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俄关系对中国的影响】美俄关系好不了的内在逻辑及中国的政策选择
特朗普上任以来,美俄两国在诸多领域针锋相对、激烈较量,两国关系跌入了冷战结束以来的最低谷。
首先,美国对俄制裁更加严苛。自2014年乌克兰危机以来,美国已对俄施加了多轮制裁。特朗普执政后,曾一度与同为“强人”的普京“惺惺相惜”,试图改善两国关系。但伴随着国际形势和美国国内政治的发展演变,特朗普对俄政策受到了国内不同政治势力的强大压力,美国对俄制裁的势头不仅没有减弱,反而一浪高过一浪。
2017年7月,美国众、参两院分别以压倒性多数通过对俄新制裁的议案。8月,特朗普被迫签署该法案。该法案的严厉性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列出了十类可受制裁的对象,比此前的“精准”制裁宽泛许多,俄罗斯相关能源行业、军工企业、银行以及被指控干预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机构都被列为制裁目标;二是制裁的理由更加宽泛,除乌克兰问题之外,还扩展到“腐败”“侵犯人权”“逃避制裁”“向叙利亚提供武器”“俄罗斯在欧亚地区的行为”等,几乎涵盖了美国对俄内政、外交不满的所有方面;三是宣示永不承认俄罗斯任何以武力改变领土现状的行为,其中包括阿布哈兹、南奥塞梯、克里米亚、乌克兰东部和德涅斯特河沿岸地区,这也为彻底取消制裁划定了难以逾越的“红线”;四是规定总统在做出包括解除对俄制裁或归还被查封外交财产等涉及美国对俄外交政策“重大改变”时,均需向国会提交报告,国会有权否决总统的决定,国会对总统外交权的这种限制,在美国历史上是十分罕见的,无疑极大地压缩了特朗普政府调整对俄政策的空间;五是制裁被纳入美国的公法体系,这意味着即使美俄双边关系真出现重大转机,修改这部反俄法案也远比修正行政命令困难许多,1974年通过的“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直到2012年才被废止就是最好的例证。
可以预见,2017年的这部制裁法案将成为横亘在美俄两国之间的一道重大障碍,将对美俄关系的改善形成重要制约。
2018年1月底,美国财政部以俄罗斯“干涉”美国2016总统大选为由再次扩大制裁名单,将包括总理梅德韦杰夫、外长拉夫罗夫在内的114名俄罗斯政要和96名富商列入该名单。
4月6日,美国又一次挥动制裁“大棒”,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帕特鲁舍夫、内务部长科洛科利采夫、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总裁米勒、En 公司总裁杰里帕斯卡以及外贸银行行长科斯京等24人和14家公司“上榜”。
此次制裁对象多是普京“核心圈子”成员,其在美资产将被冻结,美国公民被禁止与其进行交易。美国财政部表示,这些人和企业“或多或少”与乌克兰和叙利亚局势有关联。这被认为是特朗普政府迄今为止对俄罗斯采取的最严厉制裁措施。截至目前,俄罗斯已有189个实体与个人受到制裁。
其次,双方“外交驱逐战”轮番升级。2016年底,奥巴马总统在离任前就以俄罗斯对美进行恶意网络攻击并干预美国总统大选为由,一次性驱逐35名俄罗斯在美“情报人员”,关闭两处俄罗斯在美外交办公场所。为了向新总统特朗普传递善意,普京暂时“按下不表”,并没有立刻做出对等回应。
然而,俄美关系的“春天”并未能如期到来。2017年7月,在美国出台对俄新制裁的背景下,作为“迟到的报复”,俄罗斯政府要求美国驻俄使领馆削减工作人员至455名,与俄罗斯在美使领馆人数相当,并从8月1日起停止美国使馆在莫斯科两处房产的使用权。
