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小纲二胡曲光明行】叶小纲 音乐家灵魂永远在路上

丙申秋天来了,北京国家大剧院周边的银杏叶满目金黄,银杏染秋,活生生、金灿灿的秋日童话开始了。

去往国家大剧院的路上,一路享受明媚阳光,清透的蓝天和徐徐的微风,它们配合得恰到好处,好像它们都是商量好的,缺了谁都会有遗憾!

11月8日当晚,一场 “纪念孙中山诞辰150周年民族音乐会《天下为公》——海峡两岸大型民族音乐会交流巡演”在此起航,音乐会压轴曲目是叶小纲版《光明行》,来自海峡两岸四支著名民族管弦乐团组团的大建制120人乐队演绎新《光明行》的灵性与诗意。

新作“二胡与乐队《光明行》”,与刘天华《光明行》同名异质,巡演为世界首演。在著名指挥家彭家鹏恣意挥洒的指挥下,乐队才智焕发、灵感洋溢,清新中洋溢着动人的中国风格。

由作曲家心灵迸发出的音符,常常会散发出不可思议的神奇魔力。在著名二胡演奏家宋飞独特表达中,蕴藏着超越感官愉悦、震撼心灵的力量,或潜伏深谷,或跃腾上进,跳跃的音符记录着新时代的蓬勃朝气。在令人陶醉不已的如歌长调里,在稳健坚毅的气质中,两根轻细的弦丝勾勒出在新世纪中国迈向未来的过程中作曲家的兴奋心情,满怀信心,对新时代充满期冀。

一切都在弓弦的跃动间生机勃勃,沉浸在演奏家高超的颤弓技巧,当最后一个音符为整部作品画上圆满句号时,不经意间为长空洒下一片光辉,给予听众一种独特的壮丽感。聆听,令音乐超越了旋律本身,成为难忘的精神洗礼。

叶小纲现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全国文联委员、中宣部首届“四个一批”人才入选者、中国电影家协会理事、中央音乐学院副院长、作曲教授,是中国当代音乐创作的代表人物、我国当代著名作曲家。

主要作品包括交响乐、室内乐、舞剧音乐、歌剧音乐、影视音乐等多体裁的大量音乐作品。音乐代表作品有《地平线》《最后的乐园》《西藏之光》《楚》《和平祭》《琵琶协奏曲》《共和之路》《临安七部》《广东音乐组曲》《喜马拉雅之光》《纳木错》《西藏之光》、《林泉》《马九匹》等;舞剧音乐《深圳故事》《澳门新娘》等;歌剧《咏别》《永乐》及《牡丹亭》。

叶小纲的影视音乐包括《人约黄昏》《刮痧》《芬妮的微笑》《玉观音》《惊涛骇浪》《太行山上》《大国崛起》等。

其中《惊涛骇浪》获中国电影华表奖“最佳音乐奖”,《刮痧》和《太行山上》荣获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音乐奖”,《人约黄昏》获上海电影节“最佳音乐奖”,叶小纲本人还获得过上海电影节颁发的“杰出电影音乐贡献奖”。

叶小纲的音乐人生跌宕起伏,早年成名、美国求学、回国任教、创立音乐节、推广中国文化,也如同一部交响乐作品般激荡人心。他擅长将中西音乐结合,用全世界都听得懂的音乐语言诉说中国的故事,让观众深受感动,是“走出去”的先锋。

8日这一天,是我因这次巡演机缘,第二次见到叶小纲先生了。昨日,刚刚在中国广播民族乐团大礼堂彩排中见他,也是一袭黑衣,一团真气、一身热情,简单、平静,略显深沉。他对新作的首演很重视,压轴曲是最后一个练,但是他总是在第一个曲目还没开始前就坐进了音乐厅,观察、聆听,排练自己的曲目时亲自上场指导排练,用悦耳的声音与指挥家、演奏员交流。 

 记者:您的新作“二胡和乐队《光明行》”是这次音乐会的压轴曲目,巡演是世界首演。能介绍一下创作的情况吗?另外,《光明行》是刘天华创作的著名二胡演奏曲,是什么原因促使您同名命名新作?

叶小纲:   我在江南长大,那里的音乐与我有缘。受江苏委约创作,在去无锡探访刘天华与阿炳的生命足迹时,我就萌生创作与刘天华同名二胡曲《光明行》的念头。起一模一样的名字是致敬,也是传承,传承中国民族音乐精髓,给自己一个奋然前行之鞭策;但是完全是在新的意义上的新创作,是百年后,作为当代音乐家以自身情怀向先贤致敬。

音乐是人类心底最隐蔽的秘密,能将人类最神秘的基因向茫茫宇宙传递。刘天华与阿炳是我们的民族记忆,他们在高处冷瞥社会的浮躁。尽管音乐无法改变社会,却是时代的先锋号角,人性的坚强意志可通过乐音表现,也是历史进步的原动力之一,这也是《光明行》给予听者的信念!

