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建英的老公 查建英:人文留学生对30年留学潮的思考

我从小被一个问题问到大,你是不是打篮球?每次我回答,我不打,我游泳,对方都特别遗憾地看着我,觉得我特别浪费我的身高。

我先得感谢新东方的邀请来做这个演讲,因为我开始第一个反应是我实在是不会演讲,所以当年我就是在美国留学,跑到最后,已经考过博士口试之后,决定我不能拿这个博士学位,因为我拿了之后只能当教授,我肯定是一个特别糟糕的教授,因为我不会讲课。

但是张亚哲特别体谅地说没关系,你不用演讲,你就可以聊天,拉杂地讲一下你自己的留学经历,说一点感想就行了,我说这个行,但却是我现在说这个也成套话了,也不幸被安排在三位博学鸿儒后面,一位是于丹,我的好朋友,生活当中特别不靠谱,因为她是能在我们家喝完茶以后下楼都找不到门,最后找到车库里边还给我打手机,这门到底在哪儿。

可是她一上讲台就特别靠谱,所以我真是在她之后一个文学的旁征博引,钱老师是旁征博引,本来我想走偏锋,谈个案,自征自引,没想到左老师也来一个留学的个案,所以你们只能凑合着听。

刚才徐小平跟我说,你能不能讲一讲思想,我真的吓死了,思想对不起实在讲不了,刚才张老师还说你们有中世纪的思想,我都不知道我是哪个世纪的思想,反正我只能讲讲比较行而下的我怎么留学的始末,也许当中有一点随想。

现在留学的人可能想象不到当年我等于是最早一批留学的人之一,比如我在1981年上北大中文系的时候,中文系尤其是北大的中文系是有一种自己的清高,万般皆下品,唯有中文高,我们是不学洋文的,洋文算什么,所以公共外语没人学,考过就算,所以我的英文就别提多烂了,也没想过能有留学的机会。

我应该说是一个巧合,我们班正好有一大批社会游子,有两个知青同学,他们脑筋特别活,打听到可以自费申请美国奖学金。怎么申请呢?我按他们教我的方法就去当时的北京图书馆,你们没想到那时书都是不开架的,虽然已经是恢复高考了,但是我到了北京图书馆找到一本手册,就是美国大学的留学手册,上面只有一堆地址,我是两眼一抹黑,认识几个名校,哈佛、耶鲁什么的我都写上了。

然后二流的就不太清楚,三流的根本不知道在哪儿,反正挑了十几个,我就一式十几封发了一批申请信,结果很快就有回音。哈佛、耶鲁所有的学校都很一致特别礼貌地拒绝了我。说查小姐,我们很欢迎你明年再来申请,因为你的时间来晚了,我们的奖学金已经发完了。

只有收到一封来自我根本不知道在哪儿的南卡罗兰大学的电报,是英文系系主任发来的,只有三句话:第一句,我们对你感兴趣。第二句,我们有奖学金。第三句,把你的成绩单寄来。

我当时大喜,马上办所有的手续,公共外语的老师非常配合,我都是A,我的英语特棒,马上寄去以后,奖学金拿到,我就第一步得逞了。幸好当时没有托福考试,否则我肯定马上就彻底灭亡,但是在托福到中国的三个月之前,我就去签证了,签证之前,据说当时是你要练几句英文,表示你是能说人家的话,我预先就背了一大堆可能被问到的问题,到那儿以后,一到签证官的面前,那个窗口,我就一片空白,不知道晕晕乎乎说了几句什么话。

这个签证官我还记得很清楚,一个大鼻子,苍白的脸,一个30岁左右很严峻的人抬头看了我一眼,他也说了三句话:第一句是说,我认为他们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你想我申请的是美国大学英文系的研究生的奖学金,我的英文差到这种地步,我当时马上就彻底气球就破灭了。

第二句话,他抬头又看了我一眼,但是你去吧。第三句话就开始露出笑容了,祝你好运。我那时那么拘谨,80年代其实我们是很不开放的,要现在我肯定冲过去拥抱他,但是感觉就是一只鸟突然这个窗户打开我就飞出去了,我终身感谢这个签证官给我这个机会,然后我就出去了。

那个时候我们中文系的这些学姐觉得我简直是胡闹,怎么跑出去念英文系,干什么去,但我其实是非常模糊的一个愿望,我要出去看看那个世界,没有任何更具体打算。而且莫名其妙,这有点宿命的感觉,我在大学三年历曾经写过一篇短篇小说,题目就叫《飞》,里面的女主角不断做着一个梦,变成鸟也不知道飞到哪儿去。

我上了飞机,第一次坐飞机,当时没有坐飞机的经验,而且肚子里也没有油水,我看到所有的东西都是美食,我不断吃,不断吐。第一站转机到亚特兰大机场,在当时美国都是很豪华的机场,我觉得我真到了花花世界,周围都是金碧辉煌,但是我周围只有30美金,当时国家政策只许换30美金,我还真有点迷信,两个三句话,六六顺,我行了,我走了。

还有30美金,我可以走得很久。

其实这么久,我到亚特兰大机场根本不敢花钱,还挺有算计的,我挑了一个特别赏心悦目的大沙发,直对着卫生间,我随时都可以冲进去吐,因为我就是已经吐得全都虚了还想吐,但是周边全是金碧辉煌,特别好,而且没有人敢到靠近厕所的沙发叫我点什么咖啡。

