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秉绶隶书代表作】《伊秉绶隶书作品欣赏》
光孝寺位于广州市区,始建于东晋隆安时期(397-401),是岭南年代最古、规模最大的名刹。民谚有“未有羊城,先有光孝”。虞仲翔祠及碑则建于清代嘉庆十六年(1811)。现祠与碑皆毁。虞翻字仲翔(164-233)三国吴时浙江余姚人。
虞精于经学,因犯孙权,被谪戌广州,“虽处罪放,而讲学不倦,门徒常达数百人。”后孙权有所悔悟,下达如虞翻在世,给他人员及船只还都。如亡,送丧还乡,让他儿子做官旨意。但此时虞翻已逝。
碑文作者曾燠,字庶蕃,号宾谷,江西南城人,乾隆进士。书者伊秉绶。伊墨迹存世尚多,但少长篇巨制。此碑原石不存,流传不广,但字数甚多,且为伊氏精心之作,有志于学习伊书者,于此碑细细揣摸,当大有衬裨益。
伊秉绶,清乾隆十九年——嘉庆二十年( 1754-1815 ),号墨卿、默庵。福建汀洲人,故人又称“伊汀洲”。其父伊朝栋,乾隆三十四年( 1769 )进士,历官刑部主事、御史、光禄寺卿。
史称伊秉绶“通程朱理学,幼秉庭训,从师阴承方,讲求立心行己之学。”后受大学士朱珪的常识与纪晓岚的器重,拜纪为师,又拜当时最负盛名的书法家刘墉为师学书法。伊秉绶为乾隆五十四年( 1789 )进士,历任刑部主事,后擢员外郎。
嘉庆四年( 1799 )出任广东惠州知府,因与其直属长官、两广总督吉庆发生争执,被谪戍军台,诏雪后又升为扬州知府。在任期间,以“廉吏善政”著称。嘉庆七年( 1802 ),伊秉绶 54 岁时,因父病死,去官奉棺回乡,扬州数万市民泣泪送别。
伊秉绶本人于 1815 年去世,时年 62 岁。之后扬州人为仰慕其遗德,在当地“三贤祠”(祀欧阳修、苏轼、王士祯三人之祠)中并祀伊秉绶,改称“四贤祠”。
伊秉绶生前善书,兼喜绘画、篆刻,亦工诗文。《清史列传》谓:“秉绶工八分隶。”《国朝先正事略》谓其“隶书愈大愈见其佳,有高古博大气象。”与邓石如并称“南伊北邓”,又与桂馥齐名。
以其“隶书超绝古格,在清季书坛放一异彩”而被后人瞩目,评价甚高。清《昭代尺牍小传》谓“墨卿书似李西涯,尤精古隶,独不喜赵文敏,盖不以其书也。”焦循《雕菰楼集》谓“公之起居言笑,蔼然君子儒也。
时濡墨作隶书,如汉魏人旧迹。”赵光《退庵随笔》谓:“伊墨卿、桂未谷出,始遥接汉隶真传。墨卿能脱汉隶而大之,愈大愈壮。”蒋宝龄《墨林今话》谓:“(伊秉绶)尤以篆隶名当代,秀劲古媚,独创一家,楷书亦入颜平原之室。
”何绍基《东洲草堂诗抄》赞伊秉绶:“丈人八分出二篆,使墨如漆楮如简。行草亦无唐后法,悬崖溜雨弛荒藓。不将俗书薄文清,觑破天真关道眼。”包世臣《艺舟双楫》谓:“余初识宁化伊墨卿太守秉绶于袁浦。
墨卿,刘诸城之弟子也。因曾问诸城法,太守曰:‘吾师授法曰:指不死则画不活。其法置管于大指、食指之尖,略以爪佐管外,使大指与食指作圆圈,即古龙精之法也。其以大指斜对食指者,则形成凤眼,其法不能死指,非真传也。
”王椒畦诗曰:“墨卿作书亦如画,笔墨之外能通神。”杨守敬《学书迩言》谓:“墨卿八分书根柢汉人,行书学李西涯,尤为超妙。”向燊说:“墨卿楷书法《程哲碑》,行书法李西涯,隶书则直入汉人之室。即邓完白亦逊其醇古,他更无论矣。
