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新觉罗载涛 爱新觉罗·载涛:从“贝勒爷”到政协委员
我父亲是爱新觉罗·载涛,字叔源,号野云,满洲正黄旗人。作为幼子,我在父亲膝下生活30年,耳闻目睹故人旧事,至今不敢忘却。
“老载”
1949年初,北平和平解放。人民政权建立后,首任街道派出所所长登门拜访。他告诉父亲:“你虽然是皇族,却不是顽固守旧的遗老。从辛亥革命到国民党政权垮台,在政治上你做到了一尘不染,很不容易。在群众中有威望,现在请你出来参加街道工作。”
从此,协助民警查户口、与邻居搞卫生、支援抗美援朝活动……都会出现父亲的身影。其中令父亲津津乐道的一件小事是,人们不再称呼他“七爷”“贝勒爷”,而改称“老载”。他觉得很新鲜,好像缩短了自己和人们的距离。
1950年春,父亲挚友李济深来访,二人深谈良久。后来得知,李济深已向周恩来总理介绍了父亲情况,鼓励父亲要为新中国作出贡献。不久,父亲应邀列席了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会上周总理的一席话令他激动不已:“一届一次会议没请您参加,怪我有大汉族主义思想。要不是李济深提醒,我把您这位满族人民的代表给忘记了。”总理不但表示了诚挚的歉意,还送给他一本政协一届一次会议的纪念册,进而请他发挥自己的才干,向大会写提案。
一个秘密
同年夏天,父亲提出的《改良军马以利军用》的议案经毛主席、朱总司令批准,并交炮兵司令部落实。
1950年冬,中央军委为了满足抗美援朝志愿军的需要,朱总司令直接下达命令,让父亲和他的战友们选购两万五千匹军马转运朝鲜。父亲不辱使命,圆满地完成任务。
1954年,父亲参加了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会议期间,彭真市长、刘仁书记与他亲切交谈。刘仁知道父亲是“老北京”,在不经意间问道:“您久居北京,跟您打听个人,不知道认不认识。”“他叫什么?”“金溥安。”这一问一答道出了一个秘密。
刘仁告诉父亲,这个金溥安在敌伪时期任西陵守备队队长,保护皇室墓地。他的部队虽无重武器,可也是一支武装力量。经过我地下党工作,已就起义大事商量妥当,但是事后此人消失了。
父亲听后既惊喜又不无遗憾地告诉市委书记:“金溥安是我的第三子,1944年突患脑溢血病故。”令父亲感到欣慰的是,自己的孩子谢世前投向了人民革命阵营,虽然壮志未酬,但是金溥安的三个女儿先后穿上了军装。
贝勒、亲王和土司
同年9月,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召开。会场内外,大家特别关注父亲和另两位代表。一位是父亲的女婿、蒙族代表达理札雅,一位是达理札雅的女婿、藏族代表班麻旺秀(又名杨复兴)。三位代表,三个民族,两代女婿一起与会。这不就是中国各民族大团结的写照吗?达理札雅的女婿杨复兴,共产党员,甘南军分区副司令员。他出生于世袭土司之家,但是他追求进步,主动废除沿袭三个朝代、历时530多年的土司制度,为解放事业做出重要贡献。
这两位女婿进京赴会时,父亲不让他们住大会接待部门已安排好的高档饭店,非要他们挤住在家里不可。那低矮的平房、简陋的设施实在不能接待“高官”。可是这两位旧时的王爷和土司十分乐意这种安排。父亲更是得意地说:“这才是一家人嘛!”
1957年,父亲出任北京市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副主任,作为满族中德高望重的前辈,遍访郊区县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宣讲民族政策,检查有关民族工作情况。所到之处,均受到群众欢迎。听到大家都尊称他为“载老”时,他感慨万千。“七爷”“贝勒爷”“老载”“载老”,这四个称谓,反映了时代的巨大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