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典通志文献通考】试对《文献通考》说长论短

马端临,字贵与,江西乐平人,宋元时代著名学者、史学家,著有《文献通考》、《大学集注》、《多识录》等。关于马端临的生平,《宋史》、《元史》无传,《通考·自序》也没有叙述事迹,仅见《新元史》、《元史类编》,语亦不详,《南宋书》和《新元史》中虽有传,但记事十分简单。不过,《通考》的《进书表》和《抄白》以及清初修的《乐平县志》中保存了几点有关的材料,大致可知马端临的相关资料。

马端临生长在“世代书香”的官僚家庭。祖父马灼以教书为生,父亲马廷鸾,甘贫力学,20岁在家乡当童子师,考取进士后,由池州教授、史馆校勘、枢密院编修官、国史院编修官,最后官至右远相兼枢密使。度宗咸淳八年(1272)连续九次上疏辞职。

当时贾似道当权,南宋政权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他谢绝度宗的挽留,临别进言:“臣死亡无日,恐不得再见君父。然国事方殷,疆国孔棘。天下安危,人主不知;国家利害,群臣不知;军前胜负,列闾不知。

”(《宋史》卷414《马廷鸾传》)讲到这里,他泣不成声。之后,居家17年,元世祖至元二十六(1289年)去世。县志本传称他“门弟甚众,有所论辩,吐言如泉涌,闻者必有得而返。”可知,他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学者。

马端临随其父深居简出,读书颇广,特别是其日后编撰的《文献通考》,可以说是继承了其父的学术衣钵,利用了家庭的优越条件。《通考·序》说:“窃伏自念业绍箕裘,家藏坟索,插架之收储,趋庭之问答,其于文献,盖庶几焉。

”与马廷鸾一同当过宰相的留梦炎,投靠元朝,当了吏部尚书,邀马端临父子出仕,被婉言拒绝。他们父子相依为命,专心致志于学术研究,共同编写《读史旬编》,以十年为一旬,从帝尧写到后周显德七年,共三十八帖。

在这一工作过程中,从治学方法到史料源流,马端临受其父耳提面命,为《文献通考》的编撰铺平了道路。马端临虽早有志于《文献通考》的编撰,但困难重重,最大的困难是“文献之不足征”:“昔夫子言夏殷之礼,而深慨文献之不足征。

释之者曰:文,典籍也;献,贤者也。生乎千百载之后,而欲尚论千百载之前,非史传之实录具存,何以稽考?儒先之绪言未远,足资讨论,虽圣人亦不能胰为之说也。”由于他父亲因工作之便,接触过许多珍贵的文与献,博学多识,为他指点门径、提供线索,循循善诱,使他的困难逐渐迎刃而解。另外,他曾师事于曹泾,曹泾深于朱子之学,学识亦极为渊博。马廷鸾与曹泾为马端临的成长作出了极其有益的贡献。

马端临家中藏书丰富。他父亲治学严谨,对他的教育也是极其严格的。加之他本人天资聪明,学习勤奋,这都为他以后的治学打下坚实的基础。早在青年时代,马端临就“有志于缀缉”,准备撰写历史巨著。但因“顾百忧熏心,三余少暇,吹竽已滥,汲绠不修”而未曾动笔。

因此,他平素很注重学问的积累和资料的搜集整理,认为这是治学的门径。对于以往的史学家及其著作,他特别推崇唐朝杜佑的《通典》和南宋郑樵《通志》,而对于班固等写断代史的作家,则持批评态度,认为他们丢掉了“会通因仍之道”。

他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上,认为修史的目的在于考察历代统治者兴亡盛衰的原因,为封建统治阶级提供经验教训,这就必须对历代王朝的典章制度做一番考订工作。所以,从早年起,他就决心以《通典》为蓝本,“采摭诸书”,重编一部记述我国历代典章制度的专著,经过二十余年的努力,终于完成,取名《文献通考》,英宗至治二年(1322年)刊行于世。

二、《文献通考》体例与内容

《文献通考》,是马端临以毕生精力完成的一部记载上古到宋宁宗时的典章制度沿革的文化通史。他从咸淳九年(1273)开始准备,至元二十七年(1290)开始纂写,直至元英宗至治二年(1322)始告竣,费时20余年。

