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憎命达诗穷而后工 文章憎命达 诗以穷而后工
一个很有才华,也长得非常潇洒的写作爱好者去问他的老师:“你说我能成为一个作家吗?”老师回答:“不可能的。”他就很委屈,说为什么不可能?他的文学修养很高,又很有艺术才情。老师说:“因为你可选择的出路太多了”。
成功都是被绝境逼出来的,死地常常是生路,是升华和超越之路,是永恒之路。杜甫说:“文章憎命达”, 厨川白村讲“文学是苦闷的象征”,恩格斯称“愤怒出诗人”。
欧阳修言:“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盖世所传诗者,多出于穷人之辞也。凡士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巅水淮之外,见虫鱼鸟兽风云草木之状类,往往探其奇怪,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沉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该愈穷而愈工。然则非诗者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
命达之人养尊处优难得写出好文章,而身处逆境之人大都能发愤刻苦,置死地而后生,文采斐然 ,流芳千古。
韩愈《荆谭唱和诗序》中阐发:“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娱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作,恒发于羁旅草野;至若王公贵人,气满志得,非性能而好之,则不暇以为。”
司马迁曰:“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 ,《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也。”
因科场失意,吴敬梓有《儒林外史》、蒲松龄有《聊斋志异》。正如孟子所言“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追溯“穷而后工”说的远祖,有人认为应该追溯到《易》来。《易》中的几句话,如“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其称名也,……其衰世之意邪”等都证明了“易为忧患之书”的说法。
明代《觉非斋文集》说:“人穷诗乃工尔。吾于吾友子良孙君信之矣。子良昔从太学登第为名进士,旅道坦坦,未尝龃龉。当时居行辈中诗名未轶出也。后以非,谪交趾三十年,抑郁无聊, 暌离愤激,一发于诗而后诗始工。……其间登临吊古,触目兴怀,记物感遇无不形于讽咏。忧而伤,劳而不怨,读之令人瞿然起敬。然则子良之诗之工,信乎,由于穷也。夫穷而通天地,自然之理。”
正是因为“穷”,才使人走入内心,冷静思考,心灵觉醒,慈悲智慧显发。
赵翼的名句“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 陈廷焯在《白雨斋词话》中也说:“诗以穷而后工,依声亦然。故仙词不如鬼词,哀则幽郁,乐则浅显也。”
司马迁创作的《史记》,可以说这是一部空前绝后的巨著。他的创作有三个有利条件:出身于一个史官家庭,青年时期三次大的漫游,遭李陵之祸。如果去掉第三个条件,他一定也能写出《史记》来,但是绝对写不出我们今天所见的《史记》。
司马迁遭李陵之祸,惨受宫刑。出狱之后,司马迁升为中书令,官位虽比太史令为高,但只是“埽除之隶”、“闺合之臣”,与宦者无异,因而更容易唤起他被损害、被污辱的记忆,他“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
对于这样的奇耻大辱,司马迁愤愤难平,隐忍苟活,将满腔的郁愤浇注到这部史书中。
《自卑与超越》中说:“由身体缺陷或其他原因所引起的自卑,不仅能摧毁一个人,使人自甘堕落或发生精神病,在另一方面,它还能使人发奋图强,力求振作,以补偿自己的弱点。奋力克服身体或外在环境困难的人,却造就了许多新的贡献和进步。奋斗使他们坚强,也使他们奋勇向前。”
正是因为这一次巨大的变故,使得司马迁对于最高统治者有了新的认识,对于当时的世态炎凉有了深刻的体悟,支持他生活下去的最大动力是完成一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伟大著作。
他将自己的生活遭际,对于人生社会的看法,自己的孤愤难言的情绪倾注到这部书中,《史记》就成了一部抒情之书。鲁迅先生称其为“千古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穷困是作家的不幸,但又是文学的万幸。恰恰是因为物质和精神上的“穷困”激发了人的心灵,激活人内在的隐藏的潜能,从而爆发出激昂悲慨的创作动力,写出千古传诵的奇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