美方继而要求俄方关闭驻旧金山领事馆及在华盛顿和纽约的两处外交机构,并极大压缩甚至一度暂停办理俄罗斯公民赴美签证,俄罗斯驻旧金山和华盛顿的外交机构还遭到了美方的搜查。
2018年3月,俄罗斯前特工斯克里帕尔及其女儿在英国离奇“中毒”再次挑动了俄美关系的紧张神经。3月29日,美国下令60名被指“从事间谍活动”的俄罗斯外交官员一周内离开美国,并关闭了俄罗斯驻美国西雅图领事馆。俄罗斯也不甘示弱,随即对等驱逐了60名美国外交人员并关闭了美国在圣彼得堡的领事馆。
再次,两国“媒体制裁战”愈演愈烈。双方加紧运用本国的“外国代理人法”,相互将对方媒体认定为“外国代理人”,并极大压缩其在本国活动空间。2017年11月13日,美国根据其“外国代理人登记法”将俄罗斯国家资助、每周收视人数达200万的“今日俄罗斯”电视台认定为外国代理人,并取消其进入美国国会采访的资格(2018年4月1日,“今日俄罗斯”电视台正式在美停播)。
作为回应,普京于11月25日签署了有关媒体外国代理人地位的法律修正案。
根据该法,获得外国或境外组织财政支持的媒体被认定为外国代理人。俄罗斯司法部于12月5日将“美国之音”电台等9家美欧媒体确定为外国代理人,并采取相应限制措施。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指责美国当局“恣意妄为”,严重违背其宣扬的“自由、民主和言论自由”价值观。
美俄大打“媒体制裁战”反映出双方在价值观和宣传领域的较量进一步升级,在双方“信息战”的对垒中,媒体既充当了急先锋,也成为了最终的受害者。
最后,双方“逐鹿中东”进入新阶段。自2015年9月30日出兵叙利亚以来,俄罗斯以强势的军事行动实现了其在中东的多重目标,既打击了“伊斯兰国”、挽救了巴沙尔政权,也逐渐掌握了叙利亚局势主导权、保住了在地中海东岸的重要地缘战略支点。
更为重要的是,俄罗斯在中东地区纵横捭阖,巩固了与伊朗的战略合作关系,进一步拉住土耳其,并借机与沙特走近,有效提升了其在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影响。但与此同时,伴随着叙利亚反恐形势的逐步好转,美俄在该地区的反恐“红利”几乎释放殆尽,两国的矛盾与分歧逐渐浮现,原本就根基不牢的反恐合作面临崩盘危险。
2018年伊始就有报道称,美军在叙利亚袭击并炸死了200余名俄罗斯雇佣军。4月8日,叙利亚反政府武装控制的东古塔地区最大城镇杜马镇遭毒气攻击。
美国国务院随即声称,若事件涉及致命化学武器,俄罗斯“应负起全部责任”。之后,美英法三国对叙利亚的三处目标设施发动突袭。俄美在叙利亚的代理人战争呈现出越来越复杂和危险的状况,双方在叙利亚面临擦枪走火的巨大风险。
此外,伴随着伊朗近年来在中东的异军突起,美国、以色列和沙特的战略合作也在进一步提升。未来,中东是否会形成对垒分明的两个阵营,美俄在中东的地缘政治博弈如何演变,还需要拭目以待。
二、美俄关系持续恶化的内在逻辑
美俄关系持续恶化既非“一日之寒”,也非“阴差阳错”,其发展变化有着深刻的历史逻辑和现实根源。回顾特朗普执政一年多美俄关系的变化,可以发现两国的结构性矛盾正在从地缘政治、战略平衡问题向国内政治、价值观等领域扩展。
首先,美俄两国实力对比进一步扩大、战略安全关系加速失衡。实力是决定国家利益边界和对安全威胁判断的首要因素。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美国衰落论”风行一时。然而,美国是否真的“衰落”了呢?纵向看,美国的霸权影响力的确无法与冷战刚刚结束时同日而语;但横向看,美国的综合国力并没有实质性衰减。
就美俄而言,两国实力对比的落差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日益加大。经济上,2008—2017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除金融危机头两年出现负增长外,其余8年增幅均在1.
