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对石原莞尔的评价 试论石原莞尔的“不扩大”思想

石原莞尔是日本陆军“不扩大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因策划发动“九・一八”事变和筹备建设“满洲国”而被称为“满洲国之父”。但在东京审判时,他却未被列入战犯名单,由此可见其“特殊性”。要探究其缘由,就必须以他的“不扩大”思想为切入点。在中外学界,对石原莞尔“不扩大”思想的研究,主要呈现或忽视或过高评价的两极悖论,尚缺乏全面性和客观性。笔者拟就此问题进行浅要论述,揭示石原莞尔“不扩大”思想之实质。

一、“不扩大”思想之渊源

石原莞尔于1889年出生于日本山形县,从小就受到军国主义的熏陶,他通过对决战战争和持久战争等人类战争形态演进的研究,以及留学德国时接触到的歼灭战略和消耗战略的军事理论,并结合日莲宗的“必将发生以日本为中心的前所未有的世界大战”这一预言,认为在此后将发生一场日、美之间的“最终决战”,而通过这场战争,“世界人类的文明将得到最后的统一”,这就是贯穿其战略构想始终的“世界最终战论”。

在石原莞尔看来,日本实现此目标的首要一步便是“领有满蒙”和充实国力,因此,石原莞尔不仅参与策划了“九・一八”事变,更在随后积极从事“满洲国”的筹备和建设。

然而,在1935年“华北事变”之后,日本的内外形势急剧变化。特别是在日本军部内部,派系矛盾与纷争日趋激化。早在石原莞尔于1935年8月1日被任命为参谋本部作战课课长后不久,便发生了陆军军务局长永田铁山被杀的“相泽事件”,这不仅使“统制派”与“皇道派”的对立迅速尖锐化,也对石原莞尔的思想产生了很大影响,使他进一步坚定了“国防国家建设”和“军人必须对国家提出更明确的军事上之要求”的信念。

随后,“二・二六事件”的发生及广田内阁的成立,不仅对日本政局和侵略国策影响巨大,也使石原莞尔因担任戒严参谋并镇压有功,从而在参谋本部的地位得以迅速蹿升,于1936年6月开始任参谋本部战争指导课课长。

而此时的中国,民众抗日热情迅速高涨,国共两党以“西安事变”为契机,迅速结成第二次统一战线。此外,日本在华北的扩张也触犯了英美在华权益,这使英美等国对华北局势和日本动向极为关注。1935年9月,英国基于维持在华权益与贸易的考虑,并力图借此机会确立对中国财政经济的支配权,于是决定以提供贷款方式来支持国民政府的“币制改革”。

在随后的11月,国民政府就开始实行“币制改革”,通过将白银收归国有、脱离银本位、采用通货制管理等措施,中国经济局面很快有所好转,国民政府对华北的统治力也得以加强,同时还对日本力图以“华北经济圈独立”等方式来推进的“华北特殊地域化工作”给予了很大打击,这在一定程度上牵制了日本对华北的经济渗透与扩张。

同时,苏联因五年计划的实行,国力日益增强,加之德、意、日法西斯兴起和英美的“绥靖政策”,苏联便处在可能东、西两面作战的险境。因此,在1933年前后,苏联开始全面加强在远东的对日防御与备战,并迅速占据优势地位。

1935年底,苏联在远东的兵力已达到狙击14个师团、骑兵3个师团、战车约850辆、飞机约950架、潜水艇20艘的规模,总兵力不少于24万;但此时日本在“满洲”的兵力依然以3个师团作为基干,与其在朝鲜兵力合起来也不超过8万,并有1/3是劣势兵力。

而后,双方差距进一步扩大,1936年底,苏联的远东兵力为狙击16个师团、骑兵3个师团、战车1200辆、飞机1200架、潜水艇30艘,总兵力约29万;日本在“满洲”和朝鲜的兵力为5个师团、2个混成旅团、3个骑兵旅团和3个独立守备队,飞机不超过230架,总兵力约8万,不及远东苏军的3/10。

