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安土重迁吗 500年中 安土重迁的中国人为什么会大批移民海外?
《他者中的华人》以大历史、大叙事的大手笔,从1567年明王朝正式解除海禁始,一直叙述至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后的跨国跨境移民潮,将中国移民走向世界的500年历史,融会贯通于同期世界格局发展变化的大框架中。孔教授在展示全球华人移民500年历史精彩画卷的基础上,有力论证了他在本书开篇伊始就提出的重要观点:海外华人历史是中国历史的题中应有之义,是研究中国历史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由是,海外华人研究自身也就从“边缘”被顺理成章地融入了中华民族和世界发展的大历史之中。
那是好些年前的事了。记得那是一个冬天周日的下午,我和我的太太、女儿一起,游览路易十四在凡尔赛的宫殿。大约下午四点左右,凡尔赛宫关门了。天色已黑,我们走在空旷寒冷的街道上,急切地希望能够找到一家能够让自己放松身心的温暖咖啡馆。
一路走去,家家店门紧闭。忽然,在昏暗的夜色中,我们欣喜地看到几个闪烁的红色霓虹灯大字——“翡翠宫”。啊,中国的热汤面!我太太曾经在老挝任教,她浏览了一下菜单,随即说道:“这看来不像是中餐,似乎更像是东南亚餐啊。
”我走向站在吧台附近的“守护神”,一位体态粗壮、黑衣打扮的男士,试着用最恰当的普通话请教那位先生的尊姓与原籍。然而,几经周折后我才发现:我们之间能够相互沟通的唯一语言竟然是法语。
这位餐馆老板是一位柬埔寨华裔,已经完全同化于当地,他既不会说汉语,也不知道自己的中文姓氏。其祖辈中至少有一方来自中国沿海某地。他自己明显是从红色高棉那里逃亡到法国(柬埔寨原宗主国)。还好,身为华裔自然而然对中餐有所了解,再加上懂法语,就构成了他得以在法国重新安身立命的文化资本。
于是,在这里,他以他的资本适应新环境,就像人类历史上的无数移民那样。汤面的味道着实不错,然而,这位先生个人的经历与中国人海外迁移史之间的关联何在?显然,他所代表的是那些已经在远离故土之处找到安全和生计的避难性再移民的模式。然而,只有在与其他不同移民模式比较之后,才能将此类特殊的再迁移者加入到全景图之中。
一部世界范围内长达五百年的中国移民史,无法全部涉及、更不用说完全涵盖各种移民路径或各种经历模式。就研究涉及的过程多样性及广泛性而言,“面面俱到”实乃匪夷所思,我从不抱此奢望。在世界范围内,1990年前后,共有约3700万自称具有华裔血统或被他人归类为华人者居住在除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陆地区和台湾地区以外的136个国家。
其中,70%居住在东南亚(俗称“南洋”),那儿千百年来一直是中国移民的目的地,而且,在全部约3700万华侨华人当中,大约半数居住在印度尼西亚、泰国和马来西亚这三个东南亚国家。
因此,就移民数量而言,东南亚显然是核心区,但是,数量并非最重要的议题。要了解移民生活的不同类型,我们必须着重进行不同路径之生态差异的比较。此处的“生态”,指的是“人类适应环境的方式”。就覆盖范围而言,我试图描述海外华人移民经历的主要形态变化,指明它曾经存在的特定典型环境、特定的历史时期。
变量之轴兼及空间与时间。在特定历史时期中,特定的自然、社会与经济环境中的人口,构成了移民生态,即生存模式、谋生技能和社会组织世代相传的模式。描述这一漫长的、全球性的历史进程,要求我们探索在与不同地域、不同时间和不同环境的调适中发展起来的不同生态,如何使相应的移民生活形成了不同的特征。
对于主要的移民生态涌现于何方、又如何相异于彼此,读者们想必各持己见。在我看来,主要有以下三种不同的环境:(1) 亚洲的热带和亚热带殖民体系、美洲的殖民体系以及后殖民时期在上述地区形成的国家;(2) 主要由欧洲移民在“新大陆”和大洋洲形成的移民社会;(3) 殖民及后殖民时期主要集中于欧洲的各大都市,那里是海外华人少数族群遭遇危机时再移民的目的地,我们在凡尔赛遇见的那位华人餐馆老板即为一例。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以上各地都出现了某种与既往有所不同的中国新移民。
在上述三种环境中,不论是主动选择、出于偶然或出乎无奈,移民群体都已经发现或创造出了自身得以生存乃至得以兴旺发展的小生境。在实践中,这些小生境受到检验,看它们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有效地防御来自其他移民子群体、原住民和外国势力的竞争。
本书研究的时间跨度约为五个世纪,这是中国不可阻挡地与外部世界相接轨的时代。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海外移民发挥了重要作用,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本书书名中的“近现代”以1567年作为开端之年。我认为,1567年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年份,因为正是在这一年,中国朝廷正式下令解除曾经长期推行、但实效有限的海禁政策。