5%~3%之间, 2017年美国仍以19.7万亿美元GDP稳坐世界经济头把交椅。反观俄罗斯,10年来经济发展饱受金融危机发酵、国际油价暴跌、西方制裁和卢布狂跌等一系列负面因素影响,以美元计价的GDP几乎原地踏步(约1.
3万亿美元)。2017年,俄罗斯GDP只相当于美国的6.6%,人均GDP(不足9000美元)仅为美国(逾6万美元)的15%。军事上,美国2018财年国防预算开支达到6391亿美元,而俄罗斯2018年的国防预算开支却从2015年顶峰时的664亿美元锐减到460亿美元,仅为美国的7.
2%。尽管美国仍对俄罗斯的战略核武库心怀芥蒂,但以上数据表明,作为昔日势均力敌的两个对手,今天的俄罗斯即使是在军事安全领域也与美国不在一个等量级上,两国战略力量对比的“天平”在加速失衡。
其次,美俄相互认知错位、互信锐减。回顾21世纪以来的美俄关系互动可以发现,两国无论是在看待冷战后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和安全形势,还是在评估各自的国家利益及国际地位等问题上,态度和观点总是格格不入。国际战略观、世界秩序观以及政治价值观的“三观不合”从根本上导致美俄难以平等相待、和平相处,分歧、矛盾和冲突始终是双方关系的“主旋律”。
出于对俄罗斯的疑惧及对其行事不确定性的反感,美国实际上从未真正把俄罗斯视为“正常国家”和“合作伙伴”。早在20世纪初期,美国的孤立和干涉政策便一直伴随着“十月革命”后的苏俄。美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复杂的同盟关系在战后不久便一拍两散。
冷战时期,历届美国政府均不同程度承袭了“遏制战略之父”乔治·凯南的思想衣钵,奉行防俄、弱俄和遏俄政策。冷战的“凯旋”更强化了美国的胜利者心态,其政治精英认定俄罗斯已失去全球性大国地位、沦落为二流国家。近年来,美国战略界对俄格战争、乌克兰危机等事件进行分析,多断定俄罗斯是现行国际秩序的“颠覆者”,并将俄美一系列矛盾归咎于俄罗斯精英内部不断上升的扩张情绪。
更为重要的是,随着“通俄门”调查的不断深入,美国对于俄罗斯的担忧不再局限于其“地缘政治野心”,而是扩展至俄罗斯对美国及其盟友的政治体制和价值观念的挑战以及对美国主导下的国际秩序的多重威胁等方面。2017年12月出台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列举了俄罗斯的多重“罪状”:挑战美国的实力、影响和利益,企图侵蚀美国的安全和繁荣,意图通过削弱经济自由和公平、扩展军队以及控制信息和数据来压制社会和扩大其影响力;开发先进的武器装备,投资发展新型军事能力以及破坏网络空间稳定的能力,包括对美国构成最大威胁的核武器系统;将秘密情报行动和虚假的网络角色与国家资助的媒体、第三方中介机构以及付费的社交媒体用户或“巨鳄”结合在一起,利用信息操作作为其攻击性网络计划的一部分,以影响全球公众舆论;利用信息工具破坏民主政体的合法性,以媒体、政治进程、金融网络和个人数据为攻击目标,干涉世界各国的内政事务;帝国野心和日益增长的军事实力相结合,试图恢复其大国地位,在其边界附近建立势力范围,在欧亚地区形成了一个不稳定的前沿地带,增加了冲突的风险;将北约和欧盟视为威胁,试图离间美国及其盟友和合作伙伴之间的关系,从而削弱美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作为“修正主义国家”,俄罗斯正在积极挑战美国及其盟友和伙伴,在政治、经济和军事领域与美国竞争,并根据其自身利益改变国际秩序,塑造一个与美国价值观和利益背道而驰的世界。
可以说,新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的阐述反映了绝大多数美国精英的对俄认知,这种认知成为美国国内反俄情绪的思想基础,根深蒂固,短期之内难以化解。