另外,苏联又于1936年3月,与外蒙古缔结了《苏蒙互助条约》。苏联在远东军事力量的加强以及中苏国境上“日苏国境纷争事件”的不断发生,使日本的“满洲经营”和“北进”战略面临严峻挑战。

在石原莞尔看来,“无论攻防,武器均对其有利”,进而他明确将飞机、坦克和军舰作为“决战兵器”。但在当时的远东军备对比中,日本不仅与苏联存在巨大差距,在日美主力舰数量方面,更是明显呈现劣势。1935年底,日美海军的造舰吨位数分别为769千吨和964千吨,兵力比为80/100;1936年底,其数量变为768千吨和969千吨,兵力比为79/100;此后,其比例持续下降,到1941年日美开战时:日美海军兵力比为68/100。

对此,石原莞尔在1935年进入参谋本部后,立刻就注意到了日本在武器装备和兵力对比中所处的劣势地位。于是,基于日美“最终决战”的长远考虑,以及“北进”苏联这一当前策略,他指出,日本进一步扩大侵华的条件尚不具备,此时应全力建设“满洲国”和加快军备建设,以此来加强“北进”之实力,并进而奠定“最终决战”的战略基础。

为此,石原莞尔主持起草了一系列对苏备战计划和经济建设指导方针。1935年9月,石原在给杉山元参谋次长的建议中明确指出,“急速充实空军和机械化部队”,“将兵备重点转移至北满”,并认为这“乃是当下之第一急务”。

在1935年底起草的《当前国策之重点》中,石原指出,“为对抗苏联在远东的兵力,应从速调整兵备”,“至少要配置相当于苏军80%的兵力”。随后,他又起草了针对苏联的《战争准备计划方针》,提出为完成对苏战争准备,要以“日、满、北支”为基础,大力发展持久战争需要的必要产业,特别是要急速开发与建设“满洲国”。

此外,中国形势的变化则使石原的对华认识发生了极大转变,他认为,在中国,“反对内战的空气正在酝酿”,这使“国内统一的气氛已经酿成”,所以在对华战略上,日本应力主“日支亲善”,奉行暂缓侵华的“不扩大”政策。

二、“满洲国”建设计划

在“九・一八”事变之后,石原莞尔就提出应“放弃以往的占领论”,主张建立“满洲国”,认为“这是为预想的世界最终战争的‘八纮一宇’的下一个阶梯所作的准备”。在1934年3月的《满洲国育成构想》中,他又基于“满洲国”是“对苏国防第一线”的认识,主张将“满洲国”建设成为“诸民族共有之协和国家”。可见,石原莞尔把“满洲国”建设和“北进”苏联作为了日美“最终决战”的必要前提。

但此时,面对日本在日苏远东军备对比中的不利地位,石原莞尔不仅主张迅速增加在“满洲” 的兵力,更开始着手拟订对苏国防策略。在1936年6月起草的《国防国策大纲》中,石原明确提出要“倾注全力使苏联屈服”,以“驱逐英国在东亚之势力”,最后,“当苏、英均屈服、日中亲善之基础开始坚实,即指导东亚诸国,并使之协同,策划实力之飞跃发展,以准备随之而来的日美决战”。

在此影响下,随后批准的《帝国外交方针》规定:“把粉碎苏联对东亚之侵略企图,特别是解除军备威胁、阻止赤化置于外交政策之重点。

”在1937年1月6日的《帝国外交方针改正意见》中,他又指出:“在充实对苏国防的同时,要警戒自屈和退却,以将其调整为积极自主。”可见,石原莞尔是把“北进”作为此时日本的战略重点,由此他认为,要从根本上强化“北进”和日美决战,就必须奠定支撑持久战争的经济基础。因此,提高日本和“满洲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便成了当务之急。

然而,陆军、内阁和民间在当时均缺乏对日本综合经济实力的深入调查和今后发展的全面规划。于是,石原莞尔经过与“满铁”经济调查会东京特派员宫崎正义,以及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副教授古贺英正等人协商,在1935年秋设立了“日满财政经济调查会”。

