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安民周易 王风:刘歆与《周易》最高经典地位的确立

经学史上最重要的思想转变,是由刘歆推动的。学人都知道,刘歆在思想史上的作用是创建古文经学,攻击今文经学,并使古文经学落实于现实制度。而学界对刘歆的另一项创造很少重视,即刘歆对经书的系统作了根本性的改造,使《周易》从地位不高的经典上升为中国思想文化的最高经典。

人们可能会问,《周易》本无今、古文之分,为何受到掀动今、古文之争的刘歆的推崇呢?为什么《周易》竟会成为刘歆心目中最高的经典呢?《汉书·律历志》的《钟律书》、《三统历》和《三统历谱》为刘歆著作,这三部著作里隐藏着问题的答案。

由《钟律书》,我们可以看出刘歆推崇《周易》的第一个原因,即《周易》可以充作音律的依据。《钟律书》构建了一个庞大的思想体系,刘歆试图用此体系统摄和解释天地人的一切事物。这体系是易学理论、音律理论和天文历法理论的结合。在这体系中,音律可说是自然科学与礼乐制度的交汇点,而《周易》则居于音律之上,成为音律的依据。《易》的原理和数论,在这体系里正好处于中心的位置。

由《三统历》和《三统历谱》,我们可以看出刘歆推崇《周易》的第二个原因,即《周易》可以支持《左氏春秋》。刘歆受到公羊学“以元之深,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①]的见解的启发,反其义而用之,从《春秋》王政上溯到历法,从历法上溯到音律,又从音律和历法上溯到易学。简单地说,刘歆为解释历法和《春秋》而推崇了《周易》,《周易》因有助于诠释历法和《春秋》而成为最高经典。

刘歆在平帝时官任羲和,在新莽时成为国师,置身学术领袖地位二十余年,参与和策划了二十余年间的宗教改革、制度建设以及文化建设的几乎所有事项。刘歆的思想体系在当时已落实为现实制度,对后世有深厚的影响,由他确立的《周易》的最高经典地位从此不可动摇。

研究易学史,不应忽视两汉之交由刘歆促成的《周易》地位的这次变化,而在无法见到刘歆易学专著的情况下,《钟律书》、《三统历》、《三统历谱》就成为刘歆易学的主要史料,因而关于这几部著作的研究,可说是易学史研究的关键。

在中国哲学史上,象数学经常被看成形下的学问而遭到轻视,从王弼注《周易》开始,人们都认为关于太极的学问是重要的,关于六十四卦卦义的研究是重要的,而象和数是次要的。但是,仍然有许多思想家对象数学保持着高度重视,他们注意到两种情况,一方面,在象数学中有大量的自然科学的内容,甚至可以说中国古代的自然科学主要保存在象数学当中;另一方面,在中国古代,自然科学和哲学不是严格区分的,这两个学科的分立并未出现,所以象数学中不但有自然科学,还有自然哲学。

象数学当中的这一自然哲学部分,已可成为我们研究的对象,而刘歆的象数学又比一般情况更为复杂,他的象数学体系没有将形上的问题和形下的问题区分看待,义理和象数在他的体系里不是截然分立的。大致上看,他的象数学体系包含如下几种学问:音律学、天文学、历史学、宗教学、社会学、政治学。在所有这些思想当中,应当贯穿着一种最一般的哲学。

一、“始皆治《易》”的刘向、刘歆父子

当谈及刘向、刘歆父子的学术走向时,学人立刻会想起《汉书·儒林传》的记载,即以刘向为《春秋》谷梁学的代表人物,以刘歆为《春秋》左氏学的代表人物。其实《汉书·儒林传》和《史记·儒林列传》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侧重专经的传承脉胳,不去详记博学通才的学术成就。刘向、刘歆都是博学通才,两人的学术成就远非春秋学所能概括。例如,他们对易学就都深有造诣。《汉书·楚元王传》说:

歆及向始皆治《易》,宣帝时,诏向受《谷梁春秋》,十余年,大明习。及歆校秘书,见古文《春秋左氏传》,歆大好之。

从这段记载至少知道两件事:第一是刘向、刘歆都曾治《周易》。第二是刘向治《周易》在先,受诏学《谷梁》在后;刘歆治《周易》在先,见《春秋左氏传》在后。考虑到这样的治学次序,那么我们在研究易学史时,就不应忽视刘向、刘歆父子的易学。而谈到刘向、刘歆父子的易学,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他们的易学来自何处?