俄罗斯精英则有另一番视角。俄罗斯向来自视为“全球性大国”和“世界独立一极”,自认为肩负着“第三罗马”的神圣使命,仍希望像苏联一样与美国“平起平坐地解决国际问题”。客观上讲,从彼得大帝时期俄罗斯就“一心向西”,但西方并未将其视为“同宗兄弟”。
特别是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曾一度视美国为未来的盟友和伙伴,但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艰难转型期,美国不仅未伸出援手帮助俄罗斯顺利渡过“阵痛期”,反而通过北约东扩、颜色革命等一次次不断扩大在“后苏联空间”的存在和影响,压缩俄罗斯的战略空间。
这极大地打击了俄罗斯精英的自尊,也令其对美国及其西方盟友产生了强烈的失望与不满。2007年,普京在慕尼黑安全会议强烈指责美国的单边主义政策和在全球各地滥用武力的行为,之后俄罗斯采取了一系列恢复在原苏联地区地缘政治影响、挑战北约和欧盟东扩的举措。
有俄罗斯专家指出,尽管俄罗斯精英对美不甚友好,但俄美隔阂主要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俄政策的后果”,如西方对俄罗斯国家利益的忽视和蔑视、对俄罗斯盟友和伙伴的挑衅政策以及习惯性将俄罗斯视为“失败者”。
时至今日,俄罗斯精英对美政策的极度怨恨和失望已经积重难返。不久前,普京的政治智囊、被誉为当代俄罗斯政治“灰衣主教”的苏尔科夫撰文表示,尽管俄罗斯试图融入西方已有四百年的历史,特别是从20世纪末开始俄罗斯再次请求西方接纳,但即便俄罗斯的人口、工业、军事实力皆已腰斩,变得如此卑微和逆来顺受,它仍然没能迈入西方的门槛。
他强调,俄罗斯领土地跨亚欧、价值观东西杂糅,是一个东西方混血国家,其文化及地缘政治归属类似于异族联姻家庭中出生者所迷失的个体认同感,跟所有人都有亲缘关系,却又不被视为亲人,俄罗斯需要探索第三条道路、第三种文明、第三个世界、第三个罗马……。
苏尔科夫的观点突出反映了在俄罗斯与西方关系全面恶化的背景下俄罗斯政治精英的极度失望、愤懑与彷徨,它可能标志着俄罗斯国家发展和身份认同的历史性转向,那就是从苏联解体后追求再度融入西方转向独特的“欧亚文明”。
最后,所谓俄罗斯对美国2016年总统大选的“干预”以及该指控在美国国内引起的强烈反弹使美俄矛盾加速从外源性向内生性转变,进一步增加了两国关系的复杂性。美国惯于干涉别国内政,此番俄罗斯“干涉”美国总统大选令其朝野上下倍感“蒙羞”,对俄恶气难平。
美国国会的四个委员会、司法部任命的特别检察官穆勒对特朗普竞选团队涉嫌“通俄”一事展开全面调查,“知俄派”国家安全顾问弗林、国务卿蒂勒森先后去职,新任国务卿蓬佩奥和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等“鹰派”对俄态度强硬。
可以说,当下对俄关系已是美国高度敏感的内政议题,“反俄”已成为某种“政治正确”。而在俄罗斯,“反美”亦间或成为当局塑造“外部敌人”、凝聚国内政治共识的重要工具。
实际上,美俄矛盾的内生性演化有着必然的逻辑:由于实力对比的落差加剧,两国昔日以全球战略稳定对话为核心的议事日程已经日趋空心化,而虚弱的经济联系又令双方很难展开双赢式合作,因此试图干预对方的国内政治成为两国迫不得已的游戏规则选项,这使双方的结构性矛盾从全球安全、地缘政治延伸到了国内政治,从而进一步恶化了双方的相互认知,致使美俄关系陷入了每况愈下的“负循环”。
三、有限对手:美俄关系的“新常态”
美俄关系的螺旋型下降使很多专家惊呼“新冷战”的到来,这一表述似不恰当。冷战是一个特定的概念和形态,它意味着两个超级大国全方位的竞争、两种意识形态的全面对立、两大军事集团的全面对抗和两个平行市场的互不往来。
目前的美俄关系完全不具上述特征:国家实力上,俄罗斯与昔日的苏联已不可同日而语;意识形态上,俄罗斯已经基本接纳了西方的意识形态,尽管近年来俄罗斯国内政治保守主义盛行,但也不存在向西方“输出革命”的问题;军事层面上,尽管俄罗斯建立了以其为核心的集体安全条约组织,而美国领导的北约和亚洲同盟体系也依然存在,但双方不可能爆发全面的军事对峙;经济层面上,以“经互会”为核心的平行市场也早已不复存在,俄罗斯不可能重建一种封闭的经济体系。