该调查会基本上处在石原莞尔的实际控制下,主要通过对经济国策与财政、资金计划等方面的研究,来制订服务于日本战争经济体制的产业扩充计划。石原莞尔指出,“政府应该建设适应此军备的国家经济力”,但“自由主义的政府鲸吞我们的军费”,因此,他认为,必须要制订生产力扩充方案,以使政府具体实施。

所以,“日满财政经济调查会”不仅是体现石原莞尔战略思想的“私人机关”,更是一个推动日本政府和军界全力发展战时军需产业的“准政府”机构。

1936年8月,在石原莞尔等人的要求下,“日满财政经济调查会”向参谋本部和陆军省提出了《昭和十二年度以后五年间帝国岁入岁出计划》,该计划大体包括:在财政收入计划中,以“计划增税、发行和处理公债”等为主要内容,财政支出计划则力图以强化军事实力作为主体,从而“增强日、满的经济实力”。

另外,在作为其附属文书的《紧急实施国策大纲》中,还在“满洲军需工业的建设及增产、内地地方军需工业的建设、国防产业产品输出事业的组织化以及国家强化对各个经济部门的管理”等方面对“国防产业的飞跃增产及输出计划”做出了具体规定。

可见,该计划书从财政收入和支出的角度为下一步的具体预算和制订详尽的产业开发计划创造了条件,可以说是“日满产业开发五年计划”的最初提案。

1936年10月,在石原莞尔的推动下,关东军、“满洲国”“满铁”分别派代表参加了汤岗子会议,以商讨关于“满洲国”军需产业开发与建设的具体计划。三方经过协商后,以“日满财政经济调查会”的设想为基础,起草了《满洲产业开发五年计划纲要》,指出“把现地开发必要资源置于重点”,以达到国内之自给自足,并实现对日本不足资源之供给。

同时,为确立“满洲国”自给自足的体制,还设定了各产业部门的增产目标、手段及必要资金等项目。

随后,日本国内也陆续制订了《帝国军需工业扩充计划》和《日满军需产业扩充计划》等一系列军需扩充方案,特别是1937年5月确定的《重要产业五年计划要纲》,不仅明确指出“振兴国防重要产业是以帝国为主体,并将日满融为一体,以适地适业之主义为原则来努力发展国防上必需的产业”,更认识到了各种产业的“相互关联性”,并指出要分清“轻重缓急”。石原莞尔力图通过上述产业开发计划来奠定“总体战”的物质基础。

此外,为促进“满洲产业开发五年计划”的顺利实施,并大力强化“满洲国”的战略基地职能,石原莞尔还于1936年初开始着手把日本国内的一些军需产业移入“满洲”。在他的不断筹划下,1937年底,“日产”在“满洲”成立了“满洲重工业株式会社”,通称“满业”,这成为了加快“满洲国”建设的一大重要支柱。

在石原莞尔的积极指导和参与下,“满洲国”建设计划迅速付诸实施。对此,石原莞尔满怀信心地指出,随着该计划的实施,日本在1941年之前就能够在“满洲”实现“最小限度的战时生产能力”,特别是飞机和战车的年产量均能达到3000架(辆)的生产水平。同时,他还认为在此计划完成之前,日本绝对不能进行战争,这也正是他强烈主张对华实行“不扩大”政策的一个重要理由。

三、“不扩大”思想成型

在1935年“华北事变”后,华北形势日趋紧张。石原莞尔虽试图说服陆军中央发表反对在华北行使武力的命令,但未被批准。而后,他于1936年11月到中国视察,当他在北平听取了关于华北和内蒙等地紧张局势的汇报后,便来到“满洲”与东条英机等人进行了激烈辩论,但关东军方面态度强硬,武藤章甚至以石原在“满洲事变”时的“下剋上”加以反驳。

石原莞尔的此次中国之行虽未能阻止关东军扩大侵华,但随后他就明确提出日本“要改变对中国的高压态度”、“清算北支特殊区域之观念”,其对华政策由此而进一步深化。

“七・七事变”发生后,围绕对事变的处理,石原莞尔与“扩大派”的纷争达到高潮。石原把对苏战略优先和建设“满洲国”作为此时的首要任务,指出“如果扩大战局,一旦导致日华战争,从中国近来的民族意识来看,事态是不易收拾的”,“以我国现有力量,支持这样一场全面日华战争是有问题的”。

