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锡培陈晓芬照片】蒋锡培12条减税建议 可行性有多大

在蒋锡培的12条建议中,关于企业降税降费的建议占到一半。他首先提出降低增值税,“将目前的三档增值税16%、10%和6%改为两档10%和5%。小规模企业,即营收在500万元及以下的,免征增值税;营收在500~2000万元的,减半征收增值税。支持企业特别是支持制造业企业生存发展”。

在所得税方面,蒋锡培认为,目前中国企业所得税法定税率为25%,高新技术企业为15%。在全球减税浪潮背景下,建议将企业所得税法定税率降至20%,高新技术企业降至10%。同时建议将《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三条:企业发生的与生产经营活动有关的业务招待费支出,“按照发生额的60%扣除,但最高不得超过当年销售(营业)收入的5‰”,修改为“按照实际发生额扣除,但最高不得超过当年销售(营业)收入的5%”,以减轻企业负担和减少征管费用,以提升中国企业全球竞争力。

一家中介服务业的财务总监认为,整个企业所得税的额度应该严格征管,但是希望能够降低税率。政府应该调整支出,调整预算,才能有减税的空间,还应该减少政府的事权,增加地方收入,提高地方政府的收入分成比例。“要么降低基数,要么降低比例”。

智方圆税务师事务所主管合伙人王冬生告诉记者,在企业所得税开始实施的2008年,与其他国家比,中国25%的税率不算高。但是随后的20多年,这一税率逐渐缺乏竞争力。目前来看,适当降低企业所得税率既有必要,也有可能。同时,企业所得税重组的优惠,还是门槛高、规定严,应适当放宽。

广东一家年收入规模十亿左右的制造企业的财务总监认为,增值税、所得税还需要调减。尤其是所得税,需要所得税留在企业,还能促进再生产和研发,加计扣除是可以减少一部分税收,但是实际上扣的并不多,而且大部分中小企业基本做不了加计扣除。

加计扣除是指按照税法规定,在实际发生数额的基础上,再加成一定比例,作为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的扣除数额的一种税收优惠措施。

对于企业的融资费用,蒋锡培表示,按照现行“营改增”政策规定,企业从银行等金融机构获得的贷款融资产生的利息等融资费用相关的进项税不能抵扣,若将融资费用也纳入抵扣链条,将切实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扶持企业发展。

王冬生认为,将利息支出纳入抵扣范围是必要的,从增值税原理看,除人工成本不能抵扣外,其他支出,都应抵扣进项税。

前述广东制造企业的财务总监说,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融资利息应该要加到增值税抵扣里。因为中小企业固定资产不多,银行自身有风险监控,所以中小企业融资比较困难。实体经济的困难是多类问题的叠加。

至于印花税,蒋锡培的观点是,目前10类经济合同印花税比例税率从0.05‰~1‰不等,建议取消所有经济合同印花税。王冬生却认为,印花税是个老税种,通过对合同管理,作为对经济管理的一种方式比较常见的,许多发达国家也有印花税。他认为,取消印花税的提法不妥。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教授、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马光荣根据蒋锡培的减税建议估算,蒋锡培的方案将使税收收入下降20%,“我们的财政支出无法承受这么大幅度的缩减,因此不具有实际操作性。”

国金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边泉水则倾向于支持蒋锡培的减税观点。他表示,如果不减税的话,经济低迷状态永远摆脱不了。从目前宏观经济形势来看,减税的必要性是在上升的。减税见效慢,但是持久性好,对于长远的促进投资、拉动消费有利。

同时,间接税的调减也会降低居民的负担,居民消费提高后,有助于改变目前依靠投资和外需的经济增长模式。“我认为蒋锡培的减税大方向是对的。减税的过程中要考虑这几个大问题。目前的供给侧改革,还需要考虑把企业税收调减,企业减税后的活力,有利于宏观经济摆脱低迷状态。间接税尤其是增值税减的空间还是比较大的。”

