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浩亮去世】钱浩亮后记
中国人,不管属于哪一派,整人的手法是一样的。对于演员,他们深知演员的秉性,要他们离开舞台,让他们永远无法在舞台上亮相,就等于要他们的命。当年,整人的人对待马连良,对待周信芳,对待李少春,对待……,就是如此,整得他们一个个离开了人世。
如今,当年被整的人对待钱浩梁也是这样。既然“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了,就算是当年出演“样板戏”错了,那么,让钱浩梁演出传统戏剧,让他通过传统戏剧的演出,逐步地、潜移默化地改造、净化自己的灵魂,有何不可呢?更何况,辩证唯物主义者讲得不是扬弃吗?如今,我的许多朋友,针对我痛恨“文革”中那些欲置我于死地的人的想法,正色地告诫我:“不妥,中国人讲以德报怨而不赞成冤冤相报。”
钱浩梁是如何想的,我不得而知。但是他一心想重返舞台,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在篮球场上练功。没有厚底靴,就穿着解放鞋练腰腿身段,练云手趟马起霸,练拿顶翻溢扑跌,没有人陪他“耍下手”,就独自操着竹竿练把子功;每天起早吊嗓,贪黑默戏。
钱浩梁不知道:在练功时没有厚底靴和练功毯,篮球场的水泥地面对自己的冲击力是可怕的。一年多之后,正当他暗自庆幸自己的功夫差不多全都拾回来的时候,久震成伤的右膝半月板突然粉碎。他被送进医院做了右膝半月板摘除手术,在重返舞台生涯的道路上又一次遇到了挫折。
1983年,喜爱京剧艺术、主持河北省文教工作的副省长高占祥,根据党的“治病救人”的政策,指示省文化厅收留钱浩梁,说:“对钱浩梁,不要有顾虑,大胆使用。”用一纸调令把钱浩梁调到了石家庄市的河北省艺术学校。
面对拄着棍子,一步一挪的钱浩梁,艺校领导皱起了眉头。经请示省领导同意后,让他先回京治伤,痊愈后再上班。
1984年春节前,高占祥派省文化厅的两个人赴京代表他看望养伤的钱浩梁,祝钱浩梁全家过个好年,给钱浩梁正患乳腺癌卧病在床的妻子曲素英送去二百元困难补助。钱浩梁接过这笔钱,控制不住自己,痛哭失声。他动情地说道:“我是个犯过错误的人,还没为河北做过一天工作,省里这么关心我,我一定争取早日工作。”
钱浩梁在腿伤初愈就告别妻女赶往石家庄,受到了艺校领导、师生的热烈欢迎。艺校职工宿舍紧张,却给他挤出了一间20平方米的住房,又给他从市里特批了一套液化气灶具,并尊称他为“钱老师”。受此礼遇,钱浩梁感激异常,他在欢迎会上激动地说:“我是个犯过错误的人,组织上既然把我安排在这里,我就要努力工作。我是唱戏的,不懂教学,在教学上没经验,希望大家帮助。”
投之以桃,报之以李。为了报答艺校的知遇之恩,钱浩梁忘我的工作着。他倾心教授着学生们,编写了《戏曲基本造型十五功》的教材,为学生教授并排练了盖(叫天)派剧目《一箭仇》、《雁荡山》。
在待人处事上,钱浩梁讲话低调,措辞委婉,行动谨慎,经常独处,出入不摘墨镜。每逢开会墙角坐,不提意见光通过。
但是,钱浩梁时时刻刻地盼望着重返舞台,每天练功不止。即使回北京探亲,也是边压腿边和妻女闲谈。多次表示要给艺校排练自己的拿手好戏《长坂坡》、《艳阳楼》、《挑滑车》。
1988年,河北省文艺界评定技术职称,艺校顺利地通过了钱浩梁高级讲师的职称,但报到省里后却卡了壳。高占祥得知后,明确表示:“钱浩梁的情况我了解,他的职称应该批,他的住房也应调整。他是难得的人才,要用人所长,我们要把党的政策落到实处。”国庆节前,他的职称问题解决了。钱浩梁脸上露出了少有的笑容,下厨动手做菜招待前来祝贺的艺校同事。
这年,一位与钱浩梁二十三年没见过面的老朋友在《中国戏剧报》上读到了《浩亮近况》,抑制不住对老友的思念,前去看望他,俩人彻夜长谈。之后,老朋友写信给喜爱京剧艺术的宋任穷,希望能让钱浩梁重返京剧舞台。宋任穷将这封信批转给了文化部。
不久,钱浩梁接到一份通知:中国戏曲学院的历届校友,为母校募集教育资金,邀请他参加于12月在北京中山公园举行的三天义演。钱浩梁立即登门求见省委书记李文珊。文化部根据宋任穷的批示精神,同意了李文珊呈报的钱浩梁的请求。
12月6日,在中山公园礼堂的后台,二十五年没演过传统戏的钱浩梁,即将出演《艳阳楼》。他对着化妆镜拿起笔,迟疑地回忆着脸的勾法,一丝不苟地勾描了起来。上场锣鼓响罢,钱浩梁登台,走完趟马后的那个大“跺泥”,稳稳当当地跺在台上,博得了满堂彩……
几天后,高占祥约见钱浩梁,慨然长叹:“看来,决定你登台演出是符合民心的。”
