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奎琳文胸 从杰奎琳到梅拉尼娅:第一夫人的服装政治学

2016 年美国大选结果公布后,时尚界人士不知道该做何反应。整个时尚行业还是可以一切照旧吗?设计师还是乐意看到自己的时装被穿上国际舞台,并且店家仍然希望自己的服装能够被第一夫人穿上吗?还是一切都大不相同了?Sophie Theallet 是前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Michelle Obama)的造型师,认为大选过后不如以往,她在公开信中呼吁设计师同行拒绝为梅拉尼娅设计衣服,因为“其丈夫特朗普总统竞选期间发表的言论充满种歧视、性别歧视和排外。

”

两年后的现在,美国期中选举将至,这些问题更是令人担忧,且迫在眉睫。为第一夫人设计衣服意味着什么?或者,迎合她的时尚品味又会带来什么结果?第一夫人的穿衣哲学是否会影响大众对其总统丈夫和政府的理解?又或者,当众人只聚焦第一夫人的外表时,是否会模糊了其他应该去关注的焦点?

这些问题都很难解答,但无庸置疑的是,第一夫人的穿衣选择会牵涉到经济、国民的意识形态和对文化议题的决策。

以奥巴马为例,前第一夫人的影响力深远。她曾穿过许多时装品牌,从平价的 J.Crew、到包括 Jason Wu、Thakoon在内的新兴设计师品牌。她所选择得品牌所传达的讯息很清楚,奥巴马夫人将自己定位为理解年轻人才、并欣赏他们的人物。

过去经常为奥巴马夫人打点造型的尼泊尔设计师 Prabal Gurung 回忆:“早期每当有名人穿上我的设计,我就会兴奋地打电话给妈妈,跟她说那个谁谁谁穿了我们设计的裙子。她的回应总是:‘不错啊!

不过下次等第一夫人也穿了你设计的裙子再打给我。‘”当我终于可以打电话跟妈妈说第一夫人穿了我的设计时,我感到很自豪。我妈妈回应:“现在的你不只是一名设计师,而是在国际上代表我们的家乡尼泊尔。”当时的我就认识到,奥巴马夫人赋予我们的是一个平台、发声管道、一项殊荣当然也是一份责任。

奥巴马夫人的穿衣选择对经济影响极大。2010 年纽约大学 Stern 商学院 David Yermack 教授研究发现,由奥巴马夫人身穿的品牌,平均公司市值会增加 1 千 4 百万。

而现在,特朗普夫人的选择同样对消费者有强大的影响力,像是 Delpozo 的裙装在去年就立刻售罄。但是特朗普夫人的形象很不一样,是以夸张的豪奢展现为基础,并偏好欧洲设计师大于美国设计师。

梅拉尼娅似乎不介意被认为和大众不够有共鸣、不够平易近人,这样的形象和她对富裕豪奢的喜爱似乎很契合。奥巴马夫人曾因 2009年在华盛顿参访食物银行时,身穿价值 540 美元的 Lanvin 球鞋而遭批评,但是去年梅拉尼娅前往西西里岛时,身穿 51,500 美元的 Dolce & Gabbana 外套却毫无问题,凭藉她丈夫的财富,她想穿什么都可以(到底谁为第一夫人的衣着买单,一直以来充满争议)。

在礼节方面,梅拉尼娅也屏弃传统,尤其是在国外的穿衣选择,不论是在梵蒂冈戴头纱、在沙乌地阿拉伯却不戴头巾,或是近日到访肯亚时,头戴殖民者象征的木髓盔。无论这些选择是刻意还是无心,都恰巧呼应特朗普对外交的不重视。

但这不仅只关乎美国而已。在国际上,各国穿衣选择代表许多意义、传递不同讯息。法国总统夫人布莉姬·马克龙(Brigitte Macron )因她大胆、突破传统和年龄的造型为自己赢得赞誉。合身夹克、吸睛高跟鞋、60 年代迷你裙装,她将自己和过去形象端庄严肃,像是卡拉·布吕尼(Carla Bruni)一样的总统夫人区隔开来。

