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人为什么让希特勒上台?
工人贫困时代希特勒起家——民族复仇心理被纳粹利用德国是马克思主义的故乡,但是德国工人阶级之不幸正如《***宣言》所说的那样,他们贫困,而且被资本主义剥夺了个性。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战败地位使德国工人阶级和被雇佣的公薪阶层购买力直线下降,虽然他们得到的钞票增加,但是到了1923年11月,1,000,000,000,000马克的购买力相当于1914年的1马克。
这时,德国政府实际处于瘫痪和分裂状态。希特勒是奥地利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参加德国军队,为一名下士。
战后,希特勒在德军慕尼黑司令部任联络员,实际是调查地方党派活动的特务。1919年,他参加了“德意志工人党”的活动,因显示了演讲的才能而被邀请入党。
1920年,希特勒退伍,成为党的领导人之一,他把党名改为“德国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简称纳粹)。
改组前的“工人党”领导人是工人和学者,改组后的“工人党”领导核心里面新增了退役和现役军人,例如赫斯与戈林是前空军飞行员,罗姆当时在慕尼黑地区司令部工作。
改组后的党纲明确了党的民族复仇主义方向,主张废除凡尔赛和约,夺取生存空间和排斥犹太人。也有字面上的“取缔不劳而获的收入”、“大企业国有”、“废除利息奴役制”、“重新分配土地”、“取消地租和投机”以及许多有关社会福利的承诺等等。
希特勒参与炮制的纲领前半部迎合当时流行的民族复仇主义,后半部是为了与左派争夺工人阶级。
纳粹党初期的主要活动是群众集会,在慕尼黑和周围城镇的啤酒馆或马戏棚里,主要演讲人是希特勒。
同时纳粹拥有一个类似武装民兵的组织“冲锋队”,其成员中包括退伍军人和失业工人,他们的武器是从德军仓库里面偷窃或抢劫出来的。希特勒善于利用演讲煽动群众的情绪,一旦爆发群众冲突,就由冲锋队担任保镖并且对左派大打出手。
1923年11月,希特勒因为一次轻率的政治冒险“啤酒馆暴动”而被捕,在巴伐利亚州法院的公开审判会上,善于演讲煽动的希特勒大出风头,成为全德国报纸上的新闻人物。他以叛国罪被处5年徒刑,但是由于地方当局的袒护,实际坐牢不足1年。在监狱里面希特勒口述,由他的难友纪录写成《我的奋斗》,这本书后来成为纳粹圣经。
纳粹——“国家社会主义”实际上不是社会主义而是种族主义。
在《我的奋斗》中这样表述:“谁想活下去,就必须战斗。谁不想在这个世界上战斗,谁就没有生存的权利。因为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法则就是永恒的斗争。”——“国家只是达到一定目的的手段。它的目的和用途就是维护种族的存在。
……国家只是容器,种族是容器的内容。”
世界上的各种种族主义都互不相容,希特勒的种族主义理论也如同犹太教的《旧约》,必须有神学基础,希特勒神学也是在他的苦难时期(虽然坐牢的时间仅有九个月)创造出来的。他说:“过去一切伟大的文明所以衰微,都是由于血统污染的结果,有独创性的种族逐渐消亡。”这个理论酷似2000年前的以色列——犹太种族主义。
希特勒认为自己是德国人的救世主,他公开宣布自己创造的神话:“如果我们把人类分成三大类——文化的创造者,文化的承载者,文化的破坏者——那么,只有雅利安种族可以看作是第一类的代表。”他把犹太人划入第三类,号召雅利安种族清除犹太人的破坏和污染。
这种论调能被基督教徒接受,在欧洲,反对犹太人的宗教情绪由来已久,在基督教改革的故乡德国,人们的宗教情绪与政治特别容易结合。
在《我的奋斗》中,希特勒透露了他的宣传鼓动的秘诀:“每一种宣传都必须满足的首要条件,就是有计划的片面态度。
……宣传决不能对真相进行客观调查……宣传只能陈述事实中对自己有利的方面。”——“对一个民族的绝大多数人……支配思想和行为的是情绪,而不是清醒的理智。