与此相应,民间贸易在移民中的作用逐渐增长。至于本书所述的下限(显然并非移民史本身的终结),我选择的是20世纪末叶,其时中国大陆融入世界经济已成不可逆转之势。
我们可以分别从中国历史、世界历史(有时兼综二者)找到某些事件,作为上述长达五个世纪进程的主要分期和转折点。殖民主义始于15世纪后期、帝国主义始于19世纪的扩张,涉及许多民族的社会组织,并非只限于欧洲人。
在东南亚殖民体系形成的过程中,华人曾为重要帮手。就更长远的历史进程而言,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机制与影响,包括亚洲的反殖反帝运动在内,无不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移民的生活和命运,它们改变了这些移民与当地民众、与中国本土乃至与世界市场的关系。同样重要的是,它们也影响了移民自身的社会认同和国家认同。
与此同时,在上述对外移民过程中居于中心地位的中国自身也经历了一系列转变:从中华帝国,到战火纷飞的民国,再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民族国家,以及资本主义的专制,等等。在所有这一切历史背景中,中国对外移民都是以内部移民为主的民众流动场景的子系统。
无论是国内迁移或跨国迁移,都取决于民众的生存策略及社会机制。由于遭到迫害(或遭到指控)而亡命他乡是由来已久的历史命题,诸如此类的被动迁移理当别论。但是,无论对于国内迁移或跨国迁移而言,劳动者自愿外出,劳动力季节性流动,以及移民家庭在空间上分处异地,这一切都是移民的基本特征。
将内外移民作为更大过程的变量来加以描述,可说明移民机制和文化倾向如何因时而变。本研究关注的另一个主题,是中国人已经发现自己“身处其间”的“他者”。
如果不了解海外华人定居于其中的那些非华人的生活、传统和态度,就无法理解海外华人的经历。然而,同样必须说明的是,我只能适当地反映“他者”的声音而无法“面面俱到”。
在英语当中,无论就严谨词义或口语表达而言,“(向外)移民”(emigrant)都意味着“一个人离开本地而(长久地)居住于另一地”。但中文词汇中找不到能够完全与之相对应的词汇。尽管难以获得确凿数据,但显而易见的事实是,长期以来,绝大多数中国“移民”的意愿并非在外国长期定居,而是在国外工作一段时间后就回归故里。
而且,数百万“移民”也的确仅仅是“侨”居他国。长期以来,中国人家庭在空间上的分布模式,连同其外出务工、寄钱回去养家的策略,无不显示出我们正在考察的,是一种假定移民及其家乡(即“侨乡”)之间存在持续联系的“劳动力分布系统”。
因而,事情的本质不是“分离”,而是“联系”。虽然许多移民事实上在中国以外的地方安了家,但这并没有减少原先语境的重要性:大多数人与其说是确定性地“离开中国”,还不如说是他们正在扩展劳作者和家庭之纽带的空间维度。
或许这一概括并非适用于所有不同的时期,也并非适用于所有各个不同的社会阶层,但是,我认为,相对于那些因为某种需要或是因为遭受压迫而不得不离乡背井,并将家庭根基永久地迁入异邦的移民群体而言,正是上述基本特征将中国移民置于殊别迥异的大背景之下。
最后,移民是中国近现代史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推翻帝国的革命部分源于海外华侨的发动并且在关键时刻得到了他们的支持。自从16世纪以来,海外华侨的活动一直与中国的经济发展息息相关。反过来,中国的政治经济,尤其是中国朝向建立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改良与革命运动,也一直影响着海外华侨的生存发展,尽管此影响乃有利有弊。
再者,中国不同国家体制下的对外政策,无论是开放或是锁国,同样无不影响着世界各地的海外华人社群。有鉴于此,我认为,至少从16世纪以来,中国史就不能不包括海外华人史,而海外华人史也同样不能不结合中国史,唯有如此,方可成其为一个完整的研究领域。
孔飞力(Philip A. Kuhn,1933年9月9日~2016年2月11日)
屈指可数的在中国学界享有盛名的国际大学者。1933年,出生于英国伦敦。1950年,考入哈佛大学。美国著名汉学家、哈佛大学历史讲座教授、东亚文明与语言系主任,以研究晚清以来的中国社会史、政治史著称。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孔飞力转向海外华人移民史研究。
曾任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主任、芝加哥大学远东语言文化系主任。孔教授经年耕耘于中国近代史领域,先后出版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叫魂》等专著,都享誉国际学术界,并被翻译成中文而广泛传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