个税与社保之困

企业支出3.7万,员工到手1.6万

最能引起共鸣的应该是个税与社保,因为这两类税费刚刚引起过全民大讨论。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于2018年6月29日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将个税综合所得起征点提到每月5000元(6万元/年)。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个税法修正案讨论小组7月份发文指出,现有草案仍存在较大局限,虽然是大修,但考虑不够周全,如综合征收的范围、最高税率的调整、免征额的确定、专项附加扣除的细则、政府部门授权等条款仍需进一步修改。

蒋锡培对个税的建议很细化。具体来说,包括:进一步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由目前3500元/月至少提升至7000元/月。降低个人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提高最低边际税率,减少税档。由3%~45%七档调整为5%~30%六档,在7000元纳税起征点的基础上,0.

7~2万元的部分税率为5%;2~4万元的部分税率为10%;4~6万元的部分税率为15%;6~8万元的部分税率为20%;8~10万元的部分税率为25%; 10万元以上的部分税率为30%。这样使个人所得税与当前我国物价水平相适应,有利于降低企业用工成本等,更利于留住钱财和人才,提升全球竞争力。

“个人所得税目前的免征额在许多地方难以满足劳动力再生产需要,应进一步提高。”王冬生认为,个税的修改同时应该调整调节的方向和力度,降低工资等劳动所得税率,加大对非劳动所得的调整力度。在降税的同时,适当降低社保压力,社保支出占人工成本的比例应该在30%左右,发100元工资再缴30元的社保,比例有点太高了。如果企业眼前的负担都过不去,何谈未来。

“个人所得税收得太高了,主要是现在房价太高了,所有的工薪收入与房价一比较,只能望洋兴叹。个人所得税还要是要按照当地的消费水平来征收,比如西部、东部、北上广深等应该单独设定。”前述来自广东省制造业的财务总监说。

而对于与员工、企业的关系均更直接的社保,蒋锡培的建议是降低社保率。建议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公积金企业承担比例分别降至为15%、5%和5%。目前企业和个人的承担比例一般是:养老保险企业20%,个人8%;医疗保险企业10%,个人2%;失业保险1%,个人0.

2%;生育保险0.8%,全由企业承担;工伤保险0.5%~1.6%,全由企业承担;公积金企业6%~12%;五险一金企业合计承担成本相当于员工工资的39.4%~45.4%。

根据中办、国办印发的《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方案》,从2019年1月1日起,将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工伤保险费、生育保险费等各项社会保险费交由税务部门统一征收。

国内最大的社保第三方专业机构51社保发布的《中国企业社保白皮书2017》显示,社保缴费基数完全合规的企业仅占24.1%,低缴社保费甚至成为业内公开的“秘密”。

前述中介服务业的财务总监认为,社保费转为税务局征收影响很大。因为此前有些企业不缴纳,有些企业按照较低的标准来缴纳,或者不将员工的奖金之类收入纳入缴纳的基础。全部作为缴税的基数以后,量是很大的。

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假如一个公司有400多名员工,公司平均要为每个人支出15000元的成本。其中仅五险一金一项就超过40%,具体来说包括养老保险19%,失业保险1.2%,生育保险0.8%,医疗保险10%,住房公积金12%。

员工自身还要承担养老8%,医疗2%,住房公积金12%,失业0.2%。该中介服务财务总监计算过,假设一个人工资是税前2.5万元,企业一共要付出3.7万元。扣除五险一金,员工到手大约1.6万元。

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蒋震认为,增值税的税率在“营改增”之后就应该是全面深化增值税改革的重要内容,增值税的基本税率点需要重新测算,按照减税额来降低税率。社保缴费问题,税务局征收之前,社保部门税基认定比较窄,现在税务部门统一了,认定更加严格,降低社保缴费的名义费率是一个重要的选择。