不过这种情绪并不是……高度分化的,情绪只有消极的和积极的两个极端:要么是爱,要么是恨。……”虽然希特勒并不隐瞒他愚弄人的秘诀,但是他仍然是当时德国顶尖的宣传鼓动家,因此而被推举为纳粹领袖,并且在各个党派争取群众的宣传战中独占鳌头。
激发民族情绪,借钱赌博——拿犹太人开刀,一箭双雕希特勒反对民主,迷信暴力,在《我的奋斗》里也谈到敌人的经验:“马克思主义所以成功,是由于政治目的和暴力配合完美。日耳曼民族所以失去促进日耳曼民族发展的一切实际希望,就是由于暴力和经过明智选择的政治目的不能坚决配合。
”——“缺乏能开创新局面的伟大理想,总是意味着战斗力有一定的局限。坚信有权利使用武器——哪怕是最残酷的武器,这个信念,总是同有必要重新对世界革命改造的热烈信念联系在一起。
”这就表明希特勒的纳粹路线是推翻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武装夺取政权。这种理论很容易与反对资产阶级民主的左派理论混淆,把追随左派的群众拉到纳粹旗帜之下。
《纳粹圣经》发出号召:“如果……要在历史面前为我们民族获得一个神圣的伟大使命,它就必须……无视传统和偏见,敢于把我们民族及其力量聚集起来,奋勇向前,走出这个民族今天的狭隘生存空间,走向新的土地……”——“德国要么成为世界强国,要么什么也不是。
”这就是说德国人的和平民主愿望一概是传统和偏见,鼓吹德国民族向外侵略扩张。希特勒要让德国人变成不怕倾家荡产的赌徒,也暴露了希特勒狂热的权力欲,为了获取权力,他用民族命运做赌注,哪怕把德国输得精光。
有些学者认为,历史上最著名的独裁者兼军事统帅似乎都有类似的赌徒心理,尤其是外来的军事统帅——例如古代希腊联军统帅亚历山大是马其顿人,中世纪埃及军事统帅萨拉丁是库尔德人,拿破仑是科西嘉人,希特勒是奥地利人,斯大林是格鲁吉亚人——似乎是用别人的家产作赌注,没有后顾之忧。
虽然赌博有输有赢,但是这类赌徒的胆略往往出乎常人的预料,辉煌的胜利更使他们倍受崇拜;崇拜者的心理正如中国的一句俗话:“远方来的和尚会念经。”
希特勒为什么选择倒霉的犹太人开刀?除了利用宗教情绪获取基督教徒的支持以外还有两个目标,一是领土野心——德国的东方邻国是欧洲犹太人最多的地区。
二是反共——马克思是犹太人,第二国际领袖伯恩施坦是犹太人,1928年以前的苏联***著名领导人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都是犹太人,在第三国际工作的犹太人也不少,帮助中国建党的第三国际代表马林是荷兰籍犹太人(他最后死于纳粹的集中营)。
德国诗人海涅与马克思有忘年之交,也是就犹太人。海涅在1834年所写的论文《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表现了德国诗人的哲学才能,他用诗人的观察力揭示了德国民族性格和特殊的民族心理,所以对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有更加深刻的分析,从而推测德国的未来:
“德国人比起拉丁民族来说毕竟是好复仇的民族。
……德国人在憎恨时也是唯心主义者。……我们憎恨敌人内心深处的最本质的东西,也就是他们的思想。……我们德国人憎恨得彻底,憎恨得持久。
”(《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第二篇)
“自然哲学家之所以可怕则在于他和自然的原始威力结合在一起,在于他能唤起古代日尔曼泛神论的魔力,而在这种泛神论中唤醒了一种我们在日尔曼人中间常见的斗争意欲,……基督教……固然在某种意义上缓和了日尔曼粗野的斗争意欲,但仍未能摧毁它;……德国将要上演一出好戏,和这出戏比较,法国革命只不过是一首天真无邪的牧歌。
”(前书第三篇)
1870年的普法战争和1914年的世界大战都证实了海涅的预言。海涅的预言着眼于“日尔曼泛神论的魔力”,自然哲学和泛神论虽然都是“日尔曼斗争意欲”的心理根源,但是它们没有把“日尔曼斗争意欲”发挥到极至程度。
