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蕙荞近况】鲍蕙荞 站在时代漩涡里微笑
在狂风骤雨中,她被损耗的太多……她是这样的人——像弹簧,压力越大,反弹力越大,也压不垮
◎本刊记者 王海珍 春天的画展,又见鲍蕙荞。穿着粉色毛衣,眼睛眯着笑意,在中国美术馆的展厅内,一张一张看过去,很认真。看背影,略瘦弱,很专注。 间或有人和鲍蕙荞打招呼,有的听到她的名字会恍然一惊,“噢,我小时候就听过您的名字。
”惊喜大力握手。年轻的一位稍茫然,侧头问了周围的人,然后跑来和她合影。她微笑着,又有点游离。显然,安静的看展与热烈的合影之间,她更倾向于前者,在人群的缝隙中,她悄悄地跑到更安静的三楼,继续看画。
“如果你不走音乐这条路的话,你会选择做什么?”问她,她毫无犹豫:“画画。”然后又叹息,“可惜没有时间,画画要花费很大精力。所以只能向往一下。” 这个时代的“轻”与鲍蕙荞时代的“重 ” 媒体喜欢称鲍蕙荞为公主——钢琴公主。
出身优渥,年少成名,轰轰烈烈的爱情,镁光灯下的婚姻,弹琴一辈子,美丽、优雅、高冷、知性,多么符合人们对公主的期望。 “公主?”这只是远观人群的想象罢了。了解她的朋友们仿佛能听到鲍蕙荞每一个毛孔对这种称谓的“不屑”。
呃,好像“不屑”并不准确,她并不喜欢用俯视的角度去看待事物。实际上,她很谦逊。她只是不愿意去解释罢了。 美国作家诺曼·梅勒说,女明星是稀有动物,她们生活在与世隔绝的自我世界里。
鲍蕙荞未必会喜欢这句话,她或许不会把自己看作女明星。与世隔绝的自我世界?她的粉丝也未必会答应——她一直是那么热情地投入在生活中,即便是年近八旬,还在为钢琴演奏会奔波,忙着做钢琴同行的采访,哪里会与世隔绝? 但是在和她有过两次见面,一次长谈后,我的脑海中就蹦出了这句话。
在漫长的公众视野中,鲍蕙荞被抛掷在时代的漩涡里,几经沉浮。如果没有“与世隔绝的自我世界”这样一个内在的独立空间存在,那她又如何能一直保持着精神的独立与自我完整性? “女明星”这样的词,现在放在鲍蕙荞的身上好像显得轻了,但是当年奉她为“女神”“偶像”的那代人都已经开启了退休生活模式,当年鲍蕙荞在观众心目中的地位堪比现在的“郎朗”“李云迪”。
而差别在于当年的鲍蕙荞时代是讲“政治”的,现在的郎朗们是“商业”的。 是的,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烙印。每个人都离不开时代。鲍蕙荞尤其不能。 前一阵电视剧《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热播,网上有人评价这部剧时说:这部剧太“轻”,没有人性的灰暗地带,这是人性的“轻”,生命可以反复再来,这是生命的“轻”,没有对命运的反抗,这是自我的“轻”。
在各种“轻”里,唯有对情感的“重”。
爱情是他们唯一的“锚”。 是的,这是当下时代年轻人的精神速食品。 生活在这个崇尚“轻”的时代里,回望鲍蕙荞那被时代裹挟,政治缠绕的爱情、婚姻、以及事业,难免有一种隔离之感。尽管她那被时代冲撞的青春时代距离现在不过几十年,放入历史长河中也并不遥远,但是对一个个体的人而言,那就是很长很长的一段岁月了,长得可以浇筑大半个人生。
鲍蕙荞(左一)与朋友参观艺术展
“都死过一次的人了,还有什么可怕的?” 几个月前,在鲍蕙荞家中,和她第一次见面。那天,她穿着大红色的毛衣,衬得皮肤很白。那一次我们之间隔着窄窄的桌子,能看到她眼神中亮晶晶的笑意。她可能喜欢亮色系的衣服吧,在美术馆里,我猜。
第一次见面,先从她的书聊开去,在有时需要一个月辗转几个地方举办演奏会的节奏中,她坚持采访钢琴界的同行们,坚持了很多年,出版了几十万字的采访集。著名的钢琴家做了记者应该做的事情,而且,做得超出了绝大部分记者的水平——因为,她太熟悉了,她熟悉钢琴世界,音乐节奏,那些大师们也因为有了高水平的对话者而妙语连珠。
对话这回事,最是讲究棋逢对手了,不然鸡同鸭讲,多么痛苦。所以,鲍蕙荞的《倾听同行——中外钢琴家访谈录》如今在筹划出第三集。
写作这回事,鲍蕙荞一直不陌生。时间再往前追溯30年,1987年,鲍蕙荞写过自传体文章《含着泪眼微笑》,30年后她坐在自家的客厅内,回望当初写下那篇文章的心情,“那算是我前半生的一个记录吧”。
