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昭王遭吴阖庐之祸 韩愈诗中的“楚昭王庙”在萍乡还是宜城?
唐代大文豪、政治家韩愈传世诗篇三百余,刺袁九个月。但目前为止,不曾确证在袁州留下一首诗,多少令袁州士人有些失望。
《袁州府志》《萍乡县志》均收录过一首《题楚昭王庙》:丘坟满目衣冠尽,城阙连云草树荒,犹有国人怀旧德,一间茅屋祭昭王。
因为以前的萍乡县为袁州属邑,而且县内上栗有楚昭王庙。如果事情到此为止,当然可以说这首诗是在袁州写的。但不巧的是,湖北宜城市(当时的宜城县)也有一座楚昭王庙,而且正是韩愈贬潮州路过的地方。
因此关于《题楚昭王庙》的写作时间与地点大致有三种说法:或将此诗系于元和十四年,认为是韩公赴潮途中路过襄阳境内的古宜城时所作;或将之系于元和十五年,认为是韩公由潮赴袁路过古宜城所作;或亦将之系于元和十五年,却认为是韩公在袁州时所作,又认为此昭王庙在萍乡境内。(高建青、欧阳文等著《韩愈与宜春论考》)
可惜《论考》并没有对三种说法深入考而论之,且对诗中“楚昭王庙”在萍乡以“远非定论,姑且存疑”作结。
三种说法实际上对于写作对象只有两种:萍乡的楚昭王庙和宜城的楚昭王庙。我们还是先来看看有没有比较原生态的依据。
查康熙《袁州府志》关于楚昭王庙的介绍:(萍乡)邑北安乐乡楚山下,世传楚昭王尝吴入郢时,引兵渡河驻此,后人因立庙祀之。
同期《萍乡县志》内容有所不同,除了介绍庙的来历,还有一句“唐刺史韩愈诗,及宋彭襄记”,县志认而府志不认,似乎府志编修对此诗作于袁州亦存疑。
而“宜城说”的依据大概是韩愈写的散文《记宜城驿》,文末明确了写作日期的元和十四年二月二日,与被贬潮州刺史时间契合。《五百家注昌黎文集》云:“‘东北有井,传是昭王井。东北数十步,有昭王庙。今唯草屋一区。每岁十月,民相率祭其前。’与此诗意合。诗亦是时作欤!”
“草屋”“民相率祭其前”都能与诗印证,看上去无懈可击。
然而还是有漏洞的——如果是韩愈在宜城写了《记宜城驿》,到袁州之后听说萍乡也有楚昭王庙,觉得意犹未尽而赋诗呢?谁能证明唐朝萍乡的楚昭王庙不是草屋?有的作家做试卷上自己文章的“阅读理解”还差点不及格呢,所以我们不能被看上去很合理的解释牵着鼻子走。
在众说纷纭而又都缺乏令人信服的证据的情况下,不妨回到诗的本身。
《题楚昭王庙》,显然是一首借景抒情诗。丘坟、城阙、茅屋、国人祭,都是现象,“怀旧德”才是诗人想说的,堪称全诗的“诗眼”。一般的诗人抒抒情、浇浇愁,可能仅此而已。但对于仕途跌宕起伏的昌黎先生来说,这个“诗眼”也许能告诉我们写作时间呢!
他怀念的“旧德”是什么?通行的解释是楚昭王“击退吴国入侵,收复失地”,而且做出这个解释的人还是诗词理论界的权威。我们要尊重权威,但不能迷信权威。迷信权威的话,看到常凯申,你不认识他就是在外文图书上旅游回来的蒋介石。
我看“击退吴国入侵,收复失地”这个旧德就很有问题——作为楚国国君,丢了自己的国都,已是生死存亡之际,想办法打退敌人,不是很正常吗?
当然这只是个人的分析。证据在班固的《汉书·刑法志》里:“楚昭王遭阖庐之祸,国灭出亡,父老送之。王曰:‘父老反矣!何患无君?’父老曰:‘有君如是其贤也!’相与从之。或奔走赴秦,号哭请救,秦人为之出兵。二国并力,遂走吴师,昭王返国,所谓善败不亡者也!”
看看,人家楚昭王明明在“出亡”的时候就有“如是其贤”“相与从之”的人格力量,偏偏要说成他的旧德是收复故土的战功!
班固还点评“善败者不亡”,也就是善于在失败中总结经验教训的人,会走向成功。那么,楚昭王做了什么,算吸取教训,而且跟老百姓有关系呢?
“昭王元年,楚众不说费无忌,以其谗亡太子建,杀伍奢子父与郄宛,宛之宗姓伯氏子公式及子胥皆奔吴,吴兵数侵楚,楚人怨无忌甚。楚令尹子常诛无忌以说众,众乃喜。”(《史记·楚世家第十》)
原来是楚国有个惹祸精费无忌,造太子建的谣使建逃亡,又逼高人伍子胥投奔吴国,使得吴国几次入侵楚国,楚人非常痛恨费无忌,楚王最后派杀手杀了费无忌,老百姓表示很开心。
看来楚昭王是个关注舆情,从谏如流的人。
很巧,昌黎先生有一段时间也希望遇到“关注舆情、从谏如流”的明主。没错,就是因上《谏佛骨表》而差点被处死,继而遭贬潮州那段时间。而在昌黎先生眼中,致“老幼奔波,弃其生业”“伤风败俗,传笑四方”的佛骨,无疑也是个惹祸精。
所以,韩愈借《题楚昭王庙》怀念从谏如流的楚昭王,诉说自己的委屈,表达自己希望唐宪宗回心转意的愿望,才是诗与“意合”。或者有人反驳:到了袁州就不能表达这个意思么?
韩愈遇赦而量移袁州后,在《袁州刺史谢上表》里有“诚欢诚喜”之言,得寸进尺可不是韩公所为呀,心情这么好,还怀什么旧德?
因此,《题楚昭王庙》的写作地点可以排除袁州,写作对象可以排除萍乡楚昭王庙。如果有人说,你作为宜春人的立场在哪里?我只能说韩公“曾夸江南多胜游,刺袁九月无一诗”也是一个兴趣点。缺憾也是美。莫要忘记,维纳斯是没有手臂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