马端临撰修《文献通考》的意图,是想说明历史“会通因仍之道”。在他看来,古今的“治乱兴衰不相因者也”,“典章经制实相因者也”。因此,他撰修《文献通考》的目的和宗旨, 在于“融会错综, 原始要终而推寻之”,“以究其变通驰张之故”。

《文献通考》是一部详尽的中国古代典章制度史,全书包括二十四门,三百四十八卷。其中田赋、钱币、户口、职役、征榷、市籴、土贡、国用、选举、学校、职官、郊社、宗庙、王礼、乐、兵、刑、舆地、四裔,凡十九门,因唐代杜佑编纂的《通典》,迄于天宝。

天宝以前的内容,马端临就《通典》已有的材料加以补充;天宝以后至宋嘉定之末,则另行续写。其余经籍、帝系、封建、象纬、物异等五门,为《通典》所无,全部是马端临搜集新材料写成的。

《文献通考》取材极为广泛,除了各朝正史、历代会要、《资治通鉴》等史书外,还采用了私家著述的史书、传记等有关典章制度的记载。这些史籍记载就是“文”,“文”的意思是典籍。此外,在叙事中还引用了很多当时臣僚的奏疏和学士名流的议论。

这些奏疏、议论就是所谓“献”。“献”的意思是“贤者”。因为作者希望通过这些资料,对各项典章制度进行融会贯通、原始要终的研究,故取名为《文献通考》。因此,《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论之云:“大抵门类既多,卷繁帙重,未免取彼失此。

然其条分缕析,使稽古者可以案类而考。又其所载宋制最详,多《宋史》各志所未备,案语亦多能贯穿古今,折衷至当。虽稍逊《通典》之简严,而详赡实为过之,非郑樵《通志》所及也。”

三、《文献通考》与《通典》比较

《通典》,由唐朝宰相杜佑编撰,是中国古代第一部典章制度的通史著作,在其影响下,唐代以后出现了不少的典章制度专著,其中就包括《文献通考》。但是,《文献通考》与《通典》相比也有很多的不同之处。

首先,在内容方面。马端临认为“杜书纲领宏大,考订该洽,固无以议为”,但“时有今古,述有详略,则夫节目之间,未为明备,而去取之际,颇欠精审,不无遗憾”。 为此,他以严肃的态度另行撰写。《文献通考》分为田赋、户口、征榷、选举、职官、乐、兵、弄、学校、钱币等二十四门,在《通典》的基础上广泛地搜集史料,详细地加以考证,去伪存真,归类分目,如:作者将《通典》的《食货典》细分为《田赋》、《钱币》、《户口》、《国用》等八门;自《经籍》、《帝系》、《封建》、《象纬》、《物异》等5门为《通典》所未有。

《通典》以《食货》为首,说明杜佑对国家经济的重视;郑樵《通志》移之于《选举》、《刑法》之后;而马端临更将之列于全书之首,且增加为8门之多,可知马氏对经济的重视更超过杜氏、郑氏。

《通典》之《礼典》100卷,占去全书1/2,而《通考》之《社郊考》则3门才60卷,不及全书1/5。又《兵考》一门,详列古今兵制沿革,使《兵典》只叙用兵方法的偏差得到改正,做到了“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以历代会要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征者从之,乖异传疑者不录”,“凡论事,则先取当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以至名流之燕谈稗官之记录,凡一语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则采而录之”。

如果“载之史传之纪录而可疑,稽诸先儒之论辩而未当者”,他就“研精覃思”,“窃以己意而附其后”。

其次,《文献通考》的写作宗旨同《通典》大相径庭。杜佑撰修《通典》的宗旨主要在于总结历代典制的得失, 从中吸取教训, 以便“将施有政”, 因而它只是一部政书, 作为唐朝政府施政时的参考;马端临撰修《通考》的目的主要在于研究历代典章制度沿革的自身相因关系,并探索历代典制不断发展变化的原因, 以寻求历史的发展规律。

因此《文献通考》的侧重点不在于总结历史经验而“将施有政”, 而是一部重要的学术著作。同时, 实际上,《文献通考》的撰修, 不但吸收了《通典》之长, 而且上承正史志表, 下取会要的有益因素, 综合而臻完备。因此可以说《文献通考》的写作目的和宗旨是完全达到了的。

