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景岳补阵 对张景岳《新方八阵》的研究(历代医家学术)

对张景岳《新方八阵》的研究      作者:吴承艳     单位:吴承艳(南京中医药大学 南京 210029)     关键词:《新方八阵》;分类立法;用药配伍;治则特色     摘 要 对张景岳的八阵分类新法进行了研究 摘 要 对张景岳的八阵分类新法进行了研究,同时对186首新方进行了剖析,提出了张氏组方师古不泥,善于补阙创新;治疗上擅长补虚,并倡导阴阳两调,精气并补两法。

对于虚实夹杂之证,主张以扶正为要;用药与配伍上,强调用药以精一为贵,运用灵活,加减有则,并善于配合药物的升降动静等以纠正病气之偏,立法精当,配伍严谨。

作者认为,这些特色不仅反映了张氏对方剂研究的创新,更重要的是启迪人们对待前人之方,既要掌握其制方之理,又要通晓其权宜之变。

    《新方八阵》是《景岳全书》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是明代著名医家张景岳积数十年临床经验,研究方剂的代表作,成书于崇祯十三年(公元1624年)。该书首创了八阵分类法,并创立了新方186首,历代医家对其进行了不少研究,然大部分侧重于某一方、某一法的研究,而系统论述张氏研究方剂学术思想的尚不多见。

因此,本文拟从景岳新方的分类、立法、用药诸方面对其作一粗浅探讨,以冀对学习古代医家制方经验,发掘古方之精华有所补益。

    1 新方分类,执简驭繁     作为方剂分类,明代之前就有七方、十剂及十二、十四、二十四剂不同分类法。

但张景岳认为,以疾病的远、近、上、下、轻、重及其复杂性而决定的七方分类法,未免失之笼统,仅仅是简要地指出了中医一般制方的规律。以药物功用而分的“十剂”、“十二剂”、“十四剂”,又不足以完全概括临床常用方药。

“二十四剂”又未免失之过繁,正如其所说“按古方之散列于诸家者,既多且杂,或互见于各门,或彼此之重复,欲通其用,涉猎困难,欲尽收之,徒资莠乱。[1]”乃从他亲临战事,将士立营布阵,设阵而后战,每能获胜的战绩得到启发和升华,巧妙地将古代朴素的军事辩证法思想渗透于中医药学中,首创了医方中的“补、和、攻、散、寒、热、固、因”八阵分类新法。

这样的分类法,有纲有目,简明扼要,大、中、小法融会贯通,不但是方剂分类的一大改进,更可贵的是将古代的军事法引进到中医药学中,借以提高组方遣药水平,启迪人们学会灵活的用方法则,是一个大胆创新。

它不但在当时有很大影响,且在方剂发展史上也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尔后,汪昂的“二十一类”、程国彭的“八类”分类等法,均是在其基础上的发展。具体特点反映于:     1.1 以法分类,清切简当 景岳在《新方八阵.

新方八略》中明确指出了:方以立法,法以制宜,此方之不可无也。[1]强调了方与法的密切关系。在新方的编排中,时时紧扣着治法对立方的影响,使众多之方按补、和、攻、散、寒、热、固、因八大治法,有纲有目地以类相众,弥补了明代以前那种或过于繁杂,或过于简略之弊端,更好地指导临床选用。

    1.2 法中寓法,识见超卓 张氏虽将众多之方以八阵之法而列,然每一法中无不包涵有多种之法,法中寓法,足资玩味。

如补阵中不仅有补气(益气煎)、补血(左归丸)、补阳(右归丸)、阴阳并补(两仪膏)而且又含有润下(济川煎)之法,祛疟(休疟饮)等之法。因阵之方,因其为“凡病有相同者,皆可按证而用之”而设 ,故更为突出。

如含有理血、理气等法。     1.3 以法带方,匠心独运 细析景岳186方,可发现“八阵”之方,均以“八略”的论治法则而制定。

这种以法带方的形式来拟方的构思法,实是历代医家少于问津的。如在和略中,张氏曰:“和方之制,和其不和者。”具体之法,又应根据兼虚、兼滞等不同,兼用补、行、温、凉等法。并还认为,用和剂之时尤当知宜知忌,才不致顾此失彼,反失其和。

