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命运评价】吴敬琏:国家命运的关键抉择
D.Acemoglu(德隆·阿西莫格鲁)和J.Robinson(詹姆斯·罗宾逊)两位美国作家合著的《Why Nations Fail》(《国家为什么会失败》),2012年出版后,在政治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界引起热烈讨论,好评如潮。
D.Acemoglu可谓是经济学的奇才,近年来转向研究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历史,据说用了15年的时间分析了几十个国家的历史。经过这项分析,他从中提炼出一个非常简明而反映本质的理论框架,来分析各个国家。他研究的主题是一个长期发展的问题,研究长期经济增长问题有各种各样的模型,但是从传统增长模型到后来的新古典增长模型,再到最近的新经济增长模型,就是所谓的内生增长模式,它们讨论的都是经济增长成功和失败的直接原因。
所有这些研究,对于我们理解经济发展、理解长期增长有很大的启发,可是D.Acemoglu和J.Robinson认为,这些分析只是触及浅表的原因,其背后还有更深层的原因。所以他们研究新制度经济学,特别是Douglass C.
North(道格拉斯·C·诺斯)研究的路径,从而得出一个结论:制度是决定性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决定了一个国家是走向繁荣还是趋于衰败。他们由此提出了一个分析框架,用以解释:为什么有些国家走向繁荣,有些国家却转向衰败;有些国家成功了,有些国家却失败了?这些有趣的分析值得借鉴,我们可以运用这种方法来观察世界,并分析我们自己的问题。
对于国家成功和失败的深层原因的分析,过去有地理、文化、无知等多种假说。《国家为什么会失败》用生动的事例,逐一批评了这几种前人的假说。这本书一开始,就讲述了一个小镇诺加利斯的故事。诺加利斯地跨两个国家,被一道栅栏隔开,北边属于美国的亚利桑那州,南边属于墨西哥。
虽然边界线两边的人、地理、文化背景都一样,但是经过最近两三百年的发展,几英尺之遥的邻居,情况却全然不同。一个很繁荣,一个却还是处在贫困之中。此外,作者还着重分析了南北朝鲜,在1948年分裂为两个国家以前,他们的地理条件、文化背景,甚至经济发展水平都是一样的,但现在已是天差地别。
所以,作者认为地理、文化、掌权者的相关知识水平等都不足以作为国家成功或失败的深层原因,制度才是决定性因素。
D.Acemoglu和J.Robinson提出的假说把制度分为两大类型,一是包容性制度,一是汲取性制度。包容性经济制度能够吸引、包容所有的人来参与经济的发展,这套制度的要点就是保护产权,能够创造平等竞争的环境,鼓励对知识、对技术的投资,也就是我们经济学上的人力资本的投资,而且能够让所有人共享经济增长的成功。
跟它相伴随的包容性政治制度的特点,就是把政治权力普遍分配给社会成员,从而使大众对掌权者有所约束、有所监督。汲取性经济制度的特点,则是把从多数人那里取得的资源输送给少数人。汲取性政治制度的特点是少数人掌握不受约束的权力,他们利用权力来谋取某个社群的利益,而不惜损害大众的利益。
《国家为什么会失败》通过对这两类制度的划分,分析了不同国家在这个理论框架下的成功或失败的历史过程。这本书更强调政治制度对于经济制度的影响,当然经济制度也会对政治制度发生影响,但是政治制度有决定性,因为掌权者的利益选择,使得经济制度的选择倾向于对掌权者有利。
把很多的复杂因素说得如此简单,作者的这种分析方法受到了不少批评。但在我看来,他这种方法倒是跟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里讲的办法是一样的,就是先从现象入手,然后抽丝剥茧,看到最本质、最抽象的概念,然后回过头来,再从最抽象的概念一层层地对其他因素进行讨论。
当然这本书有些地方确实还存在一些问题,譬如此前讲到的文化、历史等条件其实对于经济增长是有一定影响的,譬如作者对新古典增长模式的批判好像过于严苛了。
当然,需要注意的是,20世纪早期的新古典经济学对我们的影响确实比较深,因此使我们往往忽视了制度的作用。《国家为什么会失败》用了很多篇幅讲述制度是怎么演变的。早期的制度多数都是汲取性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到15世纪以后渐渐分化,但是演变过程中有很多曲折,会产生一些新的因素。
往往在一些关键时刻,有些因素就起了很大的作用,可能会引起巨大的、转折性的变化。比如,15世纪曾经非常繁荣的威尼斯,从包容性制度转向汲取性制度后,逐渐走向衰落,变成了一个博物馆。
有意思的是,在汲取性制度下也有不少国家经济实现高速增长的案例,比如战前时期的苏联,大跃进时期的中国,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在汲取性制度背后往往有很强势的政府,这种政府往往采取“威权主义”的发展模式,充分运用了政府在动员资源和支配资源投向方面的强大力量来实现经济高速增长,因为汲取性政治制度的掌权者也希望经济高速增长,所以在一段时间里实现高速增长是可能的,但是不可持续,为什么不可持续呢?因为经济要进一步发展就一定要有创造性破坏,新的技术、新的生产方式会使一些人富裕起来,而这对于原有的既得利益者可能是很大的打击。
所以这种在汲取性制度下运用强政府的作用来实现的高速增长,因为害怕创造性破坏会动摇自己的既得利益,就会压制技术的发展和进步,所以是不可持续的。
书中举了很多例子,有的地方涉及到中国。比如说,中国1949年建立起一套汲取性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采取的是“威权主义”的发展模式,有人把它称为东亚模式。邓小平改革的意义,就是在“威权主义”模式还存在的情况下打开缺口,建立了一个新的局面,特别是为包容性的经济体制提供了一个空间,因为有了这个空间,所以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实现了高速发展。
但是作者也警告我们,“威权主义”发展模式对掌权者非常有吸引力,所以有走“回头路”的可能,未来有不确定性,如果不进一步改革、进一步完善包容性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包容性的政治体制,中国的高速发展是不可持续的。
总体而言,这本书基本上讲的是别人的故事,不是我们的故事,但是读书的时候想到的还是我们自己。十八大召开后,我在一个论坛上讲到,重启改革的第一步顶层设计,已经迈出去了。后来,很多人批评我太过乐观,但是我仍然认为,过去几年里,其实是两个顶层设计在斗争。
一个顶层设计是沿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济改革、政治改革的道路前进,另一个顶层设计简而言之就是国家资本主义。十八大的重大意义,就是在两种完全不同的顶层设计中肯定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正确道路,而且要求以更大的政治勇气来推进经济改革、政治改革。
经济改革的方向也很明确,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条道路,而不是强政府、大国企、海量投资这条道路。然而,这仅仅是第一步,后面的任务更为艰巨。第二步是制定改革的方案设计和总体规划。第三步就是执行,打破阻力把各项改革落到实处,这要有很大的政治勇气和决心。
“行百里者半九十”,如今离九十还远呢,需要我们大家共同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