可见,马端临是古代进步的史学家之一,他发展了杜佑所创立的新史书体裁,即以事类为中心叙述历史发展的典制体,又推进了郑樵所倡导的会通之义。《通考》与《通典》相比,从内容到形式都有所改变。因此,历代学者对二书的看法是:《通典》以精密见称,《通考》以博通见长,各有独到之处,应互相参证而不可偏废。

再次,《文献通考》有独特的编纂特点。《文献通考》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其 “文”、“献”、“注”三者结合为一的编撰方法。马端临《文献通考》的编著方法, 始终掌握“文”、“献”、“注”三个原则。它基本上是将原始材料按门类排列,然后依时代顺序一条一条地记载。

《文献通考》前面有《总序》(即《自序》)一篇, 可以说是全书的纲领。在《总序》里,马端临提出了自己对历史发展的看法。每一门类的开始又各有小《序》,简要地说明设立这一类的意图,并简要综述该门类所载内容发展演变的过程。

书中内容,凡是作者称之为“叙事”的部分,即“本之经史, 而参之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 也就是《文献通考》中的所谓“文”,亦即属于“史”的部分,一律顶格书写。

凡是他称之为“论事”部分,即“先取当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 以至名流之燕谈,稗官之纪录”,也就是《通考》中的所谓“献”,亦即历代名流学者的“议论”的部分,一律低一格书写。

凡是他自己发的议论, 即“其载诸史传之纪录而可疑,稽诸先儒之论辨而未当者,研精覃思,悠然有得,则窃著己意,附其後焉。”, 也就是《通考》中的所谓“考”,亦即马端临自己的考订评论或对史事的独立见解,一律低两格书写。

每条材料前面,通常冠以“某人曰”;凡引用他父亲之言,则作“先公曰”;他自己的意见,一律用“按”字来表示。马端临的这种“文”、“献”、“注”三者结合为一的编撰方法,是创造性的史学编撰方法。

此外,同《通典》相比,《文献通考》节目明备。马端临认为《通典》的不足之处是“节目之间未为明备;而去取之际颇欠精审”。针对这一问题,马端临将《通典》的八典增为二十四考,总卷数也由《通典》的200卷增加到348卷。

《文献通考》的这些编纂特点,是在《通典》的基础上取得的,他具有较高的史才、史识,吸收前人的成果,反映了当时史学、科学、经济发展的水平,体现了他那个时代的一些特色。

四、马端临的史学思想

首先,马端临继承和发展了前人会通的观点

马端临与杜佑、郑樵一样,也以“通”名其书, 表明了他努力适应时代要求以求“通”的思想。不过马端临认为要对历代典章制度予以贯通,既应重其相因,也应重其相革。他把“会通”作为研究典章经制因革变通的一种方法。

他主张“会通”, 概括地说, 不但要研究历代典章制度的因革变张,而且还要寻求这种“变通张驰之故”;不但要用“会通”思想来编撰排比历史资料, 而且还要用它来研究历史问题本身。其“变通驰张之故”是什么呢?马端临认为古今异宜, 时务之要与古义相去甚远, 如果愚顽不化,恪守古训,则黎民与邦国俱受其害。因此,研究历史必须要在“通”中求其“变”,“变”中求其“因”,反映出作者的进步历史观。

在《文献通考》中,马端临虽然说过商鞅、杨炎“二人之事, 君子所羞称”的话, 但却充分肯定他们进行改革的必要性及其重要的历史作用, 认为“后之为国者,莫不一遵其法, 或变之, 则反至于烦恼无稽, 而国与民俱受其病,则以古今异宜故也”。

马端临虽然反对王安石变法, 但却十分赞赏王安石施行的募役法, 认为“民出雇募之费, 则其身与官无预, 而贪毒无所施”,乃“救时之良法”“不容不如此”。马端临还进一步认为, 制度上的变革, 只能是“随时制变”, 而不能随心所欲地去变更, 更不能开历史的倒车, 否则就是“圣人”也是行不通的。