人生的后半程会再提笔写回忆录吗?可能会。她谨慎地说,但还没做好准备。有时书写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就好像把伤口又剖开一样。鲍蕙荞低头沉思了一下,复又微笑,像是给自己鼓劲,又像是给自己命令,“会写的”。
“都死过一回的人还有什么怕的呢?”鲍蕙荞说,笑声朗朗。 四川出生,北方长大的鲍蕙荞,有着川人的坚韧也有北方的豪迈,如果她不自己提及,那很难想象,她娇瘦的身躯承受过如此多的病痛。
政治冲击波最厉害的那几年,她得过黄疸型肝炎、肾炎、甲亢等,好几种病反复交织,甲亢来来回回复发过好几次——由于精神压抑和精神刺激所致。身心交瘁期间,她会把后事都在心里安顿一遍,妈妈和孩子托付给谁这样沉重的问题,死亡变得具体,“人活着,最尽头的一件事就是死,当你觉得可以面对死亡,心里反而轻松了” 。
凡事做最坏的打算,做最好的努力。生病了,自己“折腾”着好起来——她每天在院子里锻炼身体,坚持弹琴。
自己就是自己最好的医生——求生的欲望是如此强大,病痛一一被击退。 上世纪90年代初期,时代的裹挟渐渐松绑,婚姻的惆怅慢慢消褪,她全身心投入钢琴王国中,却又在一次意外中右手手腕骨折。这对于一个钢琴家而言,是致命的打击。
比起骨折这样身体的疼痛,无法上台演奏的焦虑或许更让她难受。 打不垮的鲍蕙荞又开启了坚韧的疗治,打着石膏的右手也会下意识地追踪着乐谱。6个月后,她穿着高跟鞋,晚礼服,款款走向舞台,出席了“中国艺术家小组”赴台演出现场,她是第一个赴台演出的大陆钢琴家,在台湾观众热情的掌声中,她鞠躬感恩,没有观众知道她在此之前经历了多少折磨——然而她又可以弹琴了,她又活过来了。
2006年,鲍蕙荞又一次经历了与“死亡”擦肩而过。
2006年,她被查出罹患2—3期乳腺癌。手术7个小时全麻,她沉沉睡去。没人知道那7个小时前后带给她的内心触动。病愈后,有一次在中央电视台《艺术人生》的演播现场,她对朱军说,“我觉得应该让我得这个病。
”朱军诧异地问:“为什么?”年近70的鲍蕙荞笑着说:“因为我比别人坚强啊!” 大病初愈的鲍蕙荞,应邀去西班牙担任国际比赛的评委。她特意多留了两天去参观名胜古迹,走在异国的大街小巷,幸福油然而生:“感谢上天!
我得了这么大的病,还能这么快乐地工作,还能看到这么美丽的地方,吃到异国美食,生活多美好啊!” 那种感恩的心境,唯有经历过失却的人才会有真切的体会——路边的野花都泛着生命的微光,每一个还能够呼吸的日子都值得欢庆,这样的“幸福”因为有了失而复得的珍惜感,愈发闪着晶莹。
活着真好,活着还可以做很多很多事情,70岁的鲍蕙荞做评委,开演奏会,学英文,画画,做采访,各个城市辗转奔波,努力吸允着人生养料。
因为走路飞快,她曾经被称为“暴(鲍)走族”。曾经也因大腿骨骨折而需要拄着双拐无法飞奔,但是经过短暂的恢复训练后又穿着高跟鞋登台演出,这是退休年龄的鲍蕙荞,也似乎是她生命的常态,总是在不停地与各种磨难做战斗,一次两次三次无数次,病痛仿佛盯紧了她,一次次扑过去想要打倒她——她就那样一次次接住,然后反击,再反击,在与病痛的一次次较量中,越来越强大。
2007年第四届中国国际钢琴比赛。鲍惠荞任评委会主席。全体评委与获奖选手合影
那些绕不开的时代韵脚 如果剥离了时代去看鲍蕙荞,就会在很大程度上“轻读”她。会以为她的人生只是闪烁着“励志”“不屈”的光芒,那光,也耀眼,也亮丽,但总会少了点韵味。如果绕开她备受瞩目的婚姻,那又难以理解她与那个时代难以言说的“纠葛”。
在那个一切政治挂帅的年代,每个人都像被扔在锅里待炒的“黄豆”,不知道会被颠簸到什么地方,又像在狂风骇浪中的小船,根本来不及扯帆、起锚,就被抛掷到巨浪中央,命运的咽喉在哪里?没人知道,又怎能扼得住? 于鲍蕙荞而言,那些身体上的疼痛,相较心理上的煎熬与彷徨,是更容易应付的吧。
毕竟,前者是具体存在的,而后者,无形无影却无所不在,身处其中,像迷雾漫天行走在悬崖边。 鲍蕙荞的爱情像一阕罗曼蒂克浪漫舞曲。
年轻时,她美丽、优雅,获国际大奖,是国内首屈一指的钢琴明星。她的恋人庄则栋热情、帅气,世界乒乓球冠军,大众偶像。她和他谈恋爱,是大众眼中“金童玉女”的组合。 每次谈及结婚,体委的人就会说,让他再打两年吧,再打一届就结婚。