我到了那儿以后,南卡罗兰降落以后我一下子就傻了,我想象美国那时都应该是曼哈顿,都应该是高楼林立,怎么到了一个荒郊野岭,周围都是一片树林,那是什么呢?其实是南卡罗兰州立大学,我们班有一个特别会说俏皮话的人,他说原来你到了美国的贵州。

我就开始了在美国贵州的留学生涯。接着讲美国贵州也不是那么好混的,我到那儿以后,我完全一抹黑,但是他们对我也觉得,来了一个红色中国的大活人,就像空降红卫兵一样,我的英文系系主任是一个特别和蔼的苏格兰老头,最喜欢的事就是下课带着我在校园里转,特别高兴,说这是查小姐,这是来自红色中国,所有人都掐我一下,觉得我是真的还是假的。

我很想撒娇,马上露馅,觉得我英文特别慢,我是中文系的。英文系还要修法文,我说你这不是要我的命吗?能不能先不修法文,他说可以我再要减的时候,大胡子脸一拉说不行,查小姐,你不是来玩的,我这时明白了,其实他是有底线的,我是一边给他打工,一边就是白天黑夜在那儿学英文。

幸亏还年纪比较轻,坐了一年的飞机,而且中国人有小狡猾,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很快当地我交的美国朋友教我一个速成法,不是教你们坏,有时需要救急的方法。

英文系当时要念那些经典的小册子,黄皮的,全部是当代的英文白话,给你概述,所有文学经典的概要,我这样才能对付,第一年我基本上都是这样。但是这个经验非常好,有点像背水一战,突然你听到所有人的话的时候,就像开了一扇窗户。

所以,不要去中国人特别多的城市,反而是去一个没有时间中国人,逼你自己。当时比如那个学校,除了我之外,只有一批十几个台湾学生,他们都是念电机,我是念英文,文科只有我一个人。

但是这个经验很好,周围我完全没有拐棍可拄。而且你会交到各种各样的朋友,不光是在教室里学。比如我的同屋或者是我一起交往的美国朋友都真是土生土长当地的美国人,我发现他们是白人,酗酒,实际上是问题家庭出来的。

我还有一个南方黑人的朋友,一个特别彪悍的小伙子跟我讲,他在课外还在卖坟头,他推销,说建英能不能跟你学习一下怎么练习墓地,我那时会英文了,跟所有人交流,他用特别好的南方的黑人英语跟我推销墓地,你要想象,如果你死了,你的家人万分悲痛,可是如果你买了我的墓地就不会这样,我当时连毛骨悚然的感觉都没有,我觉得这么有意思的经验。

他们带我去黑人社区吃饭、跳舞,他那种骄傲,我把一个中国女孩带到这儿来了,我也是感觉一种非常有趣的新的体验。

我是所有美国垃圾食品的热爱者,到那儿之后,因为穷学生确实也没钱,只能吃那些饭。恰恰我是饥荒年代长大的,带着饥饿我爱吃所有的东西,因为油炸,油多,我只买桶的冰激凌,而且一次不歇气的吃一桶,一到周末我就开着我买的破车去高速公路边吃连锁的墨西哥快餐,里边的汉堡都是一沓,咖啡是一壶,都是这种吃法,特别开心。

后来很多年以后,有时回来以后,有些媒体的朋友经常会问我,你那么早出去,一个人到美国的贵州去留学,你是不是特别思乡、特别孤独、特别忧郁,我总是觉得特别不好意思地让他们失望。

因为实际上对我来说,他们不能想象,后来90年代出去留学,我们这儿都已经是吃得很好了,再到后来都倒过来,留学生很多年没回来,一回来吃相都不好看,你看就是在美国饿的,这样说,他们不能理解我们那时出去,没油水的时候出去那种狂喜,从无拘无束的角度上,你感觉到的是一种舒展,从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里出去,你见到各种各样的生活形态,给你提供的新鲜的视角,其实你是几乎顾不上发思乡的忧愁,我不是说没有,但确实相对来说是一个特别快乐的局面。

学到了什么呢?接触到的人里边,从上学的经验里边,其实更多的不是你读了哪些书,而是一种学习的态度。尤其是到了研究生,美国教学的方式给我印象特别深,是一种师生平等的交流,而且最刺激的是学生可以挑战老师,我们古代的时候有这种书院的时候,老师和学生,尤其你如果登堂入门弟子是可以坐在老师周围探讨的,于丹肯定讲过,孔子周围那些学生可以犯刺或者是趴着,有人弹琴,有人说话,其实美国现代的教育有这种东西,但我是到了美国才看到。

比如后来转到纽约之后,到哥伦比亚大学,曾经我们系里有过两位名师,一个叫萨伊德,写《东方主义》那本书的老师,他是我的系主任。他是一个巴勒斯坦的美男子,为人很傲慢,但是他只要一讲课,所有的人有坐在窗台上,因为很多人想坐,而他又不愿意以我们这种大堂的形式,他讲大家听,他是最喜欢是一种小波的讨论。

在这种课堂上,他永远最喜欢的是能够刺激他、挑战他的学生。另外我的一个东亚系方面的老师叫夏立清,也是一个名师,夏老师是所谓争议性的老师,他上课一边喷云吐雾,不断吸烟,另外是天马行空。

如果想写讲义对付考试的学生是最痛苦的,而且他是口无遮拦,到了多大年龄他都有一颗赤子之心,对学生都说你怎么那么笨,甚至面对一个女生说你可不能再胖了,你现在胖了,是一个非常直率的性情真人,可是他在真帅之外也鼓励一个人的个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