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晓虹文化反哺 大夏讲坛|周晓虹:文化反哺:网络时代代际关系的新趋势

5月11日下午,我校第179期大夏讲坛在华东师范大学闵行校区法商北楼一楼报告厅成功举行。南京大学社会学院院长周晓虹教授为大家带来了题为"文化反哺:网络时代代际关系的新趋势"的主题演讲。本期讲坛由我校社会发展学院院长文军教授主持,讲座吸引了来自校内外社会学、心理学、历史学等各专业近200名师生前来聆听。整个现场座无虚席,许多学生都席地而坐,聆听了这场高水平的讲座。

周晓虹教授是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国务院社会学学科评议组成员(第六届[2009-2013]、第七届[2014-2018])、中国社会学会副会长、中国社会心理学会会长、教育部社会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学科规划评审组专家。

周教授先后出版《文化反哺:变迁社会中的代际革命》、《传统与变迁——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西方社会学历史与体系》(第一卷/经典贡献)、《现代社会心理学》、《现代社会心理学史》、《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等著译作20余部,在《中国社会科学》《社会学研究》和《历史研究》等杂志发表中英文学术论文百余篇。

"文化反哺"这一概念是周教授于20世纪80年代首创的本土性概念,对周教授学术生涯和人生道路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在正式开始讲座之前,周教授首先回顾了自己关于"文化反哺"思考的缘起,无论是80年代与离休父亲的日常生活互动还是90年代大学老师群体对电脑这一新鲜事物的好奇和学习,都引发了周教授对代际关系的颠覆现象进行社会学思考。

另外,周教授曾经翻译了·米德的著作《文化与承诺:一项有关代沟问题的研究》,书中有关"后喻文化"的理论阐述也给了"文化反哺"很好的启示。

实践经历中的亲身体验与理论思想的学术积累,使得周教授近30年来坚持对"文化反哺"的特征、原因、社会意义等进行不断地思考。在讲述研究缘起的时候,周教授教诲在座的师生们,时代的巨变给予学者大量可资研究的课题,大家要抓住时代赋予的机遇,有意识、有能力将个人困窘与宏观议题乃至社会变迁联系起来,也就是要努力培养社会学的想象力。

尽管悲凉,但也要敢于以生命之有涯对知识之无涯。

"文化反哺"是理解处于急剧变迁时代中国社会代际关系的一个本土性概念。本次讲座,周教授首先从宏观上向大家介绍整体社会变迁与叙事背景,然后重点从器物层面与大家分享了文化反哺表现的三个重要方面——新兴食品、移动电话和电子计算机,接着对代际关系发生颠覆性转变的原因进行分析,最后对文化反哺这一中国体验从共时性和历时性的角度进行了讨论和分析。

一、社会变迁与叙事背景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无论是速度还是规模上都发生了剧烈变化。变迁既带来了的高速增长、人民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教育水平的提高、家庭规模的缩小或父系父权家庭制度的式微,也带来了人们价值观和生活态度的嬗变,这一切都对中国代际关系产生了影响并导致其变迁。

周教授带领的研究团队先后在北京、上海、南京、广州和重庆五大城市对数十个家庭进行了深入地访谈,采取的是"典型/焦点小组访谈法"(foucus group interview),为的是能够给予参与者有益的刺激,从而获得更多的亲子互动细节,同时有效抑制父母亲处于自我尊严的考虑而产生的过分严肃,调动子代的积极性,如此设置,有助于产生涂尔干所说的"突生"(emergent)性质,在受访者的相互作用中取得更好的访谈效果。

二、选择麦当劳,或代际中心是怎样倾斜的?

食品以及盛放食品的器皿是人类最为重要的物质或器物文明之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家庭的恩格尔系数下降,但是食品种类却日渐丰富,并且孩子的专供食品种类增加,同时子代在食品选择上的话语权日益加大。从代际关系角度看,子代开始尝试麦当劳表明在食品选择方面代际中心正在逐渐倾斜。

麦当劳在中国的扩张既与城市化、工业化带来的阶层变动和家庭结构变迁有关,也与父辈、祖辈曾经经历的极度物质匮乏体验有关。周教授通过广州访谈的个案向大家展示了年轻一代是如何将年长一代拉进消费主义的漩涡,并通过"文化反哺"引领年长一代接触外来文化和现代性。

