,即主要是小件青铜器或青铜器的装饰物。

主题,最初是以典型的格里芬即鹰首类最突出(战国以后逐渐衰亡),但带翼鹿、带翼狮和带翼虎也已出现,主要类型都已齐全。

它们的风格与西亚等地流行的格里芬在主体特征上是一致的,比后来更有外来特点。秦代和西汉前期(公元前221-前87年),这类主题曾被用于某些宫观的装饰手段(注意:不仅在古代,而且在今天,外来艺术常常都是身份高贵的象征),以及某些小型器物,在形式特点上已经具备后来的许多要素。

西汉晚期到东汉(公元前86年-公元220年),随着汉平匈奴和开通西域,这类主题十分活跃,它们被广泛用于各种材质,除铜器、陶器和石器,还包括贵重材料(金银和玉器),既用于精巧的装饰品(器座、砚盒和镇),也用于大型雕刻(神道石刻和画像石)。

这一时期,鹰首类只是偶尔还见于画像石,已不再流行;鹿首类形成固定风格的麒麟;狮首类形成固定风格的天禄、辟邪。

后者自东汉以来地位十分突出,不仅流行程度高,还被用于陵寝装饰,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纪念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中国的有翼神兽,出土地点很多,但时代较早似乎是集中于黄河流域,即与西域相通也与草原相邻的今甘、陕、晋、冀四省,特别是它们的北部,三晋地区的铜器是其代表。

它的产品不仅与周、郑等地的铜器型式有关,也与陕北、晋北、冀北和内蒙草原的南部,以及白狄中山国的铜器型式有关,既受草原地区影响,又向草原地区输出,是文化融合的典型。

当时的有翼神兽主要是三晋系统的有翼神兽,楚、曾和中山的有翼神兽或即从其派生(春秋时代的晋楚交争可能是有翼神兽南传的背景)。

此外,中国的有翼神兽不仅在北方流行,在长江流域和长江以南也有不少发现,东可及于江苏、浙江,南可及于两广、云南,西可至于四川。它们当中,有些年代还很早,可以早到战国早期,说明古代的传播与交流远比想象要发达。

其传播路线,除与古代丝路有关的东西通道值得重视,还有很多南北通道也值得考虑。如:(1)从内蒙东部、辽宁西部到河北北部,经山东,进入江、浙的路线;(2)从内蒙草原中部,经山西到河南,走洛阳、南阳、淅川、襄樊到江汉平原的路线;(3)从内蒙草原中西部,经宁夏、甘肃和陕西,入四川、云南的路线。

汉代文化,是南北文化、中西文化大交流的结果。秦汉以来,有翼神兽逐渐成为普遍的主题。

(三)中国的有翼神兽是受外来影响,但它们与中国的艺术主题长期共存,又受后者影响,二者是互动关系。中国古代艺术,自商周以降,是以龙、凤为主。战国以来,并形成由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构成的“四灵”,后来麒麟加入其中,也叫“五灵”,但天禄、辟邪不在其中。

天禄、辟邪在中国艺术中的地位很微妙,它不仅是以外来的狮子作为依托,从一开始就与外来艺术有不解之缘,而且还经常与其他表现异国情调的动物一起构成中国古代的“纪念艺术”。

中国古代的“纪念艺术”是以秦汉特别是汉代最辉煌(以疆域广大的统一帝国为背景),其典型表现有三,一是汉代的宫观,二是汉代的祠畤,三是汉代的陵墓。这些建筑往往都有大型的铜器和石刻作装饰。

它们包括:翁仲、麒麟、天禄、辟邪,以及各种表示域外珍奇和大漠风情的动物(大象、鸵鸟、骆驼,等等)。天禄、辟邪主要就是属于这类主题。它对中国艺术的影响,不仅是各种动物的“翼化”,而且对本土艺术中的龙和外来艺术中的狮子也有很大影响,使它们彼此的形象都得到很大改观。

但最终,它并没有取代龙的地位,而是以一种虽经改造而仍留神秘的色彩,长期地保留在我们的艺术之中。 2000年4月4日-5月18日写于奥斯陆挪威 科学院,6月6日-7月16日改定于北京。

后记:本文写作过程中,曾得到挪威奥斯陆大学何莫邪(Christoph Harbsmeier)教授和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罗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教授的指点与帮助,并参考过Michelle Chiu Wang女士的新作(见上注100引,内容是讨论格里芬从西亚向欧亚草原和中国传播的途径与方式)。

此外,日本泉屋博古馆、美国芝加哥艺术研究所博物馆、奈尔逊—阿特金斯美术馆、华盛顿弗利尔—赛克勒美术馆和洛杉矶艺术博物馆也为本文提供了珍贵图片,均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