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简介 季羡林生平简介及部分著作(图)
清华四年,季羡林认为有两门课对他影响最大:一门是旁听而又因时间冲突没能听全的历史系陈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另一门是中文系朱光潜先生的“文艺心理学”,是一门选修课。陈、朱二师的这两门课,让季羡林终生受用不尽。1934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专修德文。
清华大学毕业后,山东济南高级中学校长宋还吾托人游说季羡林回母校任国文教员。当时除了这条路以外,季羡林已无路可走,于是于1934年秋天到了济南高中。
留德十年
当一个普通的中学教员远非季羡林的梦想,他急切希望出国留学,于1935年夏入德国哥廷根大学读书。
季羡林认为,在他一生六十多年的学术研究过程中,德国十年是至关重要的十年,他的学术研究发轫不是在清华大学,而是在德国哥廷根大学。
在哥廷根的十年,对于一介穷书生的季羡林来说,他所拥有的就是时间和书籍。学校孤独寂静的环境,正好给了他空前绝后读书的机会。这个时期,他大致阅读两大种类,一类是有关梵文、巴利文和吐火罗文等书籍,另一类是中文书籍。这一时期,除了星期日和假日外,季羡林都要阅读,对当时世界上梵文、巴利文和佛教研究的情况,心中有了大致的轮廓。在哥廷根,他主修印度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并留校进行研究工作。
1945年秋,季羡林从哥廷根到了瑞士,等候机会回国。
北大任教
1946年春夏之交,季羡林回到中国。经由陈寅恪介绍,北大校长胡适之、代理校长傅斯年接受季羡林去北大任教。北大图书馆藏书虽多,但是有关季羡林专门研究范围内的书却不多。在这样的情况下,季羡林真如虎落平川,纵有一身武艺,却无用武之地。季羡林虽对古代印度语言的研究恋恋难舍,却是一筹莫展,无奈之下就搞了一些翻译工作。
从1946到1950年,季羡林写下了《柳宗元〈黔之驴〉取材来源考》《〈儒林外史〉取材的来源》《从中印文化关系谈到中国梵文的研究》《佛教对于宋代理学影响之一例》等一系列著作。
然而好景不长,1950年到1956年,季羡林和北京大学的同事们陷入了会议与批判的漩涡中。“批判除了写文章以外,就是开会,开会与批判紧密相连,于是无日不开会矣。诗人冯至套用李后主的词,写了两句话:"春花秋月何时了?开会知多少。"从中可见当时我们的心情。”季羡林曾回忆说。
这期间,季羡林并没有停笔,还是进行着学术研究,如《史学界的另一个新任务》、《介绍马克思〈印度大事年表〉》、《随意创造复音字的风气必须停止》、《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
牛棚岁月
1966年至1977年,这段日子让季羡林回想起来,宛如做了一场噩梦。在这十年内,季羡林除了开会,被“打倒”,被关进牛棚,被批斗,被痛打之外,根本没有时间和心情搞学术研究。到了后期,他被分配到东语系的办公楼和学生宿舍去看守门房,收发信件和报纸,传送电话。
“我作为一个"不可接触者",枯坐门房中,有时候忙,有时候又闲得无聊。让珍贵的光阴白白地流逝,我实在不甘心,挖空心思,想找一点事干。想来想去,最后想出了一个好主意:翻译印度古代两大史诗之一的《罗摩衍那》。”季羡林回忆说。当时季羡林所需要的正是这种时间拖得很长的工作,目的只在驱除寂寞。至于出版,他连想都没有想过。
学术春天
1978年,学术春天来了。“在这种非常良好的政治大气候下,我个人也仿佛从冬眠中醒来了,心情的舒畅是从来没有过的。”季羡林感慨地说。这期间,季羡林研究印度史,研究中印文化关系史,研究印度佛教史,翻译和研究梵文文学作品,并撰写了包括《〈西游记〉里面的印度成分》《〈罗摩衍那〉浅论》《〈大唐西域记〉今译》《吐火罗语A中的三十二相》《古代印度砂糖的制造和使用》《西域在文化交流中的地位》等多部重要著作。
季羡林认为,从以上著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这一生是翻译与创作并举,语言、历史与文艺理论齐抓,对比较文学、民间文学等也有浓厚兴趣,是一个典型的地地道道的“杂家”。“我原以为,我成为"杂家"是被环境逼出来的。
现在看起来,似乎并非如此,我真好像是有一些"杂家细胞"。现在环境早已改变了,而我仍然是东抓西抓,还乐此不疲,这事实我能否认掉吗?我早已年逾古稀,至今仍无改变的迹象和意愿,我恐怕将以"杂家"终了。”季羡林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