她和他就一直等啊等,谈了六年恋爱。“文化大革命”暴风雨般来袭,庄则栋被贴了大字报,没有比赛可打,天天被批斗,她说:“我们结婚吧。” 1968年,在贴满毛主席像的简陋房屋内,他们手握红宝书结婚了。
“婚后的日子是温暖的。我们在狂风暴雨中为自己筑起了一个小小避风港。”鲍蕙荞这样写道。 然而,那小小的避风港很快被狂风骤雨袭击了,甚至来得更急——1968年5月13日,庄则栋被打成“现行反革命”,5月18日,鲍蕙荞的父亲被扣上“反革命”的帽子,5月19日,她本人被隔离审查,抄家。
而这些只是序曲。 鲍蕙荞和庄则栋的婚姻也从此风雨飘摇,就像鲍蕙荞自己说的那样:“我们的婚姻像一艘小船,在风雨中飘摇,待到风雨过后,虽然小船还在,但是已经完全不是以前的模样。
” 庄则栋因为“乒乓外交”而名噪一时,被钦点从政,继而“文化大革命”时盛极一时的人物,他做了中央委员,又成为体委主任,一时风头劲起。
可是,在鲍蕙荞心里,丈夫越来越陌生,越来越不可理喻。这对曾经被人羡慕的“金童玉女”在政治大潮中,因为选择的道路不同,而渐行渐远。 1976年,“四人帮”倒台。庄则栋受到隔离审查,然而,婚姻还是在继续。
即便是鲍蕙荞因为替庄则栋说了几句公道话,而被专案组的人记录在案,从而被单位“雪藏”,无法再登台演出。——这段经历,被后来的鲍蕙荞称之为“最难熬的一段日子。”——情感世界,很难与丈夫有共鸣;事业追求,又被政治风暴波及,不能再弹琴——“我买了缝纫机,给孩子做很多衣服。
”然而被音乐激荡过的心哪里这么容易放弃? 不让上台,就自己在家练。被雪藏的那两年,她的功力并没有荒废。之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为她录制个人专辑,为女高音歌唱家刘淑芳伴奏,她的钢琴之路再次开启。
然而,挽救婚姻却没那么容易。庄则栋被监护的几年间,她不断为他送去生活必需品,也不断地寻找各种关系写材料,想让他早点出狱,在内心深处,她会问自己:做这些除了义务、同情、理解、关心……有爱情吗? 这位从小爱看书、在音乐中成长的女性,对情感要求与精神契合都有要求,有时她也问自己,“如果我们的家庭没有在政治漩涡中翻卷,那是否今天还在和谐宁静的相处?”然而,生活哪里有什么假设? 1982年,庄则栋被解除监护。
1985年,她和他和平分手。她永远不会在他最落魄的时候离开他,这是她人性中的珍贵,而她也不愿意在一段无爱的婚姻中将就,这是她对精神世界的呵护。
“如果我是一个对精神生活要求不那么高的人,那也许我如今还能生活得很平静,也许这就是我的悲剧所在。”鲍蕙荞说。然而,如果她没有对精神世界的要求,那她也不会成为现在的鲍蕙荞。 “离婚,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悲剧,从另一种意义上来讲,是解脱。
”“爱情是生活中的大事,但不是生活中的全部。” 在“文化大革命”的狂风骤雨中,她被损耗的太多,时间、精力、情感……她是这样的人——像弹簧,压力越大,反弹力越大,也压不垮。
那些曾经结痂了的痛苦,比如,当初的爱情和婚姻,现在会有避讳吗?可以聊一聊吗?她笑笑说,都释然了,都过去了。她叙述着过往的细节,很是云淡风轻。就像飓风中的暴风眼,外人看起来力大无比,身在其中的人,却感觉无比平静。
少年时,她有很多幻想,她有时想当作家,有时想当画家,有时想做乌兰诺娃,有时想作米丘林。后来,她当了钢琴家。在内心深处,她是一个最希望“白头偕老”的女人,她希望始终不渝地爱一个人,又被这个人永远的爱着。
后来,她的婚姻停摆了……但是这些都没有影响她活成了自己期待的模样,有丰富饱满的精神世界,有独立多彩的人生体验,经历了时代的冲击,遭受过大风大浪,都那么微笑着走过来了。
她曾经做过一个心理测试,其中一个问题是:如果前面有三堵墙:高、矮、中,而你必须翻越其一,才能往前走,那你会从哪堵墙翻过?鲍蕙荞毫不犹豫:“我选择高墙,矮墙后面有什么一目了然。而且,一跨就过,有什么意思?高墙后面有什么我不知道,我想那里一定有我没见过的新鲜东西。即便是费了半天劲,翻过去什么也没有,那我也认了。”她的性格啊,注定是要跨越一个又一个高墙,去看那更广阔的风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