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江民史宏 王江民:走进历史的IT英雄

2010年的清明节,对中关村的意义与往年不同。在清明前一天,4月4日的9点20分,王江民因心脏病突发在京逝世。

中关村失去了一位标志性人物,一位知识英雄。

非一般的人生

王江民的成长和奋斗可谓传奇,他跨越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两个时代,在这两个时代中,他证明了一个底层的百姓子弟,身上也蕴含着令人难以置信的力量和近乎无限的可能。

童年时的王江民,由于腿部残疾不能下楼,他只能一个人孤独地从窗户里呆呆地看着楼下的孩子玩耍,久而久之性格就变得较为内向。上学后,他经常被别的孩子欺负和嘲笑,这让他有些自卑,言语不多。但据他童年时的好友黄先生说,“他内心极其要强,喜欢钻研,上小学时,就比较喜欢自学无线电,搞半导体收音机。从矿石收音机到晶体管收音机,再到电唱机留声机,江民全都钻研透彻并亲自动手成功制造出来过,当时就让身边的人刮目相看。”

1971年初中毕业后,20岁的王江民进工厂当了普通的技术员,后来被调到了国有企业烟台轴承仪器厂,从事光机电设计和工控软件设计。

记者采访了王江民曾经所在厂的老厂长、现在的烟台轴承仪器有限公司董事长赵述清,他沉痛表达了对王江民离世的悲恸之情。1994年,赵述清来到当时的烟台轴承仪器厂。当时的王江民已经在电脑软件领域有所耕耘,在厂里也是技术能手,却没有评上高级工程师。

可能因为他不是正规的大学生,也可能因为他在业余时间搞“副业”——王江民在私下里做一点软件生意(赵的印象里那时候他的杀毒软件版本是“国际巡警”KV100),每个软件卖100多块钱。

赵述清找他谈话,问他是否可以把这个“副业”放到厂子里做?王江民说这个产品在厂子里不一定能做好,另外,在烟台这个地方做软件生意,也不见得适合,得出去发展。此时,王江民倒没说想独立创业——他那时还可以用技术授权的办法把技术卖给中关村的代理商。

王江民的另外一番话赢得了赵述清的理解和信任:“我毕竟是个残疾人,雅伟(第一个妻子)身体也不是很好。现在挣点钱,还可以预备给妻儿防老。”——这表现了一个男人的责任心。赵述清没有为难王江民,并且协助他办理了高级工程师职称。

在赵述清眼里,王江民是一个异常勤奋的人:“他基本上不分时间、地点都在学习,哪怕中午在食堂吃饭,你都能看到他一边啃着馒头,一边翻着书。”

那时的王江民还有一个特点是比较敏感——可能是小时候因为腿疾被侮辱、被伤害的经历导致的。别人一句不经意的闲话,在他那里可能会引起一顿脾气,与其说他是在和外界做斗争,不如说是在和自己战斗。

他是一个意志坚强的人。厂里有员工一起去北岛钓鱼,骑自行车去,他的腿不大方便,但别人骑多远,他也骑多远,从来不甘人后。那时,他还和同事们一起游泳、打猎,很多时候,他是为了磨练意志,锻炼身体。

一项项技术发明,一个个荣誉称号,都可以是看作这场战斗的战利品。也许,对他来说这些东西并不见得有多重要,重要的是他告诉了自己,自己能行。

王江民也不是刚愎自用、不近人情的人。厂子新分来了五个大学生,王江民和他们相处得不错。他遇到一些技术上的问题,会向这些大学生们请教。有一次和他们一起爬山,大家回到山脚下的时候气喘吁吁,王江民就买冰棍请他们吃。王江民作为一个资深工程师,此刻正把自己当成一个学生。对于技术上的事,他总是不耻下问。

靠着自己的刻苦钻研,王江民搞出了包括国家级科研成果在内的20多项创造发明。他38岁才开始接触计算机,几年之内就成为著名的软件设计者。他闯荡中关村办公司的时候已经45岁,却获得空前成功,成为一代“杀毒鼻祖”。

王江民最风光的年代可以说自1996年始,那时,他带着KV6来到中关村,在一周之后,就赚了150万。至1997年,KV系列杀毒软件已占据了中国80%的市场,而整个杀毒软件市场占据了整个通用软件市场的半数以上。一夜之间,王江民成为中关村最受人景仰的软件英雄。这位中国最具有传奇色彩的第一代程序员也成了中关村的亿万富翁,跻身“中国IT富豪榜50强”。