所以海涅预料德国的战神只是“身披铠甲,头戴战盔,手里拿着矛枪的智慧女神。”后来,希特勒把德国自然哲学偷换为“种族哲学”,同时,日尔曼泛神论塑造的战神变成唯一的民族偶像——国家元首。希特勒是否读过海涅?别人不得而知,犹太人海涅的书完全销毁,德国人再也听不见海涅100年前发出的善意警告了。
希特勒的选票从哪里来?——三权分立为什么失去作用?1924—1928年的德国已经渡过了战后的低谷,经济开始复苏。由于在魏玛制定的共和宪法生效,所以1925年以后的德国被称为魏玛共和国,第一任总统是旧帝国的末代司令官兴登堡元帅,他对于帝国旧军人的顽固势力和战后新兴党派都能宽容,所以暂时维持了社会各种力量的平衡与稳定。
在此期间,希特勒依靠纳粹党内旧军人的效忠,在德国军队里扩大了影响。
从1929年开始的世界经济萧条打破了德国的各派势力的暂时平衡,到了1932年,德国登记失业人数超过600万,工人阶级分别投入***和纳粹党两个激进阵营。
可惜那时苏联仍然贫穷,对于德国工人的吸引力不足,纳粹党放弃了与大企业主对抗的政策,争取到大资本家的支持。
纳粹党的影响迅速增长可以从选举所得票数看出——在国会议员的选举中,纳粹党得票数为1928年80万,1930年640万,1932年1375万,从一个小党变成国会第一大党,但是纳粹没有得到超过半数的国会席位。
在总统选举中,希特勒在1930年得票650万,1932年第一轮得票1150万,第二轮希特勒与兴登堡对决,希特勒得票率不足37 %,堡兴登得票率超过了63 %。
1933年1月底,兴登堡总统下令组织联合政府,由希特勒任总理,前任总理(德国最大的联邦普鲁士国家专员)巴本任副总理。
这时发生了很难解释的变化,德国***提出对巴本的弹劾案,这个议案立刻得到纳粹党的支持,组织联合政府的总统命令被国会的决议推翻,总统下令解散国会。
3月5日新一届国会选举揭晓,***得票上升,成为国会第二大党,这也许是***弹劾巴本的目的。但是纳粹第二号人物普鲁士内政部长戈林在2月28日炮制了“国会纵火案”,诬陷纵火犯是***,戈林立即下令搜捕***人,***被迫转入地下,新国会的***席位上空无一人,社会民主党的席位也有许多空缺,纳粹议员占据了国会的绝对多数席位。
纵火犯选择了对纳粹最有利的时机——如果早两天放火,***候选人会因为破坏选举的罪名而被取消资格,这部分选票可能转投给社会民主党,对于纳粹不利;如果晚两天放火,***候选人已经成为议员,要经过国会批准才能逮捕,也对纳粹不利。
——国会纵火案的策划者和受益者显然是纳粹。国会纵火案的审判拖延了一年,最后宣判被诬告的***领袖无罪释放,但是在这一年间的政局变动已经不可逆转——
1933年3月,国会通过了纳粹党起草的《消除人民和国家痛苦法》,它把三权分立的民主制度说成是人民和国家的痛苦,为了消除痛苦,就把国会的立法权(包括修改宪法,批准对外缔约,批准国家预算等)一律授予纳粹内阁,总理希特勒集大权于一身,成为“合法的”独裁者。
同年4月,中间党派掌权的9个邦政府和邦议会都被希特勒总理派来的纳粹专员强行接管,理由是这里发生了动乱,德国从此由联邦制变成中央集权。希特勒5月下令解散一切工会,6月宣布社会民主党为叛国分子的组织,7月,纳粹以外的其它政党一律“自动解散”。
10月,希特勒宣布退出日内瓦裁军会议和国际联盟,这个政策在11月12日的公民投票中的支持率为95 %,同时举行的国会议员选举中纳粹候选人得票3900万张,占据了国会的绝大多数席位。
德国人为什么崇拜希特勒?——为什么相信纳粹圣经?退出日内瓦裁军会议和国际联盟的政策符合德国民族复仇主义者的愿望,也解除了德国军队重新武装的限制,希特勒由此得到军队各级指挥官的拥护。
曾经为创建纳粹党立下功勋的“冲锋队”这时已经成为拥有250万成员的第二武装,但是居功自傲的冲锋队领导人罗姆是希特勒的潜在的竞争者,希特勒早就让他更信任的希姆莱另外组织了“党卫队”。
1934年6月底,希特勒召开一次冲锋队领导人会议,用突然袭击的方式逮捕了全体冲锋队领导人,随即枪决,又借机处决了纳粹内部的其他竞争者。
随后希特勒在国会宣布:“在这个时刻,我要为德国人民的命运负责,因此我已成为德国人民的最高审判者。……我下令枪决这一叛国案的魁首,……让国民知道,任何人威胁到民族的存在……都不可能不受惩罚!