”李宣龚云:“汀洲书法出入秦汉,微时所作篆隶有独到之处。即其行楷,虽发源于山阴、平原,而兼收博取,自抒新意,金石之气,亦复盎然纸上。”康有为《广艺舟双楫》谓:“汀洲精于八分,以其八分为真书,师仿《吊比干文》,瘦劲独绝。
”近人马宗霍《霋岳楼笔谈》谓:“世皆称伊汀洲之隶,以其古拙也。然拙诚有之,古则未能。独其以隶笔作行书,遂入鲁公之室。”沙孟海说:“伊秉绶是隶书正宗,康有为说他集分书之大成,很对。
其实,他的作品无体不佳,落笔就和别人分出仙凡的境界。” 其传世的主要墨迹见于《默庵集锦》, 1971 年台湾大众书局出版有《清伊秉绶作品集》, 1984 年 10 月上海书店出版了《伊秉绶隶书墨迹选》。
虽然他四体俱能,但以隶书为最。其隶书为汉碑中雄伟古朴的一类。仅在上海书店出版的《隶书墨迹选》中即收有其临写的《裴岑》、《韩仁铭》、《尹宙碑》、《孔宙碑》、《张迁碑》、《衡方碑》等。
尤其得力于《衡方碑》,据伊秉绶《留春草堂诗抄》可知他临写《衡方碑》多达百遍。融先秦篆籀、汉魏砖瓦及颜体气象于一炉,而自成一家。 其隶书对联传世者甚多,如嘉庆三年( 1798 )书写的三言联“志于道,时乃功。
”嘉庆四年( 1799 )书写五言联“清光宜对竹,闲雅胜闻琴。”嘉庆八年( 1803 )书写的五言联“政声韩吏部,经义董江都。”嘉庆九年( 1804 )书写的五言联“从来多古意,可以赋新诗。
”嘉庆十年( 1805 )书写的四言联“变化气质,陶冶性灵。”(以上见于《中国书法文化大观 ·伊秉绶的书法艺术》)。又首都博物馆收藏、刊于《中国古代书画图目》的五言联“由来意气合,直取性情真”和赠诒元九兄世讲联“崇情苻远迹,精理亦道心”,刊于日本《中国书道全集》的七言联“三千余年上下古,一十七家文字奇”等。
除对联外,其传世的隶书作品还有刊于日本《综合书道大辞典》的《晋书刘毅传句轴》,刊于日本《明清书道图说》的《魏舒传语轴》,日本京都博物馆收藏,刊于日本《中国书道全集》的《节临汉衡方碑》。
仲春初六夜宋梅生仪部斋中听雨墨纸本册页 从其诸联中可以看到,古今评者所谓其善写隶书大字“愈大愈壮,气势恢宏”的特点比较明显,评其诸隶书作品多有“方严、奇肆、宽博、恣纵”的特点。
评者又誉其书法:“中锋行笔,藏头护尾,法度森然”、“笔画粗细大致均匀,圆润率直,古趣盎然”、“笔力雄健,秀挺清劲”、“精壮古拙,横平竖直”、“仪态敦厚,骨气洞达”、“格调高雅,饶有神韵”、“古茂浑朴,空灵逸宕”、“富有金石气、庙堂气”等等。
其传世的行书作品有《节临唐宋人书屏》十二行,共一百二十八字,上海博物馆收藏,刊于日本《中国明清书法名品图册》。
《临柳公权尺牍轴》,书于嘉庆三年( 1798),四行共八十六字,刊于日本《中国书道全集》。《自书诗册》,六行共四十一字,辽宁省博物馆收藏,刊于日本《中国书道全集》。《七绝诗轴》,六行共四十五字,刊于日本《明清书道图说》。
《行书老子语轴》,三行共十作字,刊于日本《中国书道全集》。又《中国书法今鉴》收入了《南园先生行书杜诗册》,民国二十年(1931)震亚图书局据瓶斋主人藏墨迹影印。
伊秉绶生前曾临写唐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柳公权等人的小楷,颜真卿的大楷,及《兰亭序》等,打下了其行楷基础。在嘉庆三年所书的行书作品“绝无人到处”已始见其独特风貌。到嘉庆十年所书的行楷对联“立脚怕随流水转,居心学到古人难”已形成他“古拙逸宕,姿态横生”的书风。
