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谭力冀文林万庆良背后的“贵人” 贪官如何一路高升(图)
中纪委继续发威,海南省委常委、副省长谭力成为十八大以来第33位,今年落马的第15位省部级高官,也是海南省第二位被调查的副省级官员。在此之前,海南省原副省长冀文林于今年2月被调查。
亦如之前打虎节奏,此番谭力落马亦属突然。上周五(7月4日)谭力还参加了省委常委会,这次会议的主要内容包括研究省委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两个责任”有关意见等。事实上,早在冀文林落马(2014年2月)后,关于谭力被查的消息就开始通过境外媒体传播。2月份,一度有消息称谭力被限制出境。
根据公开资料显示,1998年10月至2001年3月,谭力任成都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2000年4月,冀文林跟随当时刚刚履新的四川省委书记入川,出任四川省委常委办公室副主任。2009年3月,谭力从四川“空降”海南,担任海南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一年后,他在四川时的同事冀文林,也从国土资源部办公厅主任岗位,“空降”到海南担任海口市委副书记。在谭力担任海南省委常委、副省长一年后,冀文林也升任海南省副省长。
谭力与李春城等四川贪腐官员有交集,也与此前被判处死刑的四川黑社会老大刘汉关系密切。1998年10月至2001年3月,谭力任成都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与时任成都市副市长的李春城共事了近两年时间。
2005年,谭力出任绵阳市委书记,而这里也是黑老大刘汉的大本营,他上任后不久,刘汉集团就已开始向其行贿。《财经》杂志报道称,2005年,刘汉控制的汉龙集团一名高管在谭力的房间谈事时,听他提到象牙,就送给他价值数十万元的象牙。后来,又赠予他价值不菲的田黄和翡翠手镯。
随着谭力的落马,已经有三任成都市委宣传部部长落马。此前,已经有高勇和何华章两任成都市委宣传部部长落马。2004年,高勇因涉嫌受贿、洗钱被捕并在此后被判处死缓。何华章于2007年至2012年任成都市委宣传部部长,是李春城的得力干将。而何落马也与李春城案有关。
一位退绵阳休老干部对媒体称,官场人士普遍评价谭力为官“霸道”,常常一个人说了算,与其搭班的多任市长据传都与之不和。在他4年多的任期中,绵阳上了很多大项目,“具体到某一市政工程、楼盘的规划布局,他都要插手管”。绵阳市多名老干部多次举报谭力从市政工程中获利。
2008年汶川地震,谭力最初的答卷并不让公众满意。因迎接中央领导到川视察灾情时面带微笑,他被讥为“微笑书记”、“谭笑笑”,引发全国争议。但谭的仕途前景并未受影响。
相反,在官方评价中收获了极大美誉,并很快高升,履新海南。据一位接近海南省政府的人士称,谭力和冀文林都是被空降到海南来的,谭力“到海南之前,有人帮他说了好话,说他在汶川地震中的贡献很大”。
无独有偶,前不久落马的广州原市委书记万庆良,在危急时刻也有“高人相助”。2012年11月,揭阳原市委书记陈弘平涉嫌严重违纪被查。此后,揭阳原副市长郑松标、原常务副市长刘盛发、原市委副书记罗欧连连落马。据指他们都涉及在揭阳潮汕机场建设中谋取巨额利益,而这些正是当年万庆良力挺的大型项目。
虽然被卷入揭阳窝案,但万庆良的仕途却继续上扬。知情人士透露,这是因为,万庆良又找到了新的官场引路人。2008年1月,万庆良担任广东省副省长。2010年,他转任广州市市长。2011年底,他又接替张广宁担任广州市委书记,正式成为这座改革开放重镇的主政者。
而根据已披露出的材料证实,早前被判死刑(执行)的江西省前副省长胡长清的升迁腾挪,有接受了巨额贿赂的更高层级的组织官员为其操持;被组织部门考察定性“不宜担任高级领导干部”的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刘铁男,也有“贵人”为其力排组织部门的定论。还有原安徽省副省长倪发科、原云南省副省长沈培平,早在市委书记任上,就有许多关于他们的举报,但依旧未能阻止他们平步青云。
在中国,官员提拔的正当程序大致有四道关卡:组织部门对相关干部进行考察,选出合适的人选。接着向同级纪委发出公函,征求意见。纪委方面会召集相关负责人举行会议,研究该候选人的情况,并以书面形式回函组织部。最后,所有材料都会提交党委常委会讨论,经讨论确定后,会依照相关程序对外公示。公示期顺利结束后,新官就能走马上任。
而在这四道关卡之外,还有一个总开关,按钮就握在一个人手里——一把手,或者是层级更高,权力更大的官员。他的态度,基本决定了各道关卡究竟是摆设,还是真能发挥作用。有官员指出,“带病提拔”者中没有几个是靠自己的伪装蒙混过关的,基本是有恃无恐的强行闯关。
原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被开除党籍回到老家后,有朋友问他:“在现有体制下,一个省委书记权力大到什么程度?副厅以上的领导干部,你个人能不能说了算?”程维高的回答称:“绝对没有问题!
我要看中了谁,把组织部长叫过来,说我上一次在某某地方见到那谁,感觉他思路不错。其他都不要说,这个话朝这个地方一落,马上组织部会按照干部任免的程序去考察,然后会拿到常委会上来讨论。”
由此可见,“贵人”们可以透过自身影响力,让他的个人决策看上去完全符合组织程序,慑于权威,常委们在会上表态赞成。以后“带病提拔”的干部出了事,要追究责任时,发现都是集体决策,无从追究。
这些现象也说明,现行考察官员、任用官员的组织程序,至少在考察和任用上述贪腐官员的过程中,成了对劣迹斑斑的贪腐官员无甚约束力的过场和摆设,甚至成了劣胜优汰的过程,成了贪腐之风蔓延的助推器。
如果说查处贪腐官员是治标的话,那么,解决官员产生的组织程序及其过程中的问题,无疑就是治本之途。前述落马的贪腐官员,可以说每一个人都经过了严格的官员升迁考察程序,都经过了组织部门重重道道审查。但是,这些程序,这些审查,都没有起到相应的作用。已有的证据表明,许多落马的高级官员,他们步步高升的过程,就是带病被提拔、小病成大病的过程。
因此,必须尽快建立起一套“倒查提拔”的制度:如果一个官员的品行不端和贪腐行为没有被组织考察程序发现进而被提拔重用,那么,负责考察的相关官员必须对此负连带责任,为自己“失聪”的耳目负责;如果一个官员在考察程序中已被诊断出“病症”还被提拔,那么,拍板提拔的上级官员也必须为此负连带责任。
无此约束,则与上述落马官员品行一致的人,还会源源不断地出现在官场之上。
但倒查提拔说起来容易,实际上谁来倒查和倒查谁,都存在困境。如果倒查者本身就是提拔者,那么就是自己查自己,想来也不会查出什么。同时,倒查提拔是一种权力制约机制,如果倒查者本身就权力微弱,那么倒查就会“有心无力“。“倒查提拔“机制应该成为更顶层的设计,才能更好地解决问题。
而从根本上说,一是提拔程序要公开透明,二是要对一把手的用人决策权作出限制,这两个问题解决好了,“倒查提拔”才可以水到渠成。不若如此,“倒查提拔”不仅举步维艰,而且也很可能一无所获。换言之,在权力一言堂和不透明的情况下,“倒查提拔”很容易被规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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