”希特勒亲自宣布他自己是民族救星,拥有超越法律的生杀大权。
希特勒消灭冲锋队的果断行动被看作是大义灭亲,纳粹在民间的恶劣行径一概算做冲锋队的罪名,希特勒更加得到军队和人民的拥护,在党内的独裁者地位更加巩固。
1934年8月,兴登堡病死,希特勒接管了总统和“武装部队最高统帅”的权力,成为“国家和人民的元首”。为此举行的公民投票顺利通过。
为什么德国人要投纳粹的票?他们为什么把希特勒看作德国的救星?这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德国的国情不仅仅是生产力,还有沉淀在德国人思想中的历史——从日耳曼民族大迁移到基督教改革,从普法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从黑格尔到尼采。
在欧洲民族大迁移的各部蛮族里面,落脚在德国土地上的这部分日耳曼人和原属罗马帝国居民的混血较少(这就是希特勒所夸耀的“雅利安血统”),因此这里保留了更多的野蛮习惯,经济也比较落后,但是人们对于基督教的信仰更加虔诚。
500年以后当然德国已经与欧洲一起进步了,他们的信仰仍然受罗马教皇的控制,在德国爆发的基督教改革也有民族主义的因素。德国古典哲学继承了基督教改革的传统,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又把“日耳曼世界”捧到天上,黑格尔的“上帝作品”到君主立宪制度为止。
1870年以后德国统一,教派之争也从此结束,德国经济开始快速发展。但是君主立宪制度好景不常,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德国皇帝被革命推翻,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也失效了。
希特勒读书不多,他从来不承认别人对自己的影响,只是夸耀自己的独创性和天才。喜欢哲学的德国人认为《我的奋斗》里面的雅利安血统主义继承了黑格尔《历史哲学》里的日耳曼民族主义;希特勒哲学虽然简单粗糙,却正好是大部分德国人容易接受的下里巴人。
这个时代的德国人也接受尼采哲学,只不过希特勒用流*氓式的狂妄代替了尼采学者式的傲慢,尼采的“超人”是无权者的幻想,他晚年才发生了歇斯底里;希特勒是“超人”式的现实偶像,他掌权后歇斯底里可以随时发作。
《我的奋斗》的发行量比德国有史以来一切哲学著作销售量的总合还多,到1933年,《我的奋斗》已经再版66次,单在1940年就销售了600万册。
德国心理学家和哲学家弗洛姆(1900—1980)是犹太人,1934年移居美国。弗洛姆属于法兰克福学派,这派学者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又继承和发展了弗洛伊德的心分析方法,显示了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社会中的多元化进展。
弗洛姆在《逃避自由》里有如是说:
“个人无价值的观念,个人之在根本上不能自立,以及个人之需要服从外在权威,这一切也是希特勒理论的主题,可是希特勒理论的主题却不强调自由与道德的原则,而自由与道德的原则却是新教(基督教)的产物。
“人类失去了自动行为的能力,是法西斯主义可以实现其政治目的的根本原因。确定民主制度与法西斯主义之间区别的真正意义,只有一个方法。
民主制度是一种创造经济、政治、及文化的条件,以便可以充分发展个人的制度。法西斯主义则是个人服从外在的目标,以减弱个人个性的发展。
“希特勒及具有和希特勒同样人格结构的德国人民,都认为任何相信战争会取消的人,不是傻子,就是在扯谎。
……”
在《人格与社会发展过程》中弗洛姆说:“……大多数的德国工人的人格形态,都具有服从权力的人格特性。……这些人格特性包括有虐待狂和被虐待狂;纳粹的意识形态一方面可以引起这些特征的喜欢,一方面也加强了这些特征;于是新的人格特征变成有效的力量,帮助德国帝国主义的扩张。”
弗洛姆在《精神分析与宗教》里说:“在我们的文化中有图腾崇拜吗?有很多。
我们如果想理解像法西斯这样的体系为什么会占据千万人的心,他们何以准备为原则而牺牲诚实和理性……就必须考虑他们的取向中的图腾的和宗教的性质。”
弗洛姆从心理学的角度把德国的民族特色人格化,他认为偶像崇拜就是人格化的“图腾崇拜”。
从哲学的角度来看,“权力人格”承认一元哲学的“必然”决定论;从宗教神学的角度来说,“权力人格”崇拜“前定”的权威;所以信徒们接受一个绝对权威人物的支配。——弗洛姆当然读过海涅的论文,也读过马克思的著作。他继承了海涅对于德国民族的心理分析,也注解了马克思关于“无产者无个性”的阶级分析,不幸数百年来德国人民多次陷于欧洲战祸,战争毒害给民族心理留下深刻的伤痕。
德国人变态的宗教狂热与民族自大狂热被煽动起来,成为投入一场战争的兴奋剂,这是发动任何一场战争都不可缺少的准备。相对而言,意大利法西斯政权为人们准备的战争兴奋剂显然效力不足,因此意大利人民觉悟较早,他们在1943年7月推翻了墨索里尼。
在战争中意大利人付出33万生命;德国人民一直奉陪到底,付出了800万生命为希特勒殉葬。
按照弗洛姆的“社会人格”的观点看来,战前日本人的“权力人格”特征比德国人有过之而无不及。
“权力人格”的由来有历史根源,那就是德国和日本的资产阶级革命较晚,经济发展速度反而较快,民主传统较少,封建主义和政教合一的习惯残余较多,所以对外侵略政策和国内的强权政治都得到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