市场的开创者

用互联网资深人士、《沸腾十五年——中国互联网1995-2009》作者林军的说法,王江民是中国民间杀毒的第一人。但他的意义远远不止于此,他以民营经济的身份,启动了一个给创业者带来希望的通用软件市场,他抓住了用户市场的兴起和行业管制转变的历史潮流,带动了一批人投身其中,追求知识、创造财富。甚至,他推进了中国软件市场行业规则的建立,推进了中国IT市场渠道的建立。

王江民来到中关村那年,中国的计算机市场也正处于转折点上。杨元庆推出廉价“奔腾系列”电脑,取得极大成功。个人电脑的迅速普及,让防毒、杀毒软件的市场需求也相应扩大。在这之前,杀毒软件市场一直受到国家公安部的严格控制,从产品研发到市场销售,都必须经过公安部的严格检测和审批。而此时,某些管制似乎有些松动,王江民和他的助手们非常及时地抓住了时代转换的契机。

王江民像无数个“下海”经商的技术人员一样,交过“学费”。他曾经以独家许可的方式把软件包给某个经销商卖,但被他许可的这家软件经销商并没有兑现合约。虽然KV系列杀毒软件卖得很好,但是王江民却没有拿到应得的转让费。这让他十分气愤:“他挣了那么多的钱。这点小钱他都不给开发人员。”

林军介绍,王江民很快就调整了策略,选择更为可靠的代理商,并稳定自己的伙伴们。对于代理商,王江民体现了一个好的生意人应有的精明和通达,他相信“有钱大家一起赚”,制定了一个很好的价格策略。他很清楚中关村喜欢“拼货”(多家经销商联手加大进货数额,求一个好的批发价格),所以把大批量购买的批发价定得很诱人。这样几个“拼货”的单子下来,定货金额一下子就能上百万。

早期代理KV系列软件的经销商很多都赚了钱,有个代理商回忆道:“那时谁不卖KV谁就是傻瓜。KV当时定价260元,最低230元,店面利润可达20%至60%,回报率非常高,经常出现排长队购买现象。”据说,中关村生产商和经销商“倒三七”、“倒四六”等分成“规矩”也是从那时开始建立的。如果说中国软件渠道代理商是随着KV系列产品的演进一起成长起来的,也不是没有根据。

更重要的是情怀

在中关村,王江民还以乐于助人出名。联众创始人之一鲍岳桥回忆,创业初期他们手里实在没钱,就去找王江民吃饭聊天,但几个人都开不了口。王江民看出了他们的难处,主动说很支持他们创业,并相信他们能成功,当时就答应借给他们50万元。

“如果你们失败了,这个钱我也不要了。”到1999年春节,他们实在弹尽粮绝了,想来想去,还是找王老师借了20万,四个人(当时还请了个程序员)每人分了5万。1999年春节过后,联众以1000万的价格卖给了中公网。鲍岳桥们算是没有辜负王老师的信任和厚爱。

另外一件事和金山相关。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金山遭遇盘古之败,整个北京金山处于相当困顿的局面中,求伯君和雷军产生了分家的念头,王江民知道后,就找两人吃饭,说:“你们俩不能分,离开了谁,金山都不可能成功。”结果他们就坚持了下去。十余年后,金山成功在香港上市。

王江民生前还曾多次对烟台的共青团市委、机械系统团委、残联等机构进行捐助或表达感谢。王江民的第一次婚姻发生在计划经济年代。由于其妻子来自山东另外一个小城市,调动起来非常麻烦。当时的烟台团市委帮他办理了繁琐的手续,使其妻顺利到烟台落户。

两个人结婚没房子,团市委又帮他解决了住房问题。这一切,都让王江民念念不忘。烟台厂里的一些朋友,很多也接受过他的馈赠。一个过去的同事到中关村出差,王江民去看他,看其住的宾馆不上档次,一下子给了100套KV,让他到黄庄口的连邦店直接换掉,那同事去换后立马傻掉,当时的KV,经销商从江民那里拿货至少80元一套,也就是说,王江民一出手就是8000元。

有关王江民的报道很多都集中在他的技术和商业成就上,但有记者这样称道王江民:“如今已不再是个诞生传奇的年代,他的品德才是真正的传奇。”诚哉斯言。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王江民的成功并不偶然。他人离开了,却在中关村和中国软件业的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他是中国民营企业的一个代表,民营软件产业的一个标志人物。他对科学技术的狂热、攻克难关时的坚韧不拔、追求财富过程中讲求的诚信原则、商业活动中的互利思想以及他的乐于助人,都值得后人追思和景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