如“阴虚于下忌利尿,阴虚于上忌辛燥,阳虚于上忌消耗……。”总之要求平调元气不失中和为贵。根据上述原则制定了和阵方20首,如金水六君煎、二阵汤等新方至今仍为临床所常用。

    2 师古不泥,补阙创新     纵观《景岳全书》六十四卷,首《传忠录》,次《脉神章》,依次为《伤寒论》……《外科方》。

全书内外妇儿、理法方药,靡不网罗贯串。书中论病,先列“经义”,次“述古”,再:“辨古”,更“论治”,整部著作无论在篇幅上,还是具体内容的阐述程度上,反映了张氏所制新方,既博采诸家之长,又有所创新。

正如其曰:“制新方八阵,此其中有心得焉,有经验焉,有补古之未备焉。”验之于方,组方大体反映为:     2.1 学古超过,出神入化 景岳认为古方是历代医家实践经验的产物,其组织配伍“自有一定不易之道”[1]。

善于借鉴古方,但对古人之成方,并非生搬硬套地运用,强调“意贵圆通,用嫌执滞,则其要也”[1]。故其新方脱胎于古方者甚多,如补阴益气煎,即在继承李东垣注重脾胃清阳之气的补气升阳理论之同时,发现东垣偏颇脾阳,忽视脾阴之论,故在补中益气汤的基础上,变通其法,于方中减去黄芪、白术,加入偏于补阴的山药、熟地,药虽二味之变,然法度严谨,药证相合,为劳倦而伤脾阴者另辟了治疗新径,诚补东垣脾胃学说之罅漏。

另如变通六君子汤,而为金水六君汤,拓宽了健脾化痰的适用范围;变肾气丸、六味地黄丸为左、右归丸,开创了调治命门水火的新法;改归脾丸为兔丝煎,为劳倦思虑而苦遗精者创立了新方。

此类方占新方总数的45%。     2.2 经验产物,补古未备 景岳所制新方,除了在变通古方而成者外,65%方是在长期临证实践中,经过认真总结而成的结晶。

如被人们常用的玉女煎,他针对少阴不足,阳明有余,以致烦热、干渴、牙疼出血之证,认为此乃火盛阴虚相因为病。治应清胃滋肾,标本兼顾。方中选用了大寒之石膏与甘温之熟地相配,并辅佐了知母、麦冬、牛膝以邪正兼顾,寓滋于清,使热彻阴存,变“有余”与“不足”而至平调,从具体治疗上补充了刘河间、朱丹溪关于邪热耗伤阴精之论的不足。

另如理阴煎,张氏针对临证脾肾阴虚而兼感寒邪的胀满呕哕,创制了从古未有的理中焦之阴虚方,弥补了古人只创理中辈、六群子汤类的不足。

    3 先列补剂 重在扶正     补虚与泻实,是治疗疾病的关键两法,张氏对此,尤其推崇补虚。

在遣方用药方面,特别重视人体本元,并从阴阳互根的角度,体察真阴、真阳,认为“阴不可无阳,非气无以生形也;阳不可无阴,非形无以载气也。[2]”以气血、形体、性用的相互依存和互为消长的理论阐述生死存亡之机,强调温补元阳,培本固元,滋养真阴,顾护阴精,使阴阳归于平衡。

故在《新方八阵》中首列补阵,制新方29首,且以大补元煎、左归饮为群方之冠。在立方选药方面,张氏认为:“凡气虚者,宜补其上,人参、黄芪之属是也:精虚者,宜补其下,熟地、枸杞之属是也;阳虚者,宜补而兼暖,桂、附、干姜之属是也;阴虚者,宜补而兼清,门冬、芍药、生地之属是也[1]。

”然补阵29方中,张氏最常用人参与熟地。

曾说:“凡诸经之阳气虚者,非人参不可;诸经之阴血虚者,非熟地不可。”     张氏还认为人体阴、阳、气、血之间存在相互滋生转化的关系。明确指出:“其有气因精而虚者,自当补精以化气;精因气而虚者,自当补气以生精。

且又有阳失阴而离者,不补阴何以收散亡之气?水失火而败者,不补火何以垂寂之阴?[1]”在此基础上,又提出了“善补阳者,必于阴中求阳,则阳得阴助而生化无穷;善补阴者,必于阳中求阴,则阴得阳升而泉源不竭”的重要理论,且倡导精气并补之法。