应该说,国际局势的演变和美俄关系的现状早已超越冷战。
美国学者安吉拉·斯登特认为,“有限伙伴”是21世纪美俄关系的新常态。然而,乌克兰危机以来的事态发展表明,美俄非但没有成为伙伴,反而成了对手,双方在地缘政治、战略安全以及国内政治领域开展了越来越激烈的较量。
但同时也要看到,这种较量无论从烈度、广度还是从影响而言都是有限的,它更多地带有区域而非全球、个别而非整体的性质。鉴于世界格局和美俄两国的发展大势,“有限对手”正成为未来相当长时期美俄关系的“新常态”。
首先,美俄两国的实力对比差距明显,俄罗斯已不可能成为美国的全球性对手。经济上,俄罗斯无论是在经济总量还是人均GDP方面都与美国落差巨大,日益处于世界经济和国际分工体系的边缘位置;科技上,美国仍是世界头号创新大国,特别是在商业航空器、半导体、生物技术、特种化工和系统软件等核心技术领域和前沿行业遥遥领先,而俄罗斯的科技实力不仅受到苏联解体的极大冲击,科技人才流失严重,经济发展长期严重依赖原料出口,加之国际油价低位徘徊导致其财力捉襟见肘,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大力发展创新产业的客观条件;军事上,与美国强势引领全球军事变革浪潮相比,俄罗斯在军事战略、军事技术和军队建设上均处于下风。
其次,由于双边矛盾与冲突难解,美俄关系在未来几年仍将严重对立。地缘政治方面,美国对俄罗斯传统“势力范围”的藐视与俄罗斯强烈的大国自尊和不安全感之间的矛盾难消,“后苏联空间”仍是双方角力的主战场;军事战略平衡方面,美国加速发展空天武器、高超音速武器、反导系统及网络战能力,俄罗斯也以壮大核武库和信息战部队等为重点作为非对称回应,双方擦枪走火的风险不减;国内政治方面,“通俄门”调查在美国回音不绝,俄罗斯国内的反美情绪亦达巅峰,美俄关系走向将继续受到两国内政因素的强力制约;价值观方面,美西方宣扬的普世价值观与俄罗斯保守主义倾向之间的竞争也异常激烈,双方将继续通过“媒体战”抢夺国际舆论和话语权的高地。
俄罗斯学者德米特里·苏斯洛夫预测,在2020年美国大选之前,美俄关系持续保持低位、难以明显回暖的趋势不会有大的变化。
最后,美俄在主观上并未将对方视为最主要的威胁。从美国方面看,尽管2017年底陆续出台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核态势评估》《国防战略》等报告都认为,大国竞争已取代恐怖主义成为美国国家安全面临的主要外部威胁,并称中俄两国为“修正主义国家”和“战略竞争对手”,但考虑到中俄两国的现实情况,美国认为俄罗斯是现实而紧迫的威胁,而中国则是长期的挑战。
2017年7月,时任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的蓬佩奥在首次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中国、俄罗斯和伊朗都将在未来对美国造成重大挑战,但“由于中国有良好的经济和不断加强的军事实力,正在全球范围内削弱美国的影响,中国是最大威胁”。
2018年1月30日,蓬佩奥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BBC)采访时再次宣称,中国对西方产生隐蔽影响的能力和俄罗斯的“颠覆行为”一样令人担忧,而中国的影响力比俄罗斯要大得多。
鉴于蓬佩奥现已出任美国国务卿,他的这种观点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美国的战略决策。近来,从特朗普执意发动对华贸易战可以看出,美国对中国的实力和影响力上升更加忌惮,中美战略竞争的大幕已经拉开。
从俄罗斯方面看,莫斯科实际上对西方一直抱有向往之情,普京并非彻头彻尾的“反美主义者”。即使在乌克兰危机后的多次讲话中,普京仍表示俄罗斯始终“敞开大门”,希望与美国发展“建设性关系”。
