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良堃女儿】放下指挥棒 严良堃走了 “黄河”呜咽了(组图)
郭兰英和严良堃都曾是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剧组里的主力。而今88岁的郭兰英谈及严良堃时说:“我与严良堃没有接触,但是看他的演出,印象挺深。他个儿不高,但是非常精神,一走上台,观众"啊……",欢呼鼓掌。他的指挥特别干净,特别好……”
“严良堃被誉为指挥《黄河大合唱》的专业户,冼星海亲自指导过他,虽然教的不是《黄河大合唱》,因为那时《黄河大合唱》还没有写出来……”李妲娜是中央乐团老团长李凌的女儿,她说:“一周前,乐团子弟里的六个发小一起去看严伯伯,我妹妹也去了。看着这群孩子长大的严伯伯已经说不出谁是谁家的孩子了。他糊涂了,疾病使老人很痛苦……”
6月18日,痛苦结束了,严良堃走了……
15岁宣传抗日, 17岁指挥《黄河大合唱》
合唱,是能让全民参与进来,也能把全民动员起来的最好的艺术表达形式。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音乐家冼星海就在严良堃的家乡——武汉发起了“歌咏救亡运动”,合唱火了。那时,严良堃14岁。当冼星海与张曙组建的“救亡歌咏队”被编为“抗敌演剧九队”后,15岁的严良堃就参加了进来。受冼星海的影响,少年严良堃立志为救亡歌咏运动献身。
1938年,一群上海流浪儿童边唱歌演戏宣传抗日边冲破敌人封锁来到武汉后,被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收编,由郭沫若领导。之后,他们成长为很有名气的“孩子剧团”。
严良堃从“演剧九队”调入“孩子剧团”。严良堃曾经回忆说:“唱罢《流浪儿》,冯玉祥含着泪说,"我们对不起孩子,我们这辈人没有把中国的事办好,让孩子们当了流浪儿。"……在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在周恩来同志安排下,举办了一次"红小鬼"招待"流浪儿"的欢迎会,郭沫若、叶挺和办事处的大人也在场,在这些有过长征经历的小战士面前,流浪儿不只是唱悲愤的歌曲,也唱了"孩子剧团"团歌:"嘿嘿,看我们一群小光棍,嘿嘿,看我们一群小主人!
"表达了我们的豪情壮志。”
1939年1月,“孩子剧团”迁往重庆,到四川乡村宣传抗日。严良堃回忆说:“有一个剧目缺少服装——日本兵的军装和钢盔,我们想,八路军打胜仗,有的是战利品,派两位小同志到八路军办事处去借。那时办事处还在重庆机房街,一位中年男子正在桌子边工作,问两个孩子干什么,说是借日本军服和钢盔。
一会,那位中年男子到里面取了两套交给去的孩子,还鼓励说要好好演戏,向老百姓多做宣传,团结更多人们抗日。回到团里,经熟悉的同志了解才知道那位中年男子就是周恩来。”
严良堃随“孩子剧团”在重庆的时候,冼星海、光未然到了延安。1939年初,在延安的窑洞里,《黄河大合唱》诞生了,并在那里成功上演。不久,《黄河大合唱》传到重庆。1940年,17岁的严良堃指挥“孩子剧团”演出了《黄河大合唱》。
不是大师,是“革命文艺工作者”
比严良堃长10岁的李凌,与严良堃都是12月28日的生日。那时李凌在重庆任《新音乐》杂志的主编,他把国民党里的音乐家朋友请来,给“孩子剧团”上课,讲“儿童发声法”和钢琴、提琴的知识。
1942年,19岁的严良堃考入国立音乐院,学习理论作曲。当时学校没有专门的指挥专业,严良堃入学两年后,院长吴伯超给高年级的学生开设了“指挥选修课”,用的是国外带回来的原文教材。
严良堃回忆说:“那时上指挥课条件非常简陋,教课方式是集体授课,单独回课。上课前先把谱例油印发给每位同学,上课时对照谱例听先生讲解。回课时根本没有乐队,连钢琴也没有,就由学生用嘴巴来充当"乐器",用固定唱名法演唱乐谱,嘴唱手挥。那门功课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47年,严良堃随李凌到香港中华音乐院教书,继续“新音乐运动”。这期间,他指挥了千人合唱的“新年音乐会”,演唱了《黄河大合唱》。他还指挥演出了马思聪创作的《祖国大合唱》和《春天大合唱》,迎接祖国的春天。
北京、天津解放后,严良堃北上,担任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工作团的合唱指挥,李凌是负责人。因为北京演出任务多,周总理有个聚会需要合唱,就不得不从天津把他们调来。所以,大家从基层回到学校后,李凌就盘算着不能再待在天津了,他说:“我一定要把这个团弄到北京,到北京,工作面就宽了。