如其所制名方左归丸,本为治真阴肾水不足不能滋养营卫,渐至衰弱之证而设,但在大队补阴剂中配伍鹿胶、菟丝子等温补之品,使“阴得阳升而泉源不竭”。

名方大补元煎,方中以人参、山药、甘草等补气,熟地、当归、枸杞等养血,寓气血互生于一炉,不失为“回天赞化,救本培元”之第一要方。     张氏对于补剂的应用,不仅广泛用于虚证,更有意义的是,对虚实夹杂之证,也主张以扶正为要,从而达到祛邪目的。

如积聚病证,别有卓见地提出“养正积自除”[1]的论点,认为“凡脾肾不足及虚弱失调之人,多有积聚之病。

……若此辈者,无论其有形无形,俱当察其缓急,皆以正气为主。[1]”故在《景岳全书.杂证谟》“积聚”篇中,主张用其创制的新方养中煎、暖肝煎、何人饮等扶中、暖肝、补气血之方,使“主气日强,经气日通,则积痞自削”。

这对目前临床上广泛应用益气、扶脾、补肾等扶正固本之方药治疗中、晚期肿瘤及肿瘤经手术、放疗之后的患者有一定指导意义。另如一些虚人外感寒邪之疾,明代前的医家多宗《伤寒论》之麻附细辛汤诸方,取其助阳解表。

而景岳在长期临证中,认识到“伤寒一症,惟元气虚者为重,虚而不补,何以挽回”[3]。主张以温补之法来托散表邪,从而创制了新方理阴煎。粗看此方,并无表散之药,但细析之,因阴根于阴,汗液生化于血,方以熟地、当归补阴养血,干姜温散,炙草和中,诸药相配,实收到峻补托散之功。

这种温补托邪之法,诚补前人之未备,可谓别具一格。     4 配伍精专,注重升降     景岳新方186首,其中许多之所以至今犹为临床医家所习用,与其配伍之严谨,用药之精专分不开的。

    张氏曾在《景岳全书.

论治篇》中曰:“宁师仲景,不敢宗东垣[1]。”因“东垣之方,有十余味及二十余味者,此其用多之道,诚自有意[1]。”然“正恐未得其精,先得其隘,其失也,岂止一方剂也[1]。”仲景之方,因“精简不杂,至多不过数味,圣贤之心,自可概见[1]。

”所以易领悟而掌握。在仲景的影响下,张氏制方用药极力主张以精一为贵,指出“凡施治之要,必须精一不杂,斯为至善。[1]”又曰:“诊病者,必须先探病本,然后用药……既得其要,但用一味两味便可拔之,既或深固,则五六味、七八味亦已多矣。

然虽用至七八味,亦不过帮助之,导引之,而其意则一。[1]”统计所制的186首新方,共用药1201味次,平均每方不足7味,其中5味以下的就有58首,占20%,多数在6~8味之间,占近47%,方精药简,于此可见。

    在具体药物选用与配伍上又自成格局。首先,药物主张以纯投为原则。

张氏对那些遇证便茫无定见,用广络原野之术乱投杂药者极为反对,而强调“确知为寒,则竟散其寒,确知为热,则竟清其热,一拔其本,诸症尽除矣。[1]”在病情“确知”的前提下,一般用补不兼泻,用温不兼寒,以纯投为要。

如大分清饮,为积热闭结于膀胱,小便不利而制,方中配用了茯苓、泽泻、栀子、枳壳、车前、木通泻热利湿之祛邪药,以使纯而不杂,专而有力。另如左、如归丸、举元煎、贞元饮、抽薪饮等方,均是在“确知”的前提下,分别投以或升或补或寒或攻或温之药,以升提下陷,补其不足,损其有余,清其火热,消其瘀热。

但临床所见病证往往是错综复杂,为此,张氏并非拘一不变,抱任何偏见,如说“若必不得已而用行中之补,补中之行,是亦势所当然。

在他自制的方中同样也有不同性质的药物并用者,如玉女煎的熟地与石膏补清并用者;芍药枳术丸中白术与枳实消补兼施的;针对复杂的病情,同样创制了兼治新方。但观其所有新方,总的还是以纯投者为多。