因此,他主张慎重处理事变,这得到了参谋本部的河边虎四郎、堀场一雄以及陆军省的柴山兼四郎等“不扩大派”的赞同。而与之相对的“扩大派”态度坚决,陆相杉山元明确表示,“事变将在两个月内得以解决”;武藤章指出,“要向北支增派兵力,并应不失时机地对其加以一击”;关东军方面,则立即召开会议,决定要趁此时机进攻冀察等地。

在“扩大派”的强大压力下,近卫内阁很快批准了杉山元的派兵方针,但石原则以“时机尚不成熟”为由,拒绝增兵,并于7月10日提出了行使武力时的用兵规模,强调不具备如下条件不得出兵:(1)同时动员15个师;(2)同时动用军需动员准备量的一半;(3)作战地域以黄河以北,视情况可包括上海方向;(4)作战时间约为半年;(5)战费为55亿。

虽然此提案未被采纳,但正如堀场一雄指出的:“随着战局的扩大,数个月后果然要动用军需动员量的一半。如果一开战即主动下定这样的决心,那么在事变处理上将会完全改观。”可见,石原莞尔在当时已经预见到中日战争的长期性,因此极力主张避免两国武力冲突,其“不扩大”思想基本成型。

然而,“扩大派”态势强硬且在陆军中居于多数、来自现地的不准确情报等因素,使石原莞尔因担心平津地区的日本侨民而被迫同意出兵。但为避免更大规模的冲突,他于7月18日前往陆军省与杉山元等人进行了会谈,石原说:“若这样发展下去,大有全面战争化的危险,其结果将与西班牙战争中的拿破仑一样陷入无底的泥沼之中。

所以,在此时应立即决定将在北支的全部军队一举撤到山海关的满支国界”,但其主张并未得到赞同。 在8月初,上海也已经处在战争前夜,海相米内光正希望陆军做好动员准备,杉山元表示同意,石原莞尔则强烈反对。

但考虑到与陆军省的关系,以及7月签订的《关于华北作战的陆海军协定》,石原决定为保护侨民而向上海派遣最小限度的兵力。

但他仍把“北进”作为战略重点,不仅增调到上海的兵力有限,而且还以逐步出兵的方式向后推迟,以谋求通过战争局部化和对国民政府施加压力,来获得对华交涉的主动权。同时,石原莞尔还开始积极筹划中日交涉,提出由近卫首相前往南京,与蒋介石谈判,近卫虽表示同意,但在“扩大派”强烈反对下,此提案无果而终。而此时,石原莞尔在陆军中的地位日益孤立,9月底被调到“满洲”任关东军副参谋长。

在此之后,石原莞尔仍不断关注战局变化。在1938年日军准备攻占武汉的前夕,他指出“即使夺取了汉口,蒋介石政权也可能不会倒台”,“4亿中国人也不会屈服”,因此必须“缩小战争规模”、“对支那恩威并用”、“从速实现和平”,他力图以此告知“扩大派”尽快结束战局、谋求和解。与此同时,为早日解决两国“武力纷争”,石原还力图以“东亚联盟”这一间接方式来实践其“不扩大”思想。

“东亚联盟论”是石原莞尔基于“王道主义”和“民族协和”理论而提出的,他认为,为准备“最终战争”,日本当前国策应是与东亚诸民族结成“东亚联盟”。在日中战争全面扩大后,特别是石原在1938年8月被迫辞去关东军副参谋长职位后,他便与木村武雄、宫崎正义等人全力推进“东亚联盟运动”。

1938年底,根据石原莞尔的提议,由宫崎正义起草的《东亚联盟论》开始发行,《东亚联盟论》明确指出要以“国防共同、经济一体化、政治独立”这三个条件来结成“东亚联盟”,在汪伪政权成立后,又加入了“文化沟通”这项原则。