中国第一夫人彭丽媛曾是一名歌唱家,喜好用色大胆的外套、严谨的剪裁、中国设计师作品,其中包括设计师马可。她的穿衣风格为自己建立了奢华、优雅的公众形象。

西班牙王后莱蒂齐亚(Letizia )及约旦王后拉尼娅(Rania),两人都经常以令人赞赏的裙装亮相,其品味同样散发不失地位水准的魅力、并经常选择量身定做的裤装、高雅的裙装等。约旦王后拉尼娅更是高人气公众人物,拥有五百万名 Instagram 追踪者,穿衣风格让她拥有超乎想象的影响力,也因此受邀参加奥普拉的节目。

历史上也有许多著名例子,从菲律宾前第一夫人伊梅尔达·马克斯(Imelda Marcos),在当时菲律宾却举国贫穷时却拥有极致豪奢的大量鞋子收藏,到阿根廷前第一夫人伊娃·庇隆(Eva Perón )的发髻和时装。一直以来,第一夫人的衣着选择都以不同方式形塑公众观感,有好有坏。

美国历任第一夫人也有许多值得一提的例子。玛米·艾森豪威尔(Mamie Eisenhower )对淡粉红色的喜爱程度之高,让这个颜色因而大受欢迎,被称为玛米粉(Mamie Pink)。还有她的Rosalynn Carter 二手衣以及Hillary Clinton 一系列裤装,无不传递着她的职业妇女形象。

当然,杰奎琳仍然是最重要的第一夫人穿衣指标。来自UCL 艺术与人文学院的院长 Stella Bruzzi 教授曾研究过其标志性的“Chez Ninon 复刻的 Chanel 设计”粉红色外套,也正是她丈夫遇刺当天她穿的外套。

“杰奎琳远比一般政治人物的妻子时髦,她的品味也蕴含美国以外的风格,”Stella Bruzzi 教授说道,“她很有抱负,带有一抹神秘感(她的欧洲背景、对文化的热爱…),她的衣着是真的时尚,不是中庸路线也不只考虑功能性。

”她偏好美国设计师,像是 Oleg Cassini,以及法国设计师,包括 Givenchy。杰奎琳依旧是重要参考标准,所有第一夫人都会被与她相比,包括奥巴马和特朗普夫人。

所以第一夫人的衣着不只具政治意义,也很复杂且会导致深远影响。悉尼大学教授 Dr Prudence Black 撰写历史上及当代的第一夫人之文章,就说道:“对所有第一夫人来说,穿衣哲学是要以并且以总统做不到的方式找到扮演第一夫人这个角色的方法,并且在她们自己的领域发挥影响力。”

第一夫人的衣着,代替丈夫在公领域的实质政治权力,成为一种传递讯息的发声管道。无论是支持本土人才、考量预算的谨慎选择、配合造访国家的入境随俗、或是背后公然印着标语、与政府的可恶政策不谋而合的39 美元外套。

也许更贴切的问题是,这些衣着选择如何影响政治,并会带来什么结果?衣着和其他形塑外表的工具一样都可以用来改善、软化、强化和大幅度改变公众形象。如果今天大家关注的是政治人物和他们的伴侣在国际间的形象,那么聚焦于穿衣风格就并不是一件肤浅的事。

但在目前的文化及政治氛围下,越来越多国家正倾向退步、危险的意识形态,我们不能因外表分心,在这样的状况下,衣着选择需要明确分析,而非盲目追崇。

这一切对设计师而言意义为何?他们可以在这个时代保持沉默吗?Gurung 认为答案是不:“不论你的职涯为何,我们都不能感到安逸,而必须携手合作催生改变。对我而言,改变始于表达意见,说出我看到、经历的不公不义、发起对话,并采取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