其次,组方重视药物的升降与动静。张氏在《景岳全书*传忠录》中指出:“气味有阴阳,阴者降,阳则升;阴者静,阳者动……。”曰“气味之动静,静者守而动者走,走者可行,守者可按。”再结合其临证,将气味之阴阳、升降、动静理论应用于制方用药上,深有体会地阐明:“凡制方用药乃医家开手作用第一要着,……使不知气味之用,必其药味未精,不能取效,何神之有?[1]”且“用药之道无他也,惟在精其气味,识其阴阳,则药味虽多,可得其要矣”[1]。

析其新方,配伍均有规律性特点,既重升降,又重动静。如济川煎,方中用了甘咸酸温的肉苁蓉以温肾益精,暖腰润肠;味甘而重的当归养血和血,润肠通便;苦而微寒的枳壳下气宽肠以助通便;甘寒之泽泻渗利水湿;苦酸而平,性善下行的牛膝补肾强腰。

然在沉降的众药中,张氏巧妙地配用一味升举清阳之升麻,使清阳升,浊阴降,同时又防止了诸药过于润下而伤正之弊,为虚损便秘,势有不得不通却又不耐攻下者的治疗另辟了蹊径。

又如四味回阳饮是治元阳虚脱,危在顷刻病证的新方,方中用了大辛大热能振奋心肾之阳,通行十二经之“走而不守”的附子与辛热温脾阳的“守而不走”的干姜相配,一走一守,动静结合,脾肾并治,相辅相成,使疗效既迅速又持久。

    5 灵活加减,规矩井然     张氏创制新方,不仅配伍严谨,用药精专,且运用灵活,能通过不同的药物加减组成许多新方,从而体现《新方八阵》又一特色。

具体表现在:     精通古方方义,加减另成新方在张氏制方善于借鉴古方,然守法严而不拘,变法活而不乱,在掌握古方的基础上,对古方进行巧妙的增损变化,又另成新方,此在新方中占有一定比例。

如前人立二陈汤,主要针对脾虚所致湿痰证而设,对于胃寒所致的寒痰证,张氏认为此病变虽在胃,然脾胃相因,治疗则在燥湿化痰、理气健脾的同时,再予以温中和胃即可,乃在二陈汤的基础上,加了温中散寒之干姜以求本;化湿醒脾,行气和胃之砂仁以调脾胃,而成和胃二阵煎,药虽二味之加,然药证相符,为胃寒生痰者创了新方。

另如对于精气二虚者,张氏主张纯补,基于这一认识,在益气补脾、滋阴润肺的琼玉膏中去了渗利耗阴之茯苓,另创了著名的两仪膏。

    新方经过加减,又出另一新方 张氏善于变通古方,另创新方,而对自己所创的新方,更是了如指掌,经适当加减化裁,又另创其他新方,这在新方中也占相当比例。

如正柴胡饮减去防风、生姜,加黄芪、生地,成为一柴胡饮,以解表邪,去内热,治感受风寒而兼内热者;减去防风、芍药,加半夏、细辛、厚朴,成为二柴胡饮,以疏风退热,温经发散,治感受寒胜为病者;减去防风,加当归,成三柴胡饮,以养血和营、解表散寒,治感受风寒而阴血不足者。

根据表证的不同兼挟增损变化成为10多首柴胡饮类方。

它如参姜饮,五物煎类方等亦如此衍变而成,构成了《新方八阵》特有的“类方”体系。探讨其间的衍变关系、结构及主治异同,对临床应用具有重要的实际指导意义,是研究景岳新方的一个重要方面。     方后加减变化,扩大应用范围 景岳通过对方剂药物的加减化裁,不仅构成了许多新方,而且为了适应更多病证,使医者灵活掌握。

在186首方中,竟有122首方后列举了加减方法,即“凡各方下之多附加减等法”。

构成了《新方八阵》另一特点,具体加减之法,既有根据兼挟症状的病因病机,又斟酌病情之轻重缓急,以使勿失于药轻证重,或药重证轻之偏颇,如约阴煎之加减法;同时还根据疾病不同部位,而加入与该病相适应的具有归经或引经的药,如小分清饮之加减法。

另外又根据邪正虚实标本而加减,如芍药枳术丸之加减。     张氏对药物的加减,有如此活泼的构思法,不仅反映了他对药物研究用心之良苦,更重要的是启发我们对待前人之方,在立法上要掌握制方之理,在选药时能通权宜之变。既执持,又圆活,是我们今天继承、研究和临床应用古代方剂的一个重要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