上述四项原则作为“东亚联盟论”的精髓,集中反映了石原莞尔力图以政治诱降及军事、经济和思想控制等手段,来达到支配中国和服务于日美“最终决战”之意图。

“东亚联盟论”主张的“民族协和”和“中日提携”,对日本要尽快结束战争僵持状态的心理有很大影响力。1938年11月3日,近卫内阁提出了“第二次近卫声明”,指出要建立“东亚新秩序”,强调“若国民政府抛弃已往的指导政策”,日本也“不拒绝其参加新秩序的建设”。

另外,“第三次近卫声明”的方针起草者堀场一雄非常赞同石原的“东亚联盟论”,所以堀场一雄在此基础上制订的草案必然要受其影响,这从12月22日“第三次近卫声明”的主要内容便可以看出,“与中国同感忧虑、具有卓识的人士携手,向建设东亚新秩序迈进”,“日满支三国以东亚新秩序的建设为共同目的相结合”,并推行“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三项原则,这与石原在“东亚联盟论”中提出的“国防共同、经济一体化、政治独立”主张极为接近。

对此,石原莞尔指出,“近卫声明以结成东亚联盟为目标”,“其所提各条件与吾人主张的东亚联盟结成之条件,各相应对,毫无隙漏”。另外,石原还极力将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与他的“东亚联盟论”加以混淆,认为“东亚联盟将给朴素的大亚细亚主义以科学的方法论,并使之更加纯粹,这对于今日的东亚诸国是适时的”,这就为汪精卫降日提供了一个重要理论依据。

正如石原所说“数年间在我们的东亚联盟运动影响下,汪精卫先生终于依照我们的《东亚联盟建设要纲》的第一次改订版,决定了最后的态度”。可见,石原莞尔的“东亚联盟论”在日本对华政治诱降方面发挥了思想指导和实践推动的重要作用,可谓是实现对华“不扩大”的有效途径;同时,石原莞尔更力图通过此怀柔方式将东亚诸民族结成“联盟”,以使之成为日美“最终决战”的战略后方基地。

四、“不扩大”之实质

“东亚联盟运动”迅速发展时,东条英机于1940年7月担任陆相,他极力鼓吹“对华加以一击”,扬言作为陆相期间,绝对不允许“东亚联盟运动”继续发展。1940年秋,在东条英机强烈要求下,日本政府设立了“大政翼赞会”,“东亚联盟”的所有活动都被编入其中。

而后,东条又不断对近卫内阁施压,使近卫内阁在1941年7月14日决定“不允许违反肇国精神、晦冥皇国主权的国家联合理论”,开始明确禁止“东亚联盟运动”。同时,以瓦解“东亚联盟”为契机,东条又于1941年3月将石原编入预备役。其实在此之前,石原莞尔与东条英机在政治构想、战争战略等方面就已经存在尖锐矛盾。

石原莞尔以“世界最终战论”为基础,把革新日本国内政治的“昭和维新”作为了构筑“总体战”体制的一个重要方面。他认为,“昭和维新是综合运用东亚诸民族的力量,以此来做好决胜战必胜的准备”,“相对于明治维新是日本的维新来说,昭和维新则是东亚的维新”。

进而,他指出,“昭和维新”对外是结成东亚联盟,它与国内的大改革都是绝对必要的。但石原莞尔的“国家革新”构想;却与东条英机主张的“秩序维持”存在巨大分歧。当“二・二六事件”发生后,东条英机立即命令说:“统帅之下的军队,如果有擅自以不法手段联合起来的,以及损害了统帅尊严的不法分子都要全部逮捕”,这实际上是东条英机要借此时机,以维护军内统制秩序为由,来扫除异己和提高自己的地位。

石原莞尔和东条英机在政治构想上产生分歧的实质,是要以何种方式推进和完善战争体制,这使双方在侵略策略上的矛盾冲突更为尖锐。

石原莞尔把“北进”苏联作为此时日本的战略重点,认为日美“最终战争”的时机尚不具备,反对进一步侵华和过早“南进”;而东条英机的急进侵略思想极端轻视中国、苏联,主张加紧侵华和迅速“南进”。双方在“北进”、“南进”问题上的分歧,直接影响到各自对华的具体策略。