刘向、刘歆是楚元王刘交的后代,今以下图,表示楚元王世系中与刘歆有关的部分(图略):

刘向、刘歆都很博学,《诗》、《礼》、《尚书》、《春秋》、《周易》、诸子、诗赋、方术无所不究。他们的学问既有家学渊源,又有其它来源。在诗学领域,楚元王与申公、穆生、白生俱学于浮丘伯,元王与申公各有《诗》传,元王子刘郢客也从学于浮丘伯,“与申公俱卒业”[②]。

楚元王族中竟有两人可与汉初经学宗师申公相并,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楚元王拜穆生、白生、申公为中大夫,三人在楚国一直活动到第三代楚王刘戊年间,他们的学问一定影响了楚元王后代子孙,故而刘辟强、刘向都通《诗经》。

在礼学领域,刘郢客、刘辟强、刘德、刘安民、刘向都曾担任宗正。宗正是九卿之一,掌管皇族外戚名籍,分别亲疏,编纂世系谱牒,参与审理诸侯王案件,以及举荐宗室弟子为官,位高望重,俨然宗室长者。

担任这样的职务,显然需要丰富的礼学知识。汉武帝擢用儒生始于赵绾、王臧,赵绾、王臧建议武帝立明堂以朝诸侯,于是束帛加璧安车驷马以征申公,说明申公、楚元王、刘郢客从浮丘伯那里所学不止有《诗》,一定还有荀子所推崇的《礼》。

刘郢客成为楚元王一系的首位宗正,可能与他明《礼》有关。刘氏家族世为宗正,世代学《礼》,形成族内深厚的礼学传统。在春秋学领域,刘向奉诏习《谷梁》,为石渠阁论议《谷梁》学的代表人物之一。

刘歆校中秘书,见古文《春秋左氏传》,又略从尹咸及丞相翟方进学习《左传》,“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③]。在尚书学领域,刘向领校中秘五经,见《尚书·洪范》,撰文“凡十一篇,号《洪范五行传论》”[④]。

《汉书·五行志》说:“向子歆治《左氏传》,其《春秋》意已乖矣;言《五行传》,又颇不同。”知刘歆也治《尚书》,可能还有著作。在易学领域,《楚元王传》说“歆与向始皆治《易》”,“长子伋,以《易》教授”,可见刘向、刘歆全家都有治《易》的经历。

在子学领域,刘德“修黄老术”,“常持《老子》知足之计”[⑤]。刘德藏有《枕中鸿宝苑秘书》,刘向“幼而读诵,以为奇”[⑥],又著《列仙传》、《说老子》。

刘歆则“讲六艺传记,诸子、诗赋、数术、方技,无所不究”[⑦]。汉初,高祖不喜儒生,朝廷皆有功之臣,而楚元王一系竟世代书香,知识规模不断扩大,可称是西汉王侯世家中颇为奇异的一支。

到刘歆的时侯,这个家族在经学领域积累了《诗》、《礼》、《春秋》、《尚书》、《周易》的家学传统,其中《诗》、《礼》来自荀子学派,《谷梁春秋》是受诏研习,《左氏春秋》源自中秘书并师从尹咸、翟方进,《尚书》源自中秘书。至此只有易学的来源尚未落实。

推敲刘氏家族易学渊源,应注意祖传的因素。楚元王和刘郢客的老师是浮丘伯,浮丘伯是荀子的弟子,而荀子与易学的关系颇为微妙。一方面,《荀子》多次征引《易》文,也曾提到《周易》其书;另一方面,在《劝学篇》和《儒效篇》数次并举《礼》、《乐》、《书》、《诗》、《春秋》,《周易》没有参与其列。

《楚元王传》关于穆生的记载可加重荀子学派中易学的份量。与楚元王同门的穆生曾在议论中引述《系辞传》,显然是懂《周易》的了。则刘向家学之有易学传统,是可以肯定的。在这里,应排除刘氏家族治官方易学的可能性,因为《汉书·儒林传》所记西汉官方易学传系无刘氏族人之名。

根据现有文献,尚未发现刘向有易学专著,刘向的易学思想散见于其奏疏和著作里,其中仅《汉书·楚元王传》、《说苑》、《新序》中,与《周易》相关的文字就有四十余处。这四十余处文字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直接引用《周易》文句阐述某种见解,对《周易》引文不加解释;第二类,是在所引述的他人话语中出现《周易》书名及其文句,以及他人关于《易》义的解说;第三类,是直接引用《周易》文句,并加训诂、解释。

这第三类是较为重要的,最可代表刘向本人的意见,例如:

贤人在上位,则引其类而聚之于朝,《易》曰“飞龙在天,大人聚也”;在下位,则思与其类俱进,《易》曰“拔茅茹以其汇,征吉”。在上则引其类,在下则推其类,故汤用伊尹,不仁者远,而众贤至,类相致也。[⑧]