有专家甚至认为,当前俄罗斯精英高涨的反美情绪是一种求而不得的“怨妇”心理作祟,在美国主动寻求改善对俄关系的前提下,“这种情绪很可能在短时间内被抚平”。况且,普京连任后面临的最主要挑战在于发展国内经济,他已在多个场合表示要将工作重点转移到国内议程上来。
2018年6月底,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访俄,双方商定特朗普和普京将于7月16日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会晤。这是特朗普在朝核问题上取得重要进展、正着手对伊朗施加更大压力的背景下,着眼中期选举和连选连任,试图在外交上取得新突破的尝试性动作,也体现了普京为减缓来自美国的战略压力、改善俄罗斯面临的国际环境的急切诉求。
可以预见,双方在叙利亚局势、延长“第三阶段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期限等问题上或可达成某种妥协,但在双方的国力对比、相互认知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在克里米亚危机、干涉选举等重大问题上分歧依然存在的背景下,美俄关系还远远谈不上整体性转暖或者“再重启”。
四、中美俄三边关系与中国的政策选择
在美俄关系持续恶化、中美关系也进入“深水区”之际,中美俄三边关系重新成为战略界热议的话题。一些中国学者主张“联俄抗美”,俄罗斯也有人倡议与中国等国构建“反美统一战线”,美国政界和学术界关于中俄“结盟”的议论也不绝于耳。
在这种语境里,中美俄三边关系仍类似于冷战时期的中美苏三角关系,没有跳出结盟对抗的窠臼。按照传统的地缘政治学说和博弈理论,中俄事实上的同盟肯定会削弱来自美国的压力并带来其他收益,但当代国际关系的复杂性使这种假设带有虚幻性。更何况,中俄两国官方都明确表示不会结盟。因此,尽管中俄进一步联手客观上会对美国产生一定的刺激和压力,但其实际收益无法准确估量,更难以控制其负面效应的外溢。
第一,国家利益的多重性决定了结盟对抗模式无法满足三国的现实利益需求。权力是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概念,但在现实生活中,任何一个国家都面临着促进经济发展、保持社会稳定、维护国家安全、提升治理水平的复合性任务。当前,中美俄三国都面临着更加紧迫的经济社会问题,中俄联手抗衡美国无助于解决各自面临的经济转型与发展、保持国内政治稳定等更为优先的议题,对于美国而言同样如此。
第二,现实运行效果的有限性决定了结盟对抗模式并未实现其倡导者的预期。按照中俄结盟论者的设想,中俄联手抗美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减少来自美国的压力,扩大各自的战略回旋空间。但实际上,中俄战略协作既没有阻止美国在东欧地区持续增强军事存在,也没有迫使美国停止在南海巡航,更没有能令美国放弃在韩国部署“萨德”系统。
第三,国际议事日程的复杂性决定了结盟对抗模式无力解决紧迫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今天的国际关系不仅仅是地缘政治,更包含气候变化、科技革命、金融与贸易投资规则重塑等诸多议程,每项议程都有自身的特点、属性、逻辑和规则,用笼统而含糊的地缘政治思维和简单的结盟对抗模式无助于解决复杂的国际问题。比如,中俄加强本币互换并不对美元霸权构成直接影响。
第四,联手抗美也有悖于中俄关系的原则基础和两国的主观意愿。中俄关系建立在平等、互利、互惠、双赢、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之上。两国在大量的政治声明中多次重申“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基本原则,坚持中俄关系的非结盟性。