我成长于吴越之地,《光明行》的旋律一直流淌于内心,并未刻意为之。其实,自创作与马勒《大地之歌》同名的作品后,我从2005年起就不断给自己加压,写几阙与著名乐曲同名之作品。 这非常冒险,因为并不知晓历史会如何评价?不过评价不重要,人无压力飘荡如风,这是把自己放在火上烤。(说到这里,叶小纲先生微抿的唇沁着淡淡的笑意。)

江南一带文化底蕴深厚,百年诞生不少音乐家。但是近几十年,缺乏特别过得硬的作品,我想尽我的努力试试看吧。但是要吸引人注意很不容易,现在的作品太多了,所以我就起了同样的名字试试。完全是在全新面貌上,所以开始叫“新《光明行》”,但是后来,我去掉了“新”字,就叫《光明行》。同名没什么,比如,叫第一交响曲很多,马勒、贝多芬、勃拉姆斯、施尼特凯等都写过,我也写过,这也是一个传统。

无锡归来,再听刘天华与阿炳的音乐,我决意在几年之内写六首标题与两位前辈相同的民乐作品,写《光明行》、写《烛影摇红》、写《变体新水令》、写《听松》、写《月夜》和《寒春风》,既是传承也是出新。这曲《光明行》大约是我近二十年来最大众化的作品,后面,我准备花时间调整,再配一个室内乐版和一个管弦乐版,希望这作品能像筝曲《林泉》一样,成为该乐器研习者的必修曲目。

向往、致敬,以及由此派生而来继承、再造与拓展,是十分崇高、充满敬畏的情感和行动。 一切艺术创作都是从敬畏心这一原点出发的跋涉与砥砺。从传统出发,从经典出发,感受并与时代的脉搏共振,努力创作不负时代的艺术精品是我们的责任。

 记者:您曾经说过,您有三个音乐精神来源,它们是中国古典音乐、德国古典音乐和美国当代音乐技术。对您来说,瓦格纳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精神资源,主要是他的强者意识。但您没有怎么受德国现代音乐的影响,您也比较喜欢传统意义美感的艺术作品,您认为美国是一个比较讲究传统意义美感的国家。

我想问,在这三大来源之下,近年来,您的音乐创作是否更多在关注民乐?另外,您写的筝曲《林泉》,是该乐器研习者的必修曲目。您写的《纳木错》也被列为青年组国际钢琴比赛中的必弹中国曲目。必修曲一般必须具备哪些特征?

叶小纲:我的创作关注点还在交响乐和歌剧上。我的多首古筝曲创作也是因为委约而作。古筝有悠久的历史,近几十年发展很快,新作也多。所以很感谢江苏委约我为写二胡曲。写古筝曲有三四个,二胡还是第一次写。二胡只有两根弦,相比有四根弦小提琴音域窄了许多,很小的发声桶,发声结构也不是特别完善,表现力创造上难度更大,对作曲和演奏者要求都高。作为一种乐器的必演曲目,一是好听,二是有难度。新《光明行》一定也会是。

这次音乐会是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光明行》是刘天华先生心情很苦闷时写下的,是他对光明未来的期冀。当今时代还需不需奋力前行呢?《光明行》是一种鞭策和鼓励。借纪念孙中山的机会,中山先生在道德上、精神上、操守上都是国人榜样,音乐承载着思索和未来梦想,用音乐表达对历史的铭记,对世界和平的呼吁,对人类进步的歌颂,对美好未来的展望。

 中国近百年的文化史充满荆棘,音乐应该对我们这个时代给予更多关注,不应将人的社会及精神因素置创作之外,否则也会被人类社会最终所淡忘。音乐能滤去尘世中的焦虑与不安,能让囧迫之心胸变得更加宽容与仁慈,使人在任何心境都能涌起对善美的向往与信心。音乐教会了我们在面对举步维艰时,意识到仁慈与宽容、勇敢与责任同样都是人性最宝贵的光辉,是俯仰天命的必然,也是对自己、对他人、对社会最有效、最长久的方式。

记者:有一种说法,民乐是我们最难忘的乡音。您是否觉得民乐创作,在国内有更广泛的群众基础?

叶小纲:这个很难说。国内学西洋乐器的也很多。昨天听了乐队效果,总体还不错。但是民乐交响还是有一些问题,更加寄希望独奏家的表演。

记者:您曾经获得过《时尚杂志》评选的“中国时尚先生”称号。您很谦虚,说:“我之所以在中国还有一点名气,不是因为我写过多少古典音乐,而是因为我写了很多影视音乐。” 您的创作非常广泛,在您的作品里中国元素是否是最为重要的元素?另外,也希望您谈谈民乐走出去的问题。

叶小纲:中国元素对作品影响很应该说是很多的。江苏、天津、甘肃、西藏等等各地都有独特性。民族音乐的弦法、勾音、宫音转移、调式转换等都有很多启发,民族音乐委婉秀丽,壮丽华美,发自内心,非常感人。如,我的《喜马拉雅之光》中有两个必不可少的元素是古筝和竹笛。

最初本想用西藏的弦子,但少数民族乐手不识五线谱,进不了乐队,用古筝代替弦子。在琴弦的拨动之外,古筝还有刮音,音乐表现力更为丰富,让民族调式和声语言与现代调性意识的完美结合,“很中国”不仅是元素,更是灵魂。

民乐走出去,关键是提高作品质量。音乐写的好,就没有国界。另外,乐器的改革要继续,律制有问题,表现力有问题,给作曲家更大的空间。

还有,近年来民族器乐演奏存在不合理的表演化趋向,形体动作大于实际乐音表现,面部表情夸张,形体动作离谱,甚至外加不必要的舞美与灯光,基本脱离了音乐本体,这从根本上说是肢解音乐,容易引起听众对音乐艺术理解的片面化。从国际合作经验看,有些民族器乐独奏家吃了不少演奏不严谨的苦头。演奏严谨来源于学习的规范。应该说,民族器乐演奏在严谨教学方式上还有提升的空间。

同时,对音乐刻苦学习,技术关之把控,音乐现象整体的学习和领会,对中外历史音乐文献之耳濡目染与听觉记忆,也非常重要。只有常年下苦功,才能达到真正表演的随心所欲。没有一个表演大师是走捷径成功的。当然,创作更如此,一生修心才能有正果。喧嚣一时而不扎实的表演,很难取得真正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