评者谓其行楷亦能“兼收博取,自抒新意”、“行笔以隶法为之”、“篆籀金石气溢于字里行间”、“遒劲妍美,收纵自如,极具个性”、“多得鲁公遗韵,骨力内含”。
评者谓其行书“笔笔中锋,不露圭角,蕴含凝重,行笔无不如意。”是与他平日苦苦练笔分不开的。据谢章铤《睹棋山庄词话》载:“墨卿每朝起学笔画数十百圈,自小累大,至匀圆为度。盖谓能是,则作书腕自健。
”评其《节临唐宋人书屏》四条中第一屏(行楷)“工稳齐整、端庄大方”,“凝敛宽博”,“沉稳中见洒脱,断而不离、和而不流”,“异中求同,同中求异”。评其四条屏中的第二屏(行草书)是典型的碑帖结合的代表作,“既能恣意纵横,外柔内刚,又显得潇洒飘逸,随意自然,体现了他为人正直与较豁达的性格。
”评其《临柳公权尺牍轴》:“既有雄厚刚健的笔调,又有灵动朴茂之趣。”评者又认为:“从整体看来,其行书神貌颜体居多,又有杨凝式、林和靖、董香光的遗风,不愧为清中期书坛的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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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秉绶的古穆格调构成了清代篆隶书成就的最高峰。他的成功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在慢条斯理的气氛中,他完成了前人梦寐以求几百年而达不到的境界。气势磅礴应该是一泻千里、叱咤风云的;以他的恢宏大度的效果与麻木不仁的技巧情态相比,我们发现了一种奇怪的掺合。
即使这种掺合已经取得众所周知的成果;但就在面对成果时我们还是将信将疑:这是一种什么样的魔法在作怪:金农的漆书虽然古拙,仍掩饰不了它的装饰习气,但这显然是清代人所能取得的最理想结局。
伊秉绶何许人也,竟如此法力无边?颜真卿的浑朴应该是他的远源,但也仅仅是远源而已。与颜书丰富的提按用笔相比,伊秉绶简直可以说是对线条变化熟视无睹。
发掘空间构架的奥秘,我以为这是伊秉绶成功的一把金钥匙。但他仍然面临着艰难的选择:在汉唐书法中,空间构架的存在与节律起伏相同步,欧阳询、柳公权已经启示我们它的成功面。
在线条获得独立意识之后,书家们不约而同地对它报以垂青而只把结构看成是一种表现媒介;伊秉绶显然看准了这个契机,在冷眼旁观反复盘算多时之后,他义无反顾地瞄准了自己的目标:表现空间美的纯粹性。
利用错落有致、参差相间的线条并列方式来表达空间的理性美。当然,值得庆幸的是他没有忘记和舍弃线条美的一面;只不过为了服从既定目标,他有意削弱线条的节律——顿挫提按的弹性,而准确地捕捉住中锋美的线条本质,他的线条无不圆润丰厚、有立体感,屡为后人敬叹;便是这种捕捉成功的显著标志。
故尔他选择了隶书这一表现形式。
在线条坚实浑朴方面他远胜于金冬心的峭利更有别于邓石如的流动;而在结构方面他又展开了空间、空白配置的全部魅力;因此伊秉绶无疑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他像一个忠厚老成但并不懦弱的托孤老臣,端服危坐,不动声色,但一切世态变化都已尽收眼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