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以宁道德力量 厉以宁:经济活动中的道德力量和精神力量

文字整理/本刊实习记者李微    人类社会要存在,经济要发展,需要道德力量的调节,也需要一种精神动力类社会在发展过程中,最早是没有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的,但一样存在了下来。靠的就是道德调节。

同样,人类要实现腾飞,就要靠一种想腾飞的精神。 市场调节需要道德力量作支撑我们经常谈到两种调节,一是市场调节,二是政府调节。市场调节是一只无形的手,靠供求力量起作用。政府调节是一只有形的手,靠法律法规政策起作用。

那么,这两种调节以外的第三种调节是什么? 我们不妨从人类历史谈起,市场的出现是几千年前的事情,部落之间出现了商品交换。政府出现时,人类社会已经存在了几万年。在这之前漫长的岁月中,既没有市场、也没有市场调节;既没有政府,更没有政策,人类社会持续下来靠的就是道德力量的调节。

所以,第三种调节,就是道德力量的调节。 有了市场、有了政府之后,人类历史上经历过很多次大动乱。农民大起义、外族入侵、诸侯割据、军阀混战,等等。

发生小动乱时,乡下人往城里跑,因为城里有人把守,感觉比较安全,所以叫“小乱居城”。发生大动乱时,城里人往乡下跑,跑得越偏僻越好,所以叫“大乱居乡”。在大动乱年代,市场是失灵的,政府是瘫痪的,但人类社会延续下来了,靠的就是道德的力量。

社会生活个是大领域,其中只有一部分领域是交易活动,交易活动就是按市场规则办事。另外一大部分是非交易领域,包含各种关系和活动,有家庭关系、邻居关系、学术活动、社交活动,等等。

所有这些,都是在非交易领域。 既然是非交易领域,就不会按市场规则办事。非交易领域中,政府调节只规定大框架,这些活动如果不越过法律界限,政府是不管的;越过法律界限,政府才管。

比如,政府对每个家庭是不管的,但家庭中发生了暴力事件,政府就要管。非交易领域中,既不按市场规律办事,也不按市场调节做事。这种情况下,主要靠道德力量调节。 由此可见,在没有市场调节、没有政府调节的时候,道德力量是唯一的调节方式。

相反,有了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同样需要道德力量调节。市场调节下,没有道德力量调节作支撑,整个市场调节是乱的。政府调节下,如果没有道德力量作支撑,政府调节是低效率的。

因此,道是无形却有形,道是有形却无形。这就是道德力量调节的作用。 道德力量调节表现为自律,每个人都要自律。应该说,道德的标准是随时代变化而变化的。达尔文写《进化论》的时候,在南美洲印第安部落考察,到了一个村庄,发现村里全都是年轻人,没有老人。

后来一问才知道,老人都在山上住。因为粮食很少,不够全家食用,为了把剩下的粮食留给小孩子吃,老人们只好都上山住了,在山上找点野果子吃维持生命。时间长了,年轻人也老了,他们也要上山住,为了让更小的小孩子吃饱。

这就是当时的道德标准。 市场调节是第一次分配,政府调节是第二次分配,而道德力量调节产生的是第三次分配,比如发放困难补助等。政府只有等到所有收入到了自己手中,出于道德信念的考虑,才会继续搞分配,帮助穷人。

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第三次分配的数量越来越多。 经济复兴需要精神力量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德国著名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韦伯认为,决定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因素是文化。

他最著名的一本书叫做《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他在书中主要想说明一个问题:为什么在16~17世纪,荷兰和英国成为了最早的资本主义国家? 最早的资本主义萌芽,是在地中海沿岸的意大利出现,但是,为什么意大利没有成为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根据韦伯的解释,意大利所流行的宗教是天主教,天主教的教义是:人是上帝的仆人,人都是有罪的。

人要想赎自己的罪,一条途径是进修道院,把终身奉献给上帝;第二条途径是,不入修道院,把你赚的钱、把你的财产捐献给教会,这样就可以赎罪。

想想看,如果所有人都进修道院去念经,不从事生产,经济能发展起来吗?人把钱都捐给教会了,教会拿少部分给穷人,大部分钱用来盖教堂,经济能发展上去吗?所以,像意大利这样的地中海沿岸国家,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生长的土壤。

古代的中国是世界经济最发达的国家,中国为什么没有首先发展到资本主义?根据韦伯的解释,中国主要有三种宗教:佛教、道教和儒教(儒家思想)。

首先,佛教伦理是,这辈子做好事积德,以便下一代投胎后过上好日子,佛教相信的是轮回。但是,人都把希望寄托在虚幻缥缈的轮回世界中,对现实生活不关心,这样能使经济发展上去吗?所以,佛教理念不可能使中国进入资本主义。

第二是道教,道教分上下两层,上层信道教的是个人享乐主义,他为了长生不老要去炼丹,再搞一些嫔妃;下层信道教是平均主义思想,农民起义打着道教旗帜,入道后一起打天下,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所以,平均主义思想也不能使中国进入资本主义。 第三是儒教,也就是中国人讲的儒家思想。儒家思想的核心,首先是忠于皇帝,帮助皇帝做清官,这是儒家的最高理想。然后,自己光宗耀祖、清史留名。这种做忠君、做清官的思想,是为了维持现实制度不变更,这种思想也不能使经济发展。

所以,中国尽管在古代经济繁荣,但并没有把中国引入资本主义。 荷兰和英国首先进入了资本主义,因为欧洲发生了宗教革命。宗教革命后,基督教分为新教和旧教,旧教就是天主教,新教就是基督教。

荷兰和英国当时信仰的是宗教改革以后的新教。新教的伦理是:勤奋工作、积累财富、创造事业,工作越勤奋积累财富越多,创造的事业越大,在上帝面前完成的任务就越好,这是天职,每个人都应该有这样的思维。

所以,荷兰和英国的新教徒,都在勤勤恳恳地工作,生活很艰苦,积累财富,创造事业。资本主义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 韦伯的这本书出版以后,当时在学术界很有影响,但在社会上没有影响,因为它完全是理论。

半个世纪以后,在西方国家掀起了一阵韦伯热,重新去读韦伯的书。韦伯是德国人,德国是战败国,被四国占领,德国经济也被破坏了。所以,对于战败国,要想重新崛起,信念是最重要的。

人们从韦伯的书里找到了答案:没有一种信念、没有一种精神动力,经济的复兴是不可能的。 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了很多新独立的国家。这些国家原来都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与现代化相比,落后一大截,最后都赶了上来。

靠的不仅是建设,还有精神,没有精神力量是不行的。韩国起来了,新加坡起来了,精神动力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韦伯的理论给了我们重要启示:没有起飞的精神,就不可能有起飞的现实。 这种精神对中国来说尤其重要。

新中国刚解放的时候,人们有足够的精神力量。因为经历了一百年的外国侵略,老百姓经受了那么多苦难,好不容易全国解放了,大家能有一种信念,是非常珍贵的东西。但是,当时没有重视这个问题。1957年反右,挫伤了这种积极性,反右时人们都不敢说真话。

“文革”以后,社会上流行着一种虚无主义、颓废思想。年轻人动不动就说:什么事都看透了,不就这么回事情吗?这种情绪是极其可怕的。所以,中国现在的问题不是单纯的建设问题,更重要的是道德的重新建设,是信念的重新恢复,没有信念是不行的。

四川大地震,全国的力量都凝聚起来,这是非常可贵、无价的精神财富。没有精神财富,我们怎么能把经济搞好?韦伯理论给我们启发。 (鸣谢世纪管理名家大讲堂对本文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