前述广东省制造企业的财务总监透露,一般企业缴纳社保费用,是按照社保最低工资水准来缴纳,部分高管和老板会缴纳的高点。假如按照实际工资缴纳社保,员工到手的实际工资变少了。对于员工来说,要么涨工资,要么换地方,这样的话,所有的成本转嫁到企业上了。

比如核心技术员工,可能工资两万,社保只能按照5000元基数缴纳,如果按照实际缴纳就会差距很大。企业的支出会多很多,而相应的,员工到手工资也变少了。“制造业现在面临的困难是多重的,最主要是多重困难叠加,原材料涨价,国内的消费不太景气,客户给的单价还是在降价,员工工资每年上涨,还有环保的压力,消防、安全,所有的问题叠加在一起,全部都是企业承担。

”这位来自广东省制造业的财务总监说,估计到年底,会有一部分做出口的工厂关闭。

纵深

中国经济解困:减税负还是增基建?

大幅减税还是加大基础建设投资?

7月23日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更好发挥财政金融政策作用,支持扩内需调结构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确定围绕补短板、增后劲、惠民生推动有效投资的措施。会议认为,激发社会活力,推动有效投资稳定增长,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补短板、巩固经济稳中向好势头、促进就业的重要举措。

7月31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更是提出把补短板作为当前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任务,加大基础设施领域补短板的力度,增强创新力、发展新动能,打通去产能的制度梗阻,降低企业成本。

“财政政策要在扩大内需和结构调整上发挥更大作用”召开6天后,即8月16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进一步落实好减税降费措施,尤其是营改增等减税措施要抓紧到位。畅通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传导机制,采取建立贷款风险补偿机制等方式,缓解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多措并举降低企业成本。

此外,7月31日至8月2日,发改委投资司与中咨公司等有关单位组成调研组,赴河南、湖北、江西开展基础设施投融资实地调研。调研组依次与河南城市发展投资有限公司、湖北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襄阳市汉江国有资本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南昌水业集团有限公司等有关单位座谈。

一位参与了此次调研的专家告诉记者,此次调研主要是了解基础设施投融资的具体情况。除了各个地区的发改、交通、环保等传统基础设施类,也调研了一些城投公司。从地方调研情况来看,有一些地方有经验,有一些地方喊困难。发改委也在寻求有没有好的办法,来拉动基础设施投资。

无论是减税还是扩大政府支出增加基础设施建设,都是积极财政的表现。在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蒋震看来,减税的预期效果比增加基础设施投资更好。减税能增加投资获利,基础设施投资主要是政府来主导,但是现在需要的是市场发挥更大的作用。

如果搞基础设施投资,需要精准把握投资方向,还要防止产能过剩、高杠杆。“稳投资稳增长,不能扩大地方政府杠杆,不能走老路,总结过去经济、城市发展用过的政策工具,只能选择相对好的。比较而言,PPP与BT、债券、贷款、平台融资等是具有优势的。”大岳咨询总经理金永祥告诉记者。

国际税收专家、金杜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叶永青认为,需要减税,但不能毫无目标的大范围减税。这也就意味着减税的方式不应是激进式的。大量的政府成本需要税收支撑,所以未来结构性减税是重点,比如增值税税率调低,企业所得税税率稳定或者小幅调低,个人所得税的税率调整,此外,还需要尽快推出房地产税。比减税更重要的是建立税收征管制度的平衡。

对于增加基建投资,金永祥认为,在此轮的稳增长、稳投资中,拉动基建投资,PPP将成为重要的抓手。叶永青则认为,基建难度也很大,需要将政府主导的部分释放出来,将基础设施投资的市场化提升上去。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重点并不在高收入人群,重点在那数亿并不缴纳个人所得税的人群。对这部分人群所需的基础设施,需要增大投资,包括教育、民生等公共服务方面的投入。

“最终的结果可能是减税与基建并行,谈不上哪个是主导的方向,当然中间有一个财政协调的问题,理由是,减税的本质是政府和市场之间的一个利益分配,减税的效果要实现,需要有效的市场,现在市场缺乏信心。”叶永青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