因此,他认为即使“圣人也不能违时, 不容复以上古之法治之也”。为什么古制不可复、封建不可行了呢?他的回答是:“所袭既久,反古实难,欲复封建是自割裂其土宇以启纷争;欲复井田,是强夺民之田新亩以召怨。”

其次、全书贯穿了作者实事求是的著史精神

马端临在处理阴阳五行的问题上不同于杜佑、郑樵。杜佑《通典》去掉了五行志,郑樵《通志》有《灾祥略》,“专以记实迹,削去五行相应之说,所以绝其妖”。把阴阳五行斥为妖学。马端临一反杜佑、郑樵的处理办法,而在其书中如实地反映了过去人们的思想意识,所谓“国家将兴,必有祯祥。

国家将亡,必有妖孽”。他以雄辩的历史事实揭露其荒谬。但这一荒谬之说流传已久,有意回避,切齿咒骂,并不能解决问题。他的对策是:“取历代史《五行志》所书,并旁搜诸史本纪及传记中所载祥瑞,随其朋类,附入各门,不曰妖,不曰祥,而总名之曰物异。

如恒雨、恒燠、恒寒、恒风、水潦、水灾之属,俱妖也,不可言祥,故仍前史之旧名,而总名之曰物异。”以物异代替灾祥,把一切灾样都视为罕见的自然现象,这是一种实事求是的处理办法。

但在《通考·物异》中也有不少牵强附会之说,加在《物异·总序·按语》中,说郑樵将灾异“一归之妖妄,而以为本无其事应,则矫枉而至於过正矣,是谓天变不足畏也。”他肯定“天变足畏”,“天人感应”的流毒尚难以根除,他对五行灾祥之说的分析批判是不彻底的。虽然如此,但其毕竟透露了其史学思想中闪亮的异彩,即史家编写信史的实事求是精神。

再次、恤民疾苦,关心人民的思想

马端临在田赋、户口、职投、征榷、市籴、土贡、舀用诣考中,对百姓的疾苦多所描绘。《通考·自序》:秦以天下奉一人,百姓“力罢不能胜其役,财尽而不能胜其求”。又说:“役民者官也,役於官者民也。郡有守,县有令,乡有长,里有正,其位不同,而皆役民者也。

”其结论是“役民者逸,役於官者劳”。《通考·自序》介绍市籴时,特别强调:均输、市易、和买、常平、义仓、和籴,本来是便民措施,沿袭既久,古意变失,‘至其极弊,则名曰和买、和籴,而强配数目,不给价直,鞭笞取足,视同常赋。

盖古人恤民之事,後世反藉以厉民。”历代厉民之事,手段毒辣,名目繁多,宋代甚至有预借赋税至六七年者,使民不聊生,家破人亡。《职役·一》选录一些典型事例,为逃避城役,至有“孀母改嫁,亲族分居”者,韩琦为此上琉:“州县生民之苦,无重於里正衙前,兵兴以来,残剥尤甚。

至有孀母改嫁,亲族分居,或弃田与人,以免上等,或非分求死,以就单丁。”对人民疾苦加以如实反映的一些奏疏,马端临极为重视,不厌其烦地摘录。因此恤民疾苦,也是马端临史学思想中富于异彩的部分之一。

第四、马端临重视探讨历史规律

马端临对中国历史发展带有规律性的问题进行了探索。在《封建·六》,他把唐虞以前称为官天下,自夏开始则为家天下。家天下是私,官天下是公,公与私有着截然的区别,“上下之际,均一至公”,是谓公;“分疆画土,争城争地”,是谓私。

到了秦代,“私”日益严重,显然另属一种社会。在《职官·官制总序》“按:陶唐氏以前之官所治者,天事也。虞、夏以後之官所治者,民事也。”由治天事转变为治民事,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转变,马端临能注意到,不能不说是他的一大进步。

此外,马端临有一些看法表面看来是错误的,细致推敲则不然。在《通考·自序》中介绍《户口》时说:“古之人,方其为士,则道问学;及其为农,则力稼穑;及其为兵,则善战阵。投之所向,无不如意”。