作为战争年代和冷战时期的产物,“结盟”一词早已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在国际形势复杂多变背景下,结伴同行、携手并进是当下中俄最合适和最舒适的交往模式。至少目前,中俄两个大国谁也没有意愿、没有能力去领导另一个国家,在彼此之间确立自己的“领导地位”。
当代中美俄三边关系的松散性表明三国之间还缺乏紧密的互动。实际上,中美、俄美、俄美三组双边关系各有各的价值、问题和发展逻辑,中俄联手实际上很难帮助解决中美或者俄美关系中的问题。在经济领域,中俄经济合作的加强并不能充分消除美国对俄制裁的影响。在安全领域,中俄之间的互动也无法解决中美之间的安全关切,美国对中国的安全担忧不会因此而减少,美国对中国的安全压力也不会因此而放松。
综上所述,传统的结盟对抗模式不符合中美俄任何一个国家的利益,无论是从解决自身发展的角度,还是从维持国际与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角度,三国都应探索构建一种良性的互动模式,通过三边合作解决自身面临的问题并承担起维护国际和平、促进世界发展的重任。
正如俄罗斯驻华大使杰尼索夫所言:“俄中美在解决国际问题时的互动可以为改善国际形势带来显而易见的益处。”当然,从旧模式向新模式的转变将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不可能一蹴而就。但只有树立这样的目标并采取切实的行动,中美俄三个大国才能超越地缘政治,真正发挥建设性作用,和世界上其他国家一道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
具体而言,中美俄三国可在以下领域逐步开展合作:
一是共同维护东北亚安全,并提供整体性解决方案。三国相关部门可先建立专家级机制,共同探讨朝鲜核导开发可能带来的风险、讨论部署“萨德”系统的实际效果以及可能引发的后续效应。要在细致探讨危机场景和应对方案的基础上,寻求政治妥协,就建立地区核不扩散机制、核大国向无核国家提供安全保障、部署反导系统对地区战略平衡构成的挑战等广泛议题进行综合性讨论与协商,并为维护地区安全提供一揽子解决方案。
在近来朝鲜半岛局势迎来转机的情况之下,中美俄更应就半岛未来走向和东北亚的长远安全保障展开磋商。
二是开展切实的反恐合作,借非传统安全合作培育安全互信。正视反恐双重标准带来的危害,进一步加强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等框架下制订统一的恐怖主义组织与人员名单、切断恐怖主义组织获取资金渠道的合作,共同探讨打击“伊斯兰国”残余势力的合作路径,就防止极端主义的全球蔓延共商对策。
三是遏制军备竞赛风险,寻求维护国际战略平衡的新方案。当前,新一轮军事变革正加速到来,美俄都在加速实现核武库的现代化,中国的战略核力量也取得了相应进展。与此同时,三国在全球快速打击系统、反导系统和网络战领域也都不同程度地展开了竞争。
受多种因素影响,既有的国际军控和裁军机制日益碎片化,其效能正迅速递减。为避免新的军备竞赛、巩固国际安全,中美俄三国应协同其他军事大国在核、太空、网络等领域开展切实的军备控制与裁军谈判。
四是从开展三边“智库”交流入手,通过“二轨对话”和开展共同研究寻求合作点并培育相互信任。类似的交流曾经有过,但要改变过去开过会后没有下文的作法,应当建立由三国专家组成的研究小组负责深入研究三边关系存在的问题、寻求合作的空间与路径,并为三国政府提供相应政策参考。
当前,国际秩序正加速转型,全球和地区性挑战日益增多。但与此同时,全球和地区治理缺乏有效的解决方案,大国关系仍很大程度上陷于传统的地缘政治模式,未能担负起应对全球性挑战的任务。现实的挑战摆在中美俄三国面前,走不出“囚徒困境”将使我们面临更大的安全威胁。探索实现中美俄良性互动的具体路径,需三国政、学界共同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