”1952年,他们到了北京,编入新组建的中央歌舞团,严良堃担任合唱指挥。1954年,周巍峙派严良堃赴苏联留学。严良堃进了柴科夫斯基音乐学院,做了指挥系的研究生。
说起李凌,严良堃话里充满敬意。他说:“李凌是我参加革命的老大哥。对我有帮助的还有光未然、冼星海、张曙等不少人。如果说对我人生有影响的话,还有吴伯超、江定仙、陈田鹤、夏之秋。李凌一辈子勤勤恳恳工作,很有开拓能力,但一辈子都被人歧视。他是弯着腰挺着胸向前进的人,弯腰并不是他自己要弯,是别人压的他弯,可是弯了腰还继续干。他和我说过一句话,是鲁迅说的"每战必败,每败必战"。他就这么一个人。”
当笔者调侃说:“你们在台上都是大师,李凌在幕后也没弄成个大师。”严良堃认真地说:“我们也不是什么大师,而是像恩来同志所命名的,是普通的"革命文艺工作者"。”
只要指挥不要高高在上,乐手就会和你交流
1956年中央乐团成立的时候,严良堃和日后一样成为中央乐团杰出指挥的李德伦都在莫斯科学习。
从国外回来,严良堃和李德伦都到李凌创建的中央乐团出任指挥,并且终老都是中央乐团的人。2017年6月6日是李德伦百年诞辰纪念日,北京举办隆重的纪念活动。活动的余响还在,小李德伦6岁的乐团另一位重量级指挥严良堃去世了。
那个年代,中央乐团代表性的指挥家一共四人,从年龄由大到小排,分别是李德伦、韩中杰、严良堃、秋里。李德伦、韩中杰以指挥乐队为主,严良堃、秋里以指挥合唱为主。严良堃说:“我们团里四个指挥都很重要。我们四个人很有意思,一个比一个小三岁,李德伦1917年,韩中杰1920年,我1923年,秋里1926年。”
社会上普遍认为严良堃只是个合唱指挥,这不免有点偏颇。严良堃在苏联留学期间和李德伦师从同一位老师。他学了两门课程,一门是合唱指挥,一门是乐队指挥。严良堃曾对笔者说:“有的合唱指挥不一定能指挥了乐队,因为他到了乐队面前慌神了,对每件乐器不大熟悉,就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是学作曲出身,哪个乐器什么性格我都知道,所以我排练乐队就比较容易。《黄河大合唱》乐队和合唱都有,不仅有管乐队,还有民乐队。但是,只要指挥不要高高在上,只要把乐手当作和你是平等的人,他们就会和你交流,你就能知道乐器的性能了,你就不会瞎指挥了。”
“李德伦和你为什么是两种不同风格的指挥?”笔者问。严良堃回答道:“说不一样,其实也一样。作为指挥,必须理解作品。我俩不一样是指挥的对象不一样。对象不一样,但是演出是一样的。”
同样指挥乐队,李德伦和韩中杰一样吗?严良堃说:“不一样。李德伦大线条很清楚,韩中杰是小细节很认真。李德伦在结构上安排得很好;韩中杰很细心,他看过的总谱,所有的笔误他都能看出来。”
李德伦一样可以指挥合唱。“文革”结束后,他的处境不好,严良堃的一些合唱指挥机会就特别让李德伦去。尤其是纪念周恩来的一个合唱演出,严良堃就让李德伦去,李德伦面对观众说自己对总理非常敬爱,就此解脱一下。
绰号“大炮”,敢于讲真话
严良堃有个绰号,叫“大炮”。见他之前,有人告诉我这是因为他“文革”期间敢给领导提意见。见面询问时,严良堃说:“不对。早在抗战期间,还在孩子剧团,上级每每有新指示,我啪啪啪很快就把自己的观点表达出来了。如果经讨论我的想法不对,马上举手,我服从真理,放弃我的意见。于是,同学们就给我起一名字——"大炮"。”
“你的这种比较直的性格对人生有影响吗?”笔者问。
严良堃说:“这个绰号说明我说话比较快,讲真话,也容易被别人抓住把柄。那时每个单位必须找出一些人,树立成走资派或者反动权威。找就找知名度大的,这就是李德伦和我。”
“文化大革命你是什么罪名?”笔者问。
严良堃说:“黑帮,我是专家,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没有批判文章,都是嘴巴批。但批李凌就在《光明日报》上把文章登出来,《批判李凌同志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每次两篇文章就一整版了。”
“有人说,"文革"你抵制或是不参与指挥,有过吗?”我问。
“假的,没有的事,也是一种误传。”严良堃说,"文革"前,江青到中央乐团搞试验田,要把交响乐革命化,搞交响音乐《沙家浜》,需要乐队指挥,也需要合唱指挥。我和秋里都在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那里工作。当这边说要一个合唱指挥时,我就和那边的领导商量,把秋里调回来搞《沙家浜》合唱。后来有人搜集材料,说反对《沙家浜》,就把我算了一个。”
“你是没敢反对,还是根本就不反对?”