石原莞尔认为日本应全力建设“满洲国”,主张暂缓侵华,但遭到了东条英机的激烈反对。1936年9月,东条英机批准了《绥远工作实施要领》,并于11月派武藤章带兵进攻绥远。

石原莞尔对此强烈反对,并于11月底前往“满洲”,企图阻止关东军的行动,但并未奏效。在“七・七事变”发生后,东条英机立刻向参谋本部提出“鉴于北支形势,应准备直接出动独立混成第1、11旅团主力及空军的一部分”,同时还去电质问石原莞尔,指出石原“过高估计了中国的力量”,认为“以少许兵力略施威胁,中国就会屈服”,但石原莞尔并未被说服,而是就中国的状况和战争持久性等方面对东条发电予以反驳,并提醒东条“要头脑冷静,不要主观行事”。

在随后的8月,关东军就在东条英机的指挥下先后攻占了张家口和大同。

在1937年9月石原莞尔被调入“满洲”任关东军副参谋长后,双方长期以来的矛盾分歧和敌视情绪终于发展成了针锋相对的抨击和对立。石原莞尔严厉批判东条英机的言行,并把东条英机叫做称不上对手的“东条上等兵”,而东条英机更是极力排挤石原莞尔,认为“石原莞尔没有远虑的信口开河”。

特别在对“满洲国”的政策上,石原 指出“应把所得之物,全部还给满洲国。治外法权、附属地行政权,也都要及时还给满洲国”,并主张关东军应在“整备国策决定机构”、“按照建国理想来推进满洲国政治”等方面撤回对“满洲国”的内部指导,这使石原莞尔与东条英机在“满洲国”问题上的矛盾纷争日趋激烈。

于是,在不足一年时间内,石原便于1938年8月以生病为由,私自回到日本,东条英机以此为借口,企图使石原莞尔离开陆军,但在板垣征四郎的庇护下,石原莞尔被调到舞鹤要塞任司令官,继续留在了现役。

随后石原莞尔和东条英机围绕“东亚联盟”的激烈纷争,则是双方矛盾达到高潮的一个重要表现。经过此番激烈较量,石原于1941年3月被编入预备役,东条英机则在同年10月组阁之后,加紧准备“南进”,并于1942年初组织发动了太平洋战争。

而对于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的渐趋不利,石原莞尔则指出:“因为存在着东条英机的战争指导,所以日本是注定要失败的。”在石原莞尔看来,东条英机的独断、冒进以及战争指导方面的诸多缺陷,都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日本的战败。正如石原莞尔在总结日本战败原因时指出的:“政治被委托给了少数人的专断和妥协,以至召来了有史以来最大的国耻。”

可见,石原莞尔的战略思想是“北进”优先、暂缓侵华和最终进行“日美决战”的一个渐进、隐蔽的侵略理论,他并非反对侵华和“南进”,而是主张以“东亚联盟”方式来避免陷入对华持久战的泥沼和不必要的物质消耗,以此为日美“最终决战”奠定基础。

东条英机的战略思想则偏重“南进”,在对华与对苏问题上又过于乐观和狂热,这不仅使他与石原莞尔在战争战略上存在尖锐矛盾和冲突,更由此对石原莞尔进行了激烈攻击。1941年1月,石原莞尔拒绝接受东条英机下达的《战阵训》,东条大为震怒,遂在3月将石原编入预备役,并派宪兵继续监视石原,迫使他于1942年9月回到家乡隐居。

尽管石原莞尔与东条英机存在激烈的矛盾纷争,但石原莞尔的“不扩大”思想作为侵略方式上的一种策略选择,充分考虑了日本的长远战略,并设想了能够实现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巧妙结合的计划,这与东条英机的战略思想比较,虽然因表面采取间接方式而具有怀柔作用,然而其算路却更为深远。

所以,石原莞尔“不扩大”思想之实质在于,既有从属于日本对外扩张战略的侵略本质,更有其自身更为深刻的算路,明显带有渐进性、策略性因素,石原莞尔的这种战略思想一旦实施,其险恶程度与东条英机战争战略的实施是难分高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