1989年元旦,钱浩梁应同样喜爱京剧艺术的天津市长李瑞环的邀请,在天津电视台出演《艳阳楼》,录像在天津电视台元旦节目中播出后,引起巨大反响,全国各地许多文艺团体和电视台纷纷请他前去演出。
重登舞台的钱浩梁,十分珍惜来之不易的机会。于1989年春,不惜借款一万多元,在上海定做了行头器械。为了尽快还清这笔巨款,他忘掉自己的年龄已经快60岁了,在各地舞台之间疲于奔命,而且常常在同一出戏中,先后分饰几个角色频繁上场。
但是,他在对待各地演出邀请时,总是小心谨慎,对方不出示当地最高一级政府的公函邀请信决不答应前往。倘若是义演,即使组织者象征性地给他少许钱,他也不敢接受。每次出外演出,首先征得艺校同意,方才前往,并且严格按照合同,每演出一场就交给艺校一百元钱。
每次演出前,他都这样面对观众:“感谢大家还记得我。现在我为大家做汇报演出。”每次演出的都是传统剧目。只有在观众的强烈呼声中,不唱一段《红灯记》就无法下台的时候,才唱一段《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过后,钱浩梁向朋友解释道:“观众有个误会,以为《红灯记》是我的代表作,其实《伐子都》才是,可是大家不认。”
1992年1月,钱浩梁应邀到济南出演《龙凤呈祥》,在《甘露寺》里先演鲁肃,后演乔玄,当他又在《回荆州》中卖力地演赵云时,五十八岁的钱浩梁突然感到头晕,随即倒在了舞台上,在丧失知觉前的一瞬间,他清楚地看到,幕布哗啦啦地拉上了……
钱浩梁再次被迫离开了舞台,他得了脑溢血……
我是最理解钱浩梁心情的人群中的一个,如果我还有“登台演出”的机会,我也会卖命的。“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思边草拳毛动,雕盼青云睡眼开。”自古亦然。
1992年底,脱离危险的钱浩梁被批准病退返京,结束了河北省艺术学校的教师生活,终于和日夜思念的妻子曲素英朝夕相处了。
失语、半身瘫痪的钱浩梁在妻子的悉心照料和不少戏迷的关心牵挂下,一点、一点地恢复了说话、走路、吃饭的功能,1998年前后基本康复。
基本康复的钱浩梁又坐不住了。
1998年10月,钱浩梁和妻子曲素英在北京长安剧院同台献艺。在观众的强烈要求下,他不得不独唱一段《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四句散板之前,他背对观众,突然一个转身,挥手“啪”地一声打开外衣的衣襟,一个丁字步亮相,观众立刻……
2001年5月26、27日,67岁的钱浩梁,应86岁的袁世海邀请,与75岁的高玉倩、年过花甲的刘长瑜等老搭档,在北京人民剧场的舞台上,为两千多名观众演出《红灯记》中的六个精彩选段。
演出前,中国京剧院院长吴江说:“同意袁老他们演《红灯记》,我心里真是矛盾,我就担心袁老他们的身体啊。”
为防万一,演出那两天,剧场门口安排了一辆救护车,并配备了医生、护士和各种急救、医疗设备、药品。之后,钱浩梁和妻子曲素英又站在了美丽的西子湖畔东风剧场的舞台上。俩人合作演出了京剧《白毛女》。他们一念一白、一唱一腔,韵味十足。一曲终了,几位须发花白的老票友起身像年轻人一样高喊:“《红灯记》!来段《红灯记》!”顿时,全场雷动,千人高呼:“《红灯记》!《红灯记》!……”
钱浩梁和曲素英联袂登台了,他唱罢一曲《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趁夫人演唱《都有一颗红亮的心》的空隙,稍作休息后再次登台,演唱“手提红灯四下看”。过门刚启,钱浩梁忽地一转身,左手拨开衣襟,右手舒展红灯,来了个李玉和式的亮相,唱腔未起,已是全场掌声雷动……
后来,钱浩梁和妻子曲素英相濡以沫,夫唱妇随,舞台演出是他们的共同愿望,也是他们赖以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柱,信奉的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而不是“团结一致向钱看”。他们的独生女钱红南,在美国留学,毕业后在那儿找到了一份工作。
本文作者说:某些人对钱浩梁这样有一技之长,而又愿意奉献给大众的“死老虎”揪住不放,不停地寻找他们过去的过错、丑恶……而对“文革”中一些双手沾满了无辜者的血泪,今天活得既排场又滋润的人百般呵护,讲求什么“以德报怨”,的确令人不解。
对此,钱浩梁的妻子曲素英曾对记者说:希望三十岁以上的人们忘了他们,平安度余生是他们最大的心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