嗣后“士拘於文墨,而授之介胄则惭;农安於犁锄,而问之刀笔则废”。这是指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分工,分工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他有所认识是值得肯定的。但他认为随着时代的前进,“才益乏而智益劣”,则是不完全正确的。这些都说明马端临的观察与探索是可贵的,由于时代的局限,他只能凭现象下判断,但即使如此也并不能掩盖其史学思想的异彩。

五、《文献通考》在中国史学史上的地位

综上所述,《文献通考》是继杜佑《通典》、郑樵《通志》之后的一部重要的典章制度通史专著,在中国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首先,是一部继往开来的典章制度通史

马端临对《史记》、《汉书》、《资治通鉴》进行认真研究,了解到各书的结构、体例、作用、意义,特别是对《通典》的钻研是很深入的,既钦佩其“纲领宏大,考订该洽”,又感叹其“节目之间,未为明备,而去取之际颇欠精审,不无遗憾”。

前人的优点要继承,缺点要纠正,不足之处要加以弥补,他勇敢地担当起这一历史使命。并且,他在继承的基础上有所创新,除了新增、调整、修订节目等内容调整,由于“盐铁始于齐,榷酤始於汉,榷茶始於唐”,唐代的杜佑把盐铁目放在《通典》卷10,把榷酤、算缗、杂税放在《通典》卷11,统归《食货典》。

而几百年后的马端临,没有墨守陈规,将盐铁、榷酤、榷茶、杂征等敛合并为《征榷考》。杜佑将户口列在《食货典》,马端临有所前进,把户口与以人丁、人户为单位的赋税联系在一起,将口赋、算赋编进《户口》,将田制和与之有关的赋税合并,列为《田赋》,这些都是适应时代的变化而作出的调整;《通典》的作者杜佑,出身士族,强调封建等级,极力推崇“礼”,因此《礼典》占《通典》全书的一半,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将其压缩为60卷:《郊祀》23卷,《宗庙》15卷,《王礼》22卷。

减其所当减,增其所宜增,马端临的这些创新之处皆体现了史学前进的道路。

其次,材料丰富, 分类详细

马端临广泛搜集资料,内容丰富,尤其是对宋代典章制度的记述特别详细,约占全书的一半以上, 是全书的主骨,可以订正、补充《宋史》诸志的地方甚多,且对历代制度演变的评论颇有独到的见解,实为研究宋史的一部基本史籍。

脱脱主编《宋史》时,《志》的部分就参考过《文献通考》。《文献通考》有着许多为他书所不能见到的珍贵材料,比如《征榷考》、《市籴考》、《土贡考》等, 就提供了许多研究经济史的具体材料,《象纬考》、《物异考》, 就提供了许多研究自然现象的具体材料,《经籍考》就提供了许多研究文化发展的具体材料,《学校考》实际就是一部系统的教育史;分类方面,杜佑将《通典》分九类,郑樵《通志》有二十略,而《文献通考》则多至二十四门。

《通考》的材料三倍于《通志》,六倍于《通典》,并且下限续写到南宋宁宗嘉定五年(1212) 。为此,《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81《史部·政书类一》评曰:“虽稍逊《通典》之简严,而详瞻实为过之,非郑樵《通志》所及也。”《通典》、《通志》都不及《文献通考》史料丰富。可见,《文献通考》是一部比较完备的典章制度专史,可为后世研究典章制度者提供丰富的史料。

再次,经世致用思想贯穿始终

马端临撰修《文献通考》的原因, 他自己说是“庶有志于经邦稽古者,或可考焉”。数百年后,清乾隆帝在《御制重刻文献通考序》中更盛赞此书“诚考据之资,可以羽翼经史, 裨益治道, 岂浅鲜也哉”可见《通考》其书实有资于治道,是经世致用的史学名著。

第四,对史料严格的考证鉴定的治学态度

马端临在《文献通考》的编纂过程中,非常重视考证,以考证保证内容的精确。《选举·三》对宋太平兴国三年“试进士始加论一首”之事,经过考证,加上按语:“建隆以来,逐科试士皆是一赋、一诗、一论,凡三题,非始於是年也”。

再如,卷三十三,《选举考六》“元光元年策贤良’之事,纠正“元光元年”之误。另有许多问题难以断定是非,马端临则加以存疑。如《选举·二》所记天宝六年科举考试无一人及第之说,考证曰:“然以《唐登科记》考之,是年进士二十三人,风雅古调科一入。