三、移动电话:去中心化或个人网络的建立

将手机或移动电话置于文化反哺讨论的中心,一方面是因为手机是计算机以外最能代表代际差异的电子产品,另一方面是因为手机在普及过程中实现的"去中心化",充分体现出代际沟通的主导权是如何从父代转移到子代手中的。手机或移动电话的快速增长,在便捷了沟通的同时,也彰显了亲代和子代这对电子世界"侏儒"与"巨人"之间的智力紧张和水平差异。此外,亲代在手机操作上"笨拙"还直接导致了他们对子女控制的失败。

四、计算机、代际差异与信息鸿沟

计算机的出现和普及可谓许多父母人生中的"滑铁卢",他们甚至不得不承认人类使用计算机的能力与其年龄成反比。周教授通过分享调查中的案例向大家展示出,一方面在年轻一代和年长一代之间存在着"数字鸿沟",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亲子之间尝试由于代际间的绵延性,血缘纽带或其他社会关系常常能够促使双方在相互理解的情况下,凭借"文化反哺"的方式跨越"数字鸿沟"。

另外,周教授还发现文化反哺不仅发生在亲子之间,在师生之间也广泛存在。例如在一则个案中,老师把学生的话(关于计算机设备操作方面)当做"圣经",这本身就是文化反哺现象中最核心的问题,即知识的来源或判断对错的标准从上一代转到下一代,文化传承方向发生逆转或颠覆。

五、代际颠覆原因的剖析

上述"代际颠覆"现象不能仅仅归因于年龄不同而导致的知识或技能差异,而是有着更为深刻的结构性成因:第一,代际倾斜是一种普遍现象,孩子和年轻一代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重要性日益增加。一方面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大规模的城市化有关,城市人口增长加上独生子女政策使得中国家庭结构发生重大变迁;另一方面中国流动人口增多使得家庭结构小型化、核心化,增强了年轻一代的自主性,削弱了父辈的控制能力;另外市场化以及市场化相关联的各种经济秩序和分配方式的改变也加剧了经济权力从亲代向子代的转移。

第二,移动电话或手机这种点对点的沟通技术具有"去中心化"的特点,为平等沟通提供了条件,也为"私域"或个人空间的建构创造了基础。第三,数字鸿沟也是一种代际鸿沟,子代在互联网和信息方面的话语权力越来越大,这种信息获取上的代际鸿沟对两袋人的价值观、生活态度、人生视野、参与能力甚至生存机会将会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

因此,代际关系的颠覆与年来的社会结构性的剧烈变迁有着十分密切的关联。

六、中国体验:从"仅此一地"到"仅此一次"

周教授认为,文化反哺是中国体验的重要组成,并分别从共时态与历时态角度追问了这一中国体验的独特性。从共时态角度来看,尽管西方也存在亲代和子代在信息交流技术()存在差距的现象,但是从"封闭"到"开放"的巨大变迁以及生活在世的两代人或三代人之间的物质与精神生活的反差如此之巨大则在中国"仅此一地"(或"仅此数地",指的是那些与中国有着类似社会变迁经历的国家或地区)拥有。

从历时态角度来讲,虽然历史上存在"弟子不必不如师"以及"五四运动"中年轻一代领时代风流等"文化反哺"现象,但是历史上的"文化反哺"情境一般都出现在特定的家庭、师徒之间或者政治领域对新的意识形态的立场,并不完全取决于年龄这一因素;然而,因社会变迁而导致的"文化反哺",其规模之大、程度之深、范畴之广则仅在今日中国出现,并且在将来也不会再出现,即空前绝后,"仅此一次"。

演讲结束,文军教授对周晓虹教授的演讲做了高度的评价,他认为"文化反哺"现象不仅是观察中国转型社会的一个很好的视角,也是一个充满社会学智慧和中国体验的学术议题。周教授表示,在这一伟大的时代,能够将这一些社会变迁记录下来,是自己的荣幸。

在讲座过程中,周教授以幽默风趣的语言风格,讲述着一个又一个生动真实的案例,在场师生无不产生共鸣。在互动环节,周教授分别就师生提出的关于中产阶级、中国青年等问题进行了耐心地回应。整场讲座持续2小时,最终在大家的笑声和阵阵掌声中圆满结束。