刘向引《易》及释《易》,全取人事大义,劝戒诱导之情跃然可见,这是刘向易学的鲜明特色。有人认为《说苑》很像短篇小说集,《崇文总目》评价刘向《新序》说:“大抵采百家传记,以类相从。”关于这两部著作的体裁问题可置而勿论,它们都为“谏书”则是大多数学者的共识。既然是谏书,其中的《易》说就可代表刘向的思想和愿望,绝不同于后世的“集解”类著作。

再看刘向引《易》的格式。今本《说苑》共有二十卷[⑨],刘向多在卷首杂引“孔子曰”、“《易》曰”、“《诗》曰”、“《书》曰”等,而在《建本》、《复恩》、《尊贤》、《正谏》、《奉使》、《至公》、《指武》诸篇首章,都征引《易》文以立论,例如卷九《正谏》篇首指出:

《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人臣之所以蹇蹇为难而谏其君者,非为身也,将欲以匡君之过,矫君之失也。

如此籍重《周易》之例,在刘向著作中屡见,这表明易学是刘向全部学问中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

刘向易学中也有类似哲学或象数学的内容,例如《说苑·辨物》:

《易》曰:“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是故古者圣王既临天下,必变四时,定律历,考天文,揆时变,以望气氛。……夫占变之道,二而已矣。二者,阴阳之数也。故《易》曰:“一阴一阳之谓道。”道也者,物之动莫不由道也。是故发于一,成于二,备于三,周于四,行于五。是故玄象著明,莫大于日月;察变之动,莫著于五星。天之五星,运气于五行,其初犹发于阴阳,而化极万一千五百二十。

刘歆的易学,完整地继承了这段话中的思想,其中“发于一”、“五星运气于五行”两个观点,成为刘歆易学的关键内容。当然,刘向、刘歆的易学有不同的风格,刘向的易学解释全取人事大义,目的在于劝戒元、成二帝修身养德,刚明循中。刘歆的易学解释则撷取《易》之理数,统摄律历,建立一套无所不包的哲学、象数学体系。如果说刘向易学侧重政治和伦理,那么刘歆易学就侧重象数和哲学。

刘歆的易学思想,散见于他的许多著作里。《七略》、《移让太常博士书》中都有论《易》的内容,而能够完整地、系统地体现刘歆易学思想的著作,是《钟律书》、《三统历谱》和《三统历》。由于《钟律书》、《三统历谱》、《三统历》三部分内容实际上构成了班固《律历志》的全部,所以《汉书·律历志》几可看作刘歆的学术专著。

汉书十《志》汇总了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等各方面制度,十《志》以《律历志》为先,《律历志》俨然为社会制度的总纲领。《律历志》在《汉书》中的这种重要地位,也显示出刘歆易学思想的卓越之处。

二、“元元本本,数始于一”的哲学、象数学体系

在刘歆以前,研治《周易》的学者很多,但他们的易学或限于诠释经文,或限于比附《易》数与历数。刘歆则不同,他根据《周易》,以“太极元气”为第一范畴,建立了一个以《周易》的原理和数论为核心的庞大的哲学、象数学体系,把《周易》提升为当时自然哲学和社会制度的最高根据。刘歆的主要体现在《钟律书》中的这一体系,用班固《汉书叙传》的评语概括,就是“元元本本,数始于一”。

《钟律书》作于汉平帝元始年间。平帝末年,王莽奏起明堂、辟雍、灵台,广征天下熟悉今文经以及逸《礼》、古《书》、《毛诗》、《周官》、天文、钟律、月令的异能之士。应征者“前后数千”,“皆令记说廷中,将令正乖缪,壹异说”[⑩]。

这次征集的异能之士中,有“通知钟律者百余人”,他们“记说”、“正乖缪”的成果,由“羲和刘歆等典领条奏”[11]。班固认为刘歆的条奏“言之最详”,于是“删其伪辞,取正义”,入《汉书·律历志》。

《汉书·律历志》分《志上》、《志下》,《钟律书》是《志上》的前半部分,即从“一曰备数”到“用竹为引者,事之宜也”。《钟律书》是西汉末年钟律思想的总汇,刘歆起的作用是“正乖缪,壹异说”,他条分缕析,使全国各地的钟律学百家之言一统于自己的思想构架之下,内容当然是简之又简了。班固仍嫌其繁重,进一步删削,使之适应《汉书》的篇幅。经过刘歆的修正和班固的删削,这部《钟律书》异常简洁,不到五千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