“根本就不要反对。我把秋里调回来,那是一种支持吧?不过"文革"如果没有个罪名,群众就发动不起来。给我个反对《沙家浜》的"罪名",多厉害啊!”
“粉碎"四人帮"之后,又成了你的好事情了,抵制江青!”
“没有,没有抵制江青。我只是没有向江青写"效忠信"罢了。”
“有人写过?”
“当然有啊,”严良堃说,“不过不在我们团。”
他指挥《黄河大合唱》是表达对国家、对母亲的爱“严良堃的指挥特点,深刻、真挚、细致、严谨、雄浑、有力,而又稳健、深秀。”这是李凌早年文章里的话。而在李凌女儿李妲娜眼里,严良堃非常直爽,从来不会耍诡计。
李妲娜说:“他的艺术非常纯。他指挥《黄河大合唱》表达对国家、对母亲的爱,是从心灵里头流出来的。所以别人指挥不了他那么好,因为别人没有他这样的经历和境界。他哪怕指挥一个业余的乐队,也能让观众很感动。有很多人把技巧抬得非常高,其实最终感人与否不是技巧决定的。”
严良堃指挥的音乐会,李妲娜看过很多,但《黄河大合唱》看过两三次。1975年11月的《人民音乐家聂耳冼星海音乐会》,李妲娜记忆深刻。她说:“已经是"文革"后期了,纪念星海演出,严伯伯指挥,郭淑珍唱《黄河怨》,都是无法超越的,非常震撼。
因为"四人帮"把星海的《黄河大合唱》改成《黄河协奏曲》,主要是合唱的词是光未然写的。"文革"时虽然演《黄河》,但不敢宣传星海。这场音乐会等于把聂耳、星海同时代的音乐家都解放出来了,大家都激动的不行。”
另一次在人民大会堂演出的《黄河大合唱》,李妲娜更激动。她回忆说:“指挥前老先生血管刚做了三个支架。大会堂舞台很大,老先生是跳着出来,蹦上指挥台的,所有人都激动得热泪盈眶。因为他个子很矮,比他太太还矮,与好几个合唱队加大乐队比,他非常渺小。但是他能够把乐队合唱队驾驭得那么棒,真是了不起。是他瘦小身体里释放出来的巨大能量,感染了观众,让每个观众激动不已,铭刻在心。”
李凌到了离休的年龄,文化部把严良堃“逼”上团长宝座。“结果多了个团长,少了一个有经验有锻炼有长期党的教育的指挥。”严良堃说,“我不适合当官。全国有两千多万党员,其中能够做行政管理的党员至少有一千万吧?但是我这样两个专业学校毕业,三次战争经历的人比较少吧?我应该用在搞业务建设上面,不要让我去管这个管那个,我不是那种材料。
但是他们压我当团长,我也勉强接受了。不过,我耍滑头,我当团长不要办公室,不要办公桌,不要团长工资。”
有几年,每年正月初四,严良堃、侯宝林、方成,都去李凌家喝酒。而今四位长者就剩下百岁方成了。
2017年最热的夏日,严良堃走了。笔者音乐圈的朋友较多,微信里转的最多的是:“严老女儿严嫡说:老爷子嘱托,一切从简,没有任何仪式,不留骨灰,家中不设灵堂!请大家理解!”
因《黄河大合唱》激情了一辈子的严良堃,而今干干净净,了无挂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