不知何以言无一人及第也。当考。”在《选举·四》有“按祖宗以来,试进士皆以诗赋论各一首,除制科外,来尝试策”。后面有:“不知试策实始于何年,当考。”这种存疑的精神是可贵的。

凡出于自己推断的,马端临皆作了说明,如《征榷·二》关于东汉建初(76——83)中,议复置盐铁官一事,马瑞临认为“盐铁官,显宗已尝置矣。今言复,岂中间尝罢耶?”可见,马端临不轻下判断、治学之严谨。

六、《文献通考》的缺陷

顾炎武曾经说过:“马贵与《文献通考》,以一精力成之,遂为后世不可无之书。而其中小有舛漏,尚不能免”。这种评议和说法是近乎情理,合乎实际的。但是,即使存在的是一些“小有舛漏”的问题,阅读时亦不可忽视。

首先,《文献通考》的某些内容失于疏略

由于《文献通考》全书规模宏大, 某些内容就难免失于疏略。如《职官考》多录《通典》旧文。唐末五代部分无旧文可录,那么这一部分叙述甚为单薄。又如《经籍考》虽内容丰富,分类详核,但主要依据于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和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二家,所以不可能是十分完备的。

其次,《文献通考》重复的现象时有出现

由于《文献通考》全书篇幅太大,重复现象就不可避免。唐人陆德明的《经典释文》30 卷,既见于“卷185 经解类”,又见于“卷190 小学类”;宋人宋敏求《春明退朝录》5 卷, 既见于“卷201 故事类”,又见于“卷216 小说类”。

再次,《通考》某些安排不甚得当

如《郡斋读书志》将《战国策》从史部目录里提出来列入子部纵横家类,马端临还在《文献通考》里不加分析地继承了《郡斋读书志》的错误观点一误再误。又如《史通》、《通志·艺文略》和高似孙《史略》都将李延寿《南北史》列入通史类,这是正确的,而马端临《文献通考》却把《南北史》改入断代史类,把本来属于正确的东西当做错误的东西而加以“纠正”。

最后,《文献通考》还出现有明显的错误。如《通考·刑法考》记述仁宗天圣五年(1027) , 陕西闹旱灾,下面有司马光一道奏章,这是一个明显的错误。因为: 天圣五年, 仁宗刚继位,而司马光还仅仅是一个七八岁的小孩,怎么可能在这个时候上这道奏章呢!实际上,司马光确实给朝延上过一道奏章, 但那是数十年之后的英宗治平元年(1064),远不是天圣五年,而且所上奏章谈的是“剿匪”之事,而与旱灾无关。

虽然《文献通考》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存在着不少的缺陷,然其史料价值不容忽视,更不容忽视的是马端临的博学多识。《文献通考》是一部典章制度专史,很多的人都对这部书极为重视,自元代以来,历代多次刊刻。

清乾隆年间,合唐杜佑《通典》、宋郑樵《通志》、元马端临《文献通考》为《三通》,于乾隆十二年(1747)由武英殿刊行。

清乾隆十二年迄五十二年(1787)年间,陆续修纂《钦定续通典》(150卷)、《钦定续通志》(640卷)、《钦定续文献通考》(250卷)、《皇朝通典》(100卷)、《皇朝通志》(126卷)、《皇朝文献通考》(300卷)等,清光绪中辑刊为《九通》,浙江书局为之刊行。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刘锦藻辑乾隆五十一年(1786)至光绪三十年(1904)间之典章制度为《皇朝续文献通考》(400卷)。

民国二十四年(1935)至二十六年(1937)间,上海商务印书以《皇朝续文献通考》合《九通》为《十通》印行。

今天流传最广的是1936年上海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丛书中的《十通》本。这个版本是根据清乾隆十二年(1747年)武英殿本排印,末附《考证》三卷。

除这些之外,清代还出了一些节本,主要有《文献通考详节》(24卷)、《文献通考纪要》(2卷)、《文献通考钞》(1卷)等等。这些节本去取不当,有不少的错误,不足为据。

而《文献通考》的善本当推元朝泰定元年的官刻本及明朝正德、嘉庆间刻本。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