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雀安知鸿鹄之志下句】徐瑞哲:从“鸿鹄之志”到“鸿鹄之才” 还差了什么?
为了“鸿鹄之志”一事,北京大学校长林建华发出千字信,为 5 月 4 日北大 120 周年校庆大会致辞中将“鸿鹄”的“hu”念成“hao”致歉。他直言不讳:“作为一个北大校长,不应该文字功底这样差。”在关于其求学经历、教育背景等种种客观理由之外,林建华说:“我写这封信,告诉大家这些,并不是想为自己的无知或失误辩护,只是想让你们知道真实的我。你们的校长并不是一个完美的人,也有缺点和不足,也会犯错误。”
姑且不纠结于文字学,也不讨论接受道歉与否。此事和此信,至少有一对关于教育的辩证关系值得探讨。那就是,科技与文艺,或者更简单地说,理科与文科。
正如这位学化学出身的林教授所言:“我是会努力的,但我还是很难保证今后不会出现类似的错误,因为文字上的修炼并非一日之功。”“像我这个年纪的人,恐怕也很难短时间内,在文字水平上有很大的进步了。”这句坦诚的话,或许并不是个人开脱,也是对文理分科条件下理工学子的一种告诫。
大半年前,林建华来沪参加新工科校长论坛曾直言,“新工科”既不能科学基础较弱,对工程问题的原理和根源缺乏理解;也不能人文基础较弱,对文化、历史、社会缺乏尊重——否则很难做出超出常规的路径选择,也就是不易真正实现颠覆性创新。据了解,林建华此前在重庆大学担任校长期间,曾对学校老建筑被拆旧的现象提出批评,认为此举是有关负责人缺乏历史、文化、艺术等人文意识的表现。因此,他其实也是一个文理兼容的校长。
真的人才,真的强国,不能弱科学,也不能弱人文。这其实不仅是林建华,也是许多科学家心中理想的人才强国观。
“我们老是‘文科班、理科班’,念文的不学理的,读理的不管文的——这个观念要打破。”就在林建华发表“道歉信”的几天后,复旦大学、英国诺丁汉大学前校长杨福家在上海院士风采馆告诉研究生们:“很多人只知道我是中科院院士,不知道我是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我很荣幸一生当中拿到两张证书。”
这位现年 82 岁的核物理学家,多年来力主“博雅教育”,“博”指广博的知识,“雅”指素养、修养。世界上最顶尖的本科院校基本都贯彻博雅教育,比如美国有一批非常优秀的本科院校,在各类高校中占比约三四成,被称之为“LiberalArt College(博雅学院或文理学院)”,其中包括复旦老校长谢希德念书的史密斯学院。
在中国,钱学森对“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一问题,其实也有答,那便是:文理结合不够,把文理分开,搞不出杰出人才。钱学森在美期间平时就玩乐器,海归回来下了船,一手牵着他的小孩,另一手就拿着乐器。杨福家小时候,父亲也是这样对他进行教育和培养,让他学理科同时也送他去学画画、学音乐。因此,杨福家也认为,“文理结合”才能育出“钱学森之问”涉及的杰出人才。
搞科学的人只需要数据和公式吗?其实,科学创新不单单靠逻辑推理,其在萌芽之时在于形象思维,在于大跨度联想,给你启发,产生灵感;有了灵感,再按照逻辑思维去推演去计算,设计实验加以证实,从而有了创新。所以,科学家和文艺家并没有分家。
众所周知,斯坦福大学是硅谷有名的科技大学,一些国内优秀学子想去斯坦福学理工,没想到前两年没有什么科学课程,学到第三年才选定专业;而前两年里,有 3 个学期都要学的一门课就是“文化价值观”,每个本科生都必须学。
这门课程不仅学习西方传统经典,柏拉图、笛卡儿、马克思等,也接触世界其他文化的代表人物与经典著作,例如中国孔孟之道。课程的中心围绕着“人何以为人”这一主题展开,因为无论学生将来学习什么专业,都要首先回答这个问题。那么,从“鸿鹄之志”到“鸿鹄之才”,中间差了什么?在理想人才与现实人才之间的距离,究竟有多远?
恐怕林建华的所言和所悔,在一定程度上是国内长期以来“科艺都太专、文理截然分”的教育观念与惯性使然。而今后,在新高考“不分文理科”等人才评价系统的价值导向下,期待一流人才辈出